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戍:储安平对纳粹奥运的致命误读

储安平随中国代表团采访柏林奥运(1936年),以“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本报特派记者第X信”为题,为《中央日报》采写了20余篇、近4万余字的新闻报道。综观这些报道,会发现其中充满致命的误读、主观的想象和错位的同情。

(一)“和平”和“友谊”的奥运

在储安平看来,柏林奥运是一场“力与爱交流”的奥运。所谓力,指的是运动员在体育竞技中表现出的活力;爱,指的是运动员在比赛以外表现出的友爱精神。他说:“这一个大会最大的精神是’和平’与‘友谊’,和平里包括秩序,友谊里包括道德。”他称赞道,在奥运会中,“没有国家的鸿沟,没有种族的歧视”,世界五大洲,黄白黑种族在奥运会上受到了同样的待遇,站在了平等的地位。每一位选手都遵守秩序,每场比赛都公平竞争、光明磊落。

然而,储安平的认知,与事实情况并不相符。奥运赛场上到处飘扬着带有侵略象征的纳粹旗帜,象征和平的奥运五环旗被明显淡化。各国代表队入场时,三千多名选手走过主席台,接受希特勒的检阅,加拿大、墨西哥、法国、奥地利、匈牙利、乌拉圭等国运动员都向希特勒行表示“效忠”的纳粹举手礼。犹太人田径选手格勒泰尔•贝格曼成绩优异,却在赛前被突然剥夺参赛资格,由男扮女装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多拉•拉特廷顶替上场,以欺骗国际主流社会舆论。奥运开幕的第二天,德国女子标枪、铅球选手各获得一块金牌,希特勒亲自向获奖选手表示祝贺。当晚,两位美国黑人跳高选手分获金银牌时,希特勒立即在颁奖前离开现场,以避免向“劣等种族”的黑人选手道贺。储安平并不知情或未能捕捉到这些细节,对柏林奥运的判断,大体出于一种先入为主的想象,其中多有主观臆测的因素。

(二)歌颂希特勒崇拜

储安平赞叹于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信仰和崇拜。他评论远道而来参观奥运的德国民众:

“这些人,有的也许难得来柏林,有的也许从来没有到过柏林。他们都怀着最大的热情,来到他们的京城。他们是来看世界运动会的,然而他们内心里最大的冲动,还是要来拜谒他们元首所在的京都。他们对于他们的国家是何等关切,他们对于他们的元首是何等崇仰,他们一旦从乡间来到京城,精神上是何等的亢奋!”

奥运开幕式上,德国民众对元首的崇拜更让储安平敬佩:“德国的人民,喊着那样恳切、勇敢、崇仰的声音来欢迎他们的元首。”奥运比赛中,“每逢希特勒到场时,四周欢呼震天,而侍立于大门外等候以期得一睹希氏丰采者尤众,此辈虽立至一小时之上,亦不他去,德人拥护领袖如此热烈,实令人钦佩。”

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是纳粹长期实行新闻控制和奴化教育的结果。在德国,希特勒的肖像出现在邮票、教科书、明信片、广告上,悬挂在办公室、商店和起居室里。希特勒经常举行盛大集会并直接向民众发表讲话,其声音通过收音机回荡在各个公共场所。长期反复的宣传,造成一种虚幻的氛围,使民众相信,“元首是这个民族强有力、与上帝同样的保护人”。德国民众服从元首,亦以放弃现代公民的个人自由为代价,将国家所有的权力和责任全部交给希特勒这种“卡里斯玛”式的人物身上。民众无须思考,不必决断,需要做的只是“服从”并“履行义务”。储安平赞赏这种极权主义下的领袖崇拜,认为这是德国民众热爱领袖的表现,其情感完全出于自发,原动力是某种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戴。

(三)赞扬“日耳曼精神”

