韓戍:儲安平對納粹奧運的致命誤讀

儲安平隨中國代表團採訪柏林奧運(1936年),以“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本報特派記者第X信”為題,為《中央日報》采寫了20餘篇、近4萬餘字的新聞報道。綜觀這些報道,會發現其中充滿致命的誤讀、主觀的想象和錯位的同情。

(一)“和平”和“友誼”的奧運

在儲安平看來,柏林奧運是一場“力與愛交流”的奧運。所謂力,指的是運動員在體育競技中表現出的活力;愛,指的是運動員在比賽以外表現出的友愛精神。他說:“這一個大會最大的精神是’和平’與‘友誼’,和平里包括秩序,友誼里包括道德。”他稱讚道,在奧運會中,“沒有國家的鴻溝,沒有種族的歧視”,世界五大洲,黃白黑種族在奧運會上受到了同樣的待遇,站在了平等的地位。每一位選手都遵守秩序,每場比賽都公平競爭、光明磊落。

然而,儲安平的認知,與事實情況並不相符。奧運賽場上到處飄揚着帶有侵略象徵的納粹旗幟,象徵和平的奧運五環旗被明顯淡化。各國代表隊入場時,三千多名選手走過主席台,接受希特勒的檢閱,加拿大、墨西哥、法國、奧地利、匈牙利、烏拉圭等國運動員都向希特勒行表示“效忠”的納粹舉手禮。猶太人田徑選手格勒泰爾•貝格曼成績優異,卻在賽前被突然剝奪參賽資格,由男扮女裝的“希特勒青年團”團員多拉•拉特廷頂替上場,以欺騙國際主流社會輿論。奧運開幕的第二天,德國女子標槍、鉛球選手各獲得一塊金牌,希特勒親自向獲獎選手表示祝賀。當晚,兩位美國黑人跳高選手分獲金銀牌時,希特勒立即在頒獎前離開現場,以避免向“劣等種族”的黑人選手道賀。儲安平並不知情或未能捕捉到這些細節,對柏林奧運的判斷,大體出於一種先入為主的想象,其中多有主觀臆測的因素。

(二)歌頌希特勒崇拜

儲安平讚歎於德國民眾對希特勒的信仰和崇拜。他評論遠道而來參觀奧運的德國民眾:

“這些人,有的也許難得來柏林,有的也許從來沒有到過柏林。他們都懷着最大的熱情,來到他們的京城。他們是來看世界運動會的,然而他們內心裡最大的衝動,還是要來拜謁他們元首所在的京都。他們對於他們的國家是何等關切,他們對於他們的元首是何等崇仰,他們一旦從鄉間來到京城,精神上是何等的亢奮!”

奧運開幕式上,德國民眾對元首的崇拜更讓儲安平敬佩:“德國的人民,喊着那樣懇切、勇敢、崇仰的聲音來歡迎他們的元首。”奧運比賽中,“每逢希特勒到場時,四周歡呼震天,而侍立於大門外等候以期得一睹希氏丰采者尤眾,此輩雖立至一小時之上,亦不他去,德人擁護領袖如此熱烈,實令人欽佩。”

德國民眾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是納粹長期實行新聞控制和奴化教育的結果。在德國,希特勒的肖像出現在郵票、教科書、明信片、廣告上,懸掛在辦公室、商店和起居室里。希特勒經常舉行盛大集會並直接向民眾發表講話,其聲音通過收音機回蕩在各個公共場所。長期反覆的宣傳,造成一種虛幻的氛圍,使民眾相信,“元首是這個民族強有力、與上帝同樣的保護人”。德國民眾服從元首,亦以放棄現代公民的個人自由為代價,將國家所有的權力和責任全部交給希特勒這種“卡里斯瑪”式的人物身上。民眾無須思考,不必決斷,需要做的只是“服從”並“履行義務”。儲安平讚賞這種極權主義下的領袖崇拜,認為這是德國民眾熱愛領袖的表現,其情感完全出於自發,原動力是某種對國家和民族的愛戴。

(三)讚揚“日耳曼精神”