在储安平看来,德国民众崇拜领袖,热爱国家,处处体现出一种所谓“日耳曼精神”。 在他看来,此种精神是使德国从弱国转为强盛的关键。他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受《凡尔赛和约》制裁,德国民众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命运完全掌握在死神手里”。然而,由于希特勒和纳粹党强大的动员能力,极大调动了每一位民众的积极性,民族凝聚力一时达到顶点,国力亦随之突飞猛进。德国由此冲破了《凡尔赛和约》束缚,并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与英美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

储安平赞叹于德国这种飞速的进步:

“我们看,我们看今日的德国又是如何一个局面!今日的德国还是一九一八年时候的德国吗?再也不是,再也不是了。二十年,二十年!仅仅二十年!二十年,在历史上是多么短的一段时间,然而二十年间人事上的变迁是多么惊人。今日的德国再也不是忍气吞声接受凡尔赛和约时的德国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国不能不瞠目相视,而让德国仍一继而恢复了他世界头等国家的地位了。”

所谓德国恢复到头等国的地位,无非是毁约扩军,在军事上与英美抗衡。然而,此种强盛并非意在维护世界和平,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当时已有中国学者指出,纳粹运动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运动,必将造成军备竞争的白热化和同盟外交的复活,对世界和平实为一种严重的威胁。然而,储安平对此毫无认识,反而将德国的毁约扩军行为说成“民族解放”,并肯定德国民众的复仇心态。至于“解放”后的德国究竟会走向哪里,造成怎样的结果,并不是其关心之事。或者说在他看来,德国“解放”后的一系列扩军行为,实际都是在重新夺回一战后被剥夺的“合法权利”。在他那里,此种“解放”具有绝对的正当性。

(四)呼吁“中国解放”

德国在短短二十年内由弱转强,储安平自然联想到中国的命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辱。中国虽然是一战战胜国,却同样受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不公待遇,未能收回在山东的合法权益。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中德两国同病相怜。中国欲摆脱此种命运,必须以德为师。中国也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独裁领袖,唤醒民族意识,调动国民力量,推动国力前进,应付日益危机的列强侵略,从物质和精神上实现彻底更新。正如驻德大使程天放在对奥运选手演讲时说:

“吾人等知德国因欧战之失败,缴械赔款,丧权失地,至为惨痛,今不及二十年,已卓然复兴。最近数年来,在国际地位尤提高不少,此实为德人不畏困难不惧挫折,在领袖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埋头苦干之结果,绝非悻致。中国今日在存亡绝续之交,亦必有团结一致,拥护中央,服从领袖,埋头苦干之决心,始能渡过难关,恢复民族在历史上光荣之地位。”

储安平的见解亦近乎此。他看到德国的强盛与“解放”,亦发出了“德国解放了,我们中国如何”的感叹,以及“我们的振臂一呼在什么时候呢”的疑问。其后他遇见一位热爱希特勒的德国人,听其叙述“国土一分为二”,“忘不了一切在大战前他们本有的殖民地”时,亦说“我们中国人也忘不了我们的东三省”,并“冲动得几乎掉下泪来”。

中国洗刷百年耻辱,以民族团结的姿态来面对一触即发的对日战争,实为时代的必然要求。然而,将中国的复兴与纳粹德国崛起相提并论,只能是一种错置的比对。德国虽然失去一战前的殖民地,但殖民地本是夺取自其它国家,与中国的东三省绝不相同。中国的崛起应当是和平、文明的崛起,而非追求霸权的崛起,必须警惕国家理性的自我魔化和权势扩张。储安平未能意识到,中德两国的历史问题、现实情况与未来的道路,表面上虽然类似,实际却有根本性的不同。

(五)沉迷于极权美学的荣誉

纳粹使用各种手段,以团体意识取代个体价值观,将个体划分到具体的纳粹社团或附属组织中。希特勒又设计了独创的仪式,包括行军方阵、万人集会、庆祝活动等方式以击溃个体性。有学者形容:“狂热的集体陶醉剥夺了个体的理性和意志。在辉煌的场景中,或者在明亮的太阳下排列完美的冲锋队编队中,纳粹政权成功地复制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即一个掠夺者的国家对弱者不会显示出任何怜悯的理想。这是从古老的亚述帝国之后,世界再没有看到的邪恶之美。”

柏林奥运亦是希特勒运用极权主义美学的集中表现之一。从场馆建造、传递圣火到开幕式、闭幕式,无不经过精心安排,隐含着纳粹表达其极权美学的意旨。比如,巨大体育场的建造,为强调人民共同体的感觉。首创圣火传递为虚构日耳曼民族与希腊血缘上的传承。奥运开幕式上,四千个女青年、七八百个男青年表演架营、舞旗、古战,以宣扬军国主义传统。这些场景又通过御用导演的编排、剪切、制造,以尽善尽美的面貌传递给全世界。种种宏大的仪式,视觉与感觉的冲击,渺小的个体消弭于强大的整体之中,身处其中的个人会感觉到重新充满活力、获得解放甚至得到拯救。

正如储安平认为:

“我们去体受开幕闭幕时这种伟大庄严的空气,实在比我们平时去看任何一场比赛,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们在比赛场中,充其量看到技术上的优美的表演,我们在这开幕闭幕礼节举行时,才看到人类最高的情绪。我真觉得光荣,我能够成为这几十万人中的一个,参加在那有几十万人的盛典之中。欢呼时就像夏夜的骤雨洪雷,寂静时几十万人就像完全停止呼吸一样。这情景是何等的肃穆。这时候我们的感情是何等的高尚。”

所谓感觉到感情庄严、高尚、光荣,正是纳粹所要达到的效果。意识到光荣与个人的渺小之后,在伟大领袖的引领下,便很自然地愿意为某些“庄严”的集体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纳粹正是使用此种手段,调动起民众的“崇高”情绪,才使他们由普通人变为屠犹的刽子手。

三、认知偏差之原因

储安平认识的偏差,在当时具有典型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德两国保持着一种友好关系,此种关系使国人普遍对德国存在好感。

一战后,战败的德国魏玛政府为打破外交孤立,率先与北洋政府签订《中德协约》,宣布放弃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等一切特权,尊重中国的完全主权。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新约,从此中德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篇章。孙中山也一直对德国抱有好感,认为中德两国利害相同,又毫无侵略顾忌,可以互相协助谋求共同利益。尽管其联德方针未见实效,但其政策为后来的国民政府继承。

抗战前的十年中,蒋介石聘请了大量德国人担任各级政府的军事顾问,指导中国的国防建设。德国财团、工业企业等均在华投资设厂,开启中德工贸之合作。纳粹党上台后,出于积极扩军备战的需要,亟需中国出土的钨、铅、锑等制造武器的重金属以及花生、棉花、麻、猪鬃等农产品。希特勒着眼于利用价值,从表面上继续保持魏玛时代与中国的某种友谊关系。在1930年代所谓“中德关系的蜜月时代”,双方高层更加往来密切,希特勒和蒋介石甚至多次通信赠物,以表达“钦慕”之情。

当时的中国朝野,亦普遍存在着某种对德国敬仰的心态,认为德国人具有执着、有条理、忠诚和思想深奥、求真务实等特点,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具有持久耐性和充沛活力的民族。蒋介石更是“希特勒的远东崇拜者”,为凝聚老大腐朽的国民党,仿照纳粹党成立了“力行社”,并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与中国传统道德结合起来,发起了旨在提升国家精神的“新生活运动”。一时间官方报刊大力鼓吹法西斯主义,呼吁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希特勒,成为国民导师和纪律的训练者、国民精神的宣传员,以带领中国走向强盛。