在儲安平看來,德國民眾崇拜領袖,熱愛國家,處處體現出一種所謂“日耳曼精神”。 在他看來,此種精神是使德國從弱國轉為強盛的關鍵。他認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受《凡爾賽和約》制裁,德國民眾在艱難困苦中掙扎,“命運完全掌握在死神手裡”。然而,由於希特勒和納粹黨強大的動員能力,極大調動了每一位民眾的積極性,民族凝聚力一時達到頂點,國力亦隨之突飛猛進。德國由此衝破了《凡爾賽和約》束縛,並在短短二十年的時間裡,成為與英美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

儲安平讚歎於德國這種飛速的進步:

“我們看,我們看今日的德國又是如何一個局面!今日的德國還是一九一八年時候的德國嗎?再也不是,再也不是了。二十年,二十年!僅僅二十年!二十年,在歷史上是多麼短的一段時間,然而二十年間人事上的變遷是多麼驚人。今日的德國再也不是忍氣吞聲接受凡爾賽和約時的德國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國不能不瞠目相視,而讓德國仍一繼而恢復了他世界頭等國家的地位了。”

所謂德國恢復到頭等國的地位,無非是毀約擴軍,在軍事上與英美抗衡。然而,此種強盛並非意在維護世界和平,只能給世界帶來災難。當時已有中國學者指出,納粹運動是一種極端的國家主義運動,必將造成軍備競爭的白熱化和同盟外交的復活,對世界和平實為一種嚴重的威脅。然而,儲安平對此毫無認識,反而將德國的毀約擴軍行為說成“民族解放”,並肯定德國民眾的復仇心態。至於“解放”後的德國究竟會走向哪裡,造成怎樣的結果,並不是其關心之事。或者說在他看來,德國“解放”後的一系列擴軍行為,實際都是在重新奪回一戰後被剝奪的“合法權利”。在他那裡,此種“解放”具有絕對的正當性。

(四)呼籲“中國解放”

德國在短短二十年內由弱轉強,儲安平自然聯想到中國的命運。近代中國積貧積弱,屢遭列強欺辱。中國雖然是一戰戰勝國,卻同樣受到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不公待遇,未能收回在山東的合法權益。在很多中國人看來,中德兩國同病相憐。中國欲擺脫此種命運,必須以德為師。中國也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獨裁領袖,喚醒民族意識,調動國民力量,推動國力前進,應付日益危機的列強侵略,從物質和精神上實現徹底更新。正如駐德大使程天放在對奧運選手演講時說:

“吾人等知德國因歐戰之失敗,繳械賠款,喪權失地,至為慘痛,今不及二十年,已卓然復興。最近數年來,在國際地位尤提高不少,此實為德人不畏困難不懼挫折,在領袖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埋頭苦幹之結果,絕非悻致。中國今日在存亡絕續之交,亦必有團結一致,擁護中央,服從領袖,埋頭苦幹之決心,始能渡過難關,恢復民族在歷史上光榮之地位。”

儲安平的見解亦近乎此。他看到德國的強盛與“解放”,亦發出了“德國解放了,我們中國如何”的感嘆,以及“我們的振臂一呼在什麼時候呢”的疑問。其後他遇見一位熱愛希特勒的德國人,聽其敘述“國土一分為二”,“忘不了一切在大戰前他們本有的殖民地”時,亦說“我們中國人也忘不了我們的東三省”,並“衝動得幾乎掉下淚來”。

中國洗刷百年恥辱,以民族團結的姿態來面對一觸即發的對日戰爭,實為時代的必然要求。然而,將中國的復興與納粹德國崛起相提並論,只能是一種錯置的比對。德國雖然失去一戰前的殖民地,但殖民地本是奪取自其它國家,與中國的東三省絕不相同。中國的崛起應當是和平、文明的崛起,而非追求霸權的崛起,必須警惕國家理性的自我魔化和權勢擴張。儲安平未能意識到,中德兩國的歷史問題、現實情況與未來的道路,表面上雖然類似,實際卻有根本性的不同。

(五)沉迷於極權美學的榮譽

納粹使用各種手段,以團體意識取代個體價值觀,將個體劃分到具體的納粹社團或附屬組織中。希特勒又設計了獨創的儀式,包括行軍方陣、萬人集會、慶祝活動等方式以擊潰個體性。有學者形容:“狂熱的集體陶醉剝奪了個體的理性和意志。在輝煌的場景中,或者在明亮的太陽下排列完美的衝鋒隊編隊中,納粹政權成功地複製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即一個掠奪者的國家對弱者不會顯示出任何憐憫的理想。這是從古老的亞述帝國之後,世界再沒有看到的邪惡之美。”

柏林奧運亦是希特勒運用極權主義美學的集中表現之一。從場館建造、傳遞聖火到開幕式、閉幕式,無不經過精心安排,隱含着納粹表達其極權美學的意旨。比如,巨大體育場的建造,為強調人民共同體的感覺。首創聖火傳遞為虛構日耳曼民族與希臘血緣上的傳承。奧運開幕式上,四千個女青年、七八百個男青年表演架營、舞旗、古戰,以宣揚軍國主義傳統。這些場景又通過御用導演的編排、剪切、製造,以盡善盡美的面貌傳遞給全世界。種種宏大的儀式,視覺與感覺的衝擊,渺小的個體消弭於強大的整體之中,身處其中的個人會感覺到重新充滿活力、獲得解放甚至得到拯救。

正如儲安平認為:

“我們去體受開幕閉幕時這種偉大莊嚴的空氣,實在比我們平時去看任何一場比賽,為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我們在比賽場中,充其量看到技術上的優美的表演,我們在這開幕閉幕禮節舉行時,才看到人類最高的情緒。我真覺得光榮,我能夠成為這幾十萬人中的一個,參加在那有幾十萬人的盛典之中。歡呼時就像夏夜的驟雨洪雷,寂靜時幾十萬人就像完全停止呼吸一樣。這情景是何等的肅穆。這時候我們的感情是何等的高尚。”

所謂感覺到感情莊嚴、高尚、光榮,正是納粹所要達到的效果。意識到光榮與個人的渺小之後,在偉大領袖的引領下,便很自然地願意為某些“莊嚴”的集體主義事業獻出自己的生命。納粹正是使用此種手段,調動起民眾的“崇高”情緒,才使他們由普通人變為屠猶的劊子手。

三、認知偏差之原因

儲安平認識的偏差,在當時具有典型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德兩國保持着一種友好關係,此種關係使國人普遍對德國存在好感。

一戰後,戰敗的德國魏瑪政府為打破外交孤立,率先與北洋政府簽訂《中德協約》,宣布放棄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等一切特權,尊重中國的完全主權。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第一個平等新約,從此中德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篇章。孫中山也一直對德國抱有好感,認為中德兩國利害相同,又毫無侵略顧忌,可以互相協助謀求共同利益。儘管其聯德方針未見實效,但其政策為後來的國民政府繼承。

抗戰前的十年中,蔣介石聘請了大量德國人擔任各級政府的軍事顧問,指導中國的國防建設。德國財團、工業企業等均在華投資設廠,開啟中德工貿之合作。納粹黨上台後,出於積極擴軍備戰的需要,亟需中國出土的鎢、鉛、銻等製造武器的重金屬以及花生、棉花、麻、豬鬃等農產品。希特勒着眼於利用價值,從表面上繼續保持魏瑪時代與中國的某種友誼關係。在1930年代所謂“中德關係的蜜月時代”,雙方高層更加往來密切,希特勒和蔣介石甚至多次通信贈物,以表達“欽慕”之情。

當時的中國朝野,亦普遍存在着某種對德國敬仰的心態,認為德國人具有執着、有條理、忠誠和思想深奧、求真務實等特點,日耳曼民族是一個具有持久耐性和充沛活力的民族。蔣介石更是“希特勒的遠東崇拜者”,為凝聚老大腐朽的國民黨,仿照納粹黨成立了“力行社”,並將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與中國傳統道德結合起來,發起了旨在提升國家精神的“新生活運動”。一時間官方報刊大力鼓吹法西斯主義,呼籲蔣介石成為中國的希特勒,成為國民導師和紀律的訓練者、國民精神的宣傳員,以帶領中國走向強盛。

當時的知識界亦認為,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認真、勤儉、遵紀、執著的民族精神,針對中國貧窮、散漫、落後的國情,實為醫治社會痼疾的良方。由此,蔣廷黻、錢端升、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公然轉向支持“新式獨裁”,擁護“集權政府”。儲安平作為知識界的一員,受此時代流行思想影響,並不意外,背後寄託着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希望擺脫貧窮落後,迅速實現國家強盛、民族振興的迫切心態。

其中尚有被蒙蔽的因素。德國奧運雖然是一場極權主義奧運,這已成為英美主流世界的共識。奧運開幕前納粹的排猶活動,國際主流社會曾出現過強烈的抵制行動。但對中國主流輿論界而言,尚無此種認識。據研究,19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德國的納粹暴行認知並不深刻。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之前,除“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中共主辦的機關報曾發文譴責之外,主流報刊一直對希特勒的反猶問題持中立、保守的態度,較少詰責與批判的立場。甚至有些報紙出於“尊重德國內政”的心態,援引德國官方的新聞,替納粹反猶張目。信息不對等,國人無從知道柏林奧運的種種內幕。

感激的心態亦是原因之一。此次中國代表團來德,受到德國方面的禮遇。代表團抵達柏林車站時,德國政府、宣傳部、外交部均派出代表到站歡迎,數千名德國民眾在站等候。柏林市長專程設宴款待中國代表團,地方報紙亦給予正面讚揚的報道。儲安平本人更是作為中國的四名代表之一,參加了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宴會。在國人看來,這實際是一種空前的禮遇。對參加這樣的盛會,中國視之為無上的榮譽,竭盡全力融入其中尚且不暇,根本不可能有所反思,或者說自認為還無資格進行反思。儲安平這種的初出國門的知識分子,看到中華民國國旗出現在柏林上空,中國選手站在世界級的競技場上與各國運動員同台比賽,最直觀的感情只能是感嘆、讚美、歌頌。

當然,亦有儲安平個人的因素。目前所有對儲安平的研究,都以貼標籤的方式將其定位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然而,這些研究均未能注意到,儲安平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階段,實際僅局限於1940年代主辦《客觀》、《觀察》時期。尤其未能注意到其早年思想深處,呼籲領袖崇拜、崇尚威權的一面。比如,他在寫於1932年的《論做人》中說道:“我想做人不外分兩種,一種是做吃人家飯的人,一種是做給飯人家吃的人。有種人,他天生就有那麼一付給飯人家吃的氣魄;領袖是一種天才,雖然有一部分人在說,二十世紀是集團主義勃興的時代,而在事實上,英雄主義乃是一切時機政治上不可避免的現象。在任何組織里,我們都需要有中心領袖。但領袖既是一種天才,天才便不一定人人都有。”

主持“中央日報副刊”時期,他曾大力推崇新生活運動,並主動刊發了《生物與領袖》、《能力分配與服從領袖》、《論領袖制度》、《論領袖》、《擁護領袖與尊師重道》等來稿,這些文章都強調服從領袖的重要性,認為大眾需要領袖來指導,甚至有神化領袖之嫌,將領袖制度與自由主義、議會制度相對照,呼籲領袖制度。甚至到1945年,時值希特勒戰敗自殺,他為湖南《中國晨報》撰寫了第一篇社論,對希特勒的死表現出不勝惋惜之情,認為希特勒也是一屆人傑,有其過人之處。從這種情況來看,對儲安平所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定位,實有重新討論的餘地。

四、結論

1936年的柏林奧運,是一場由希特勒和納粹黨主導的極權奧運。希特勒舉辦奧運,固然意在擺脫外交孤立,改善德國的國際形象,亦希望通過奧運激發民族主義情緒,提高民眾對納粹政權的認同度和支持,為日後進一步實行種族主義與對外擴張創造思想和輿論條件。

柏林奧運充滿了納粹宣傳、種族歧視、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和非理性的領袖崇拜,被國際輿論界認為是一場極權主義奧運。然而,中國知識分子儲安平對此毫無意識,反而在奧運系列報道中,對危險的“日耳曼精神”、德國民眾的非理性領袖崇拜、希特勒強大的動員能力大加禮讚,並呼籲中國以德國為榜樣,實現民族崛起的偉大“解放”。

儲安平對柏林奧運致命的誤讀、主觀的想象和錯位的同情,發生於1930年代中德關係友好的背景之下,亦反映了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希望擺脫貧窮落後,迅速實現國家強盛、民族振興的迫切心態。其中也有信息不對等或受蒙蔽的因素,以及對德國崇敬而感激的複雜心態。當然,更有儲安平個人思想上的原因,從中可以看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另一面相。以上種種皆屬時代局限,卻仍值得今人回首反思、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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