当时的知识界亦认为,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著的民族精神,针对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实为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由此,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公然转向支持“新式独裁”,拥护“集权政府”。储安平作为知识界的一员,受此时代流行思想影响,并不意外,背后寄托着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希望摆脱贫穷落后,迅速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迫切心态。

其中尚有被蒙蔽的因素。德国奥运虽然是一场极权主义奥运,这已成为英美主流世界的共识。奥运开幕前纳粹的排犹活动,国际主流社会曾出现过强烈的抵制行动。但对中国主流舆论界而言,尚无此种认识。据研究,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的纳粹暴行认知并不深刻。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之前,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中共主办的机关报曾发文谴责之外,主流报刊一直对希特勒的反犹问题持中立、保守的态度,较少诘责与批判的立场。甚至有些报纸出于“尊重德国内政”的心态,援引德国官方的新闻,替纳粹反犹张目。信息不对等,国人无从知道柏林奥运的种种内幕。

感激的心态亦是原因之一。此次中国代表团来德,受到德国方面的礼遇。代表团抵达柏林车站时,德国政府、宣传部、外交部均派出代表到站欢迎,数千名德国民众在站等候。柏林市长专程设宴款待中国代表团,地方报纸亦给予正面赞扬的报道。储安平本人更是作为中国的四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宴会。在国人看来,这实际是一种空前的礼遇。对参加这样的盛会,中国视之为无上的荣誉,竭尽全力融入其中尚且不暇,根本不可能有所反思,或者说自认为还无资格进行反思。储安平这种的初出国门的知识分子,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出现在柏林上空,中国选手站在世界级的竞技场上与各国运动员同台比赛,最直观的感情只能是感叹、赞美、歌颂。

当然,亦有储安平个人的因素。目前所有对储安平的研究,都以贴标签的方式将其定位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然而,这些研究均未能注意到,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阶段,实际仅局限于1940年代主办《客观》、《观察》时期。尤其未能注意到其早年思想深处,呼吁领袖崇拜、崇尚威权的一面。比如,他在写于1932年的《论做人》中说道:“我想做人不外分两种,一种是做吃人家饭的人,一种是做给饭人家吃的人。有种人,他天生就有那么一付给饭人家吃的气魄;领袖是一种天才,虽然有一部分人在说,二十世纪是集团主义勃兴的时代,而在事实上,英雄主义乃是一切时机政治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在任何组织里,我们都需要有中心领袖。但领袖既是一种天才,天才便不一定人人都有。”

主持“中央日报副刊”时期,他曾大力推崇新生活运动,并主动刊发了《生物与领袖》、《能力分配与服从领袖》、《论领袖制度》、《论领袖》、《拥护领袖与尊师重道》等来稿,这些文章都强调服从领袖的重要性,认为大众需要领袖来指导,甚至有神化领袖之嫌,将领袖制度与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相对照,呼吁领袖制度。甚至到1945年,时值希特勒战败自杀,他为湖南《中国晨报》撰写了第一篇社论,对希特勒的死表现出不胜惋惜之情,认为希特勒也是一届人杰,有其过人之处。从这种情况来看,对储安平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定位,实有重新讨论的余地。

四、结论

1936年的柏林奥运,是一场由希特勒和纳粹党主导的极权奥运。希特勒举办奥运,固然意在摆脱外交孤立,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亦希望通过奥运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提高民众对纳粹政权的认同度和支持,为日后进一步实行种族主义与对外扩张创造思想和舆论条件。

柏林奥运充满了纳粹宣传、种族歧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非理性的领袖崇拜,被国际舆论界认为是一场极权主义奥运。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储安平对此毫无意识,反而在奥运系列报道中,对危险的“日耳曼精神”、德国民众的非理性领袖崇拜、希特勒强大的动员能力大加礼赞,并呼吁中国以德国为榜样,实现民族崛起的伟大“解放”。

储安平对柏林奥运致命的误读、主观的想象和错位的同情,发生于1930年代中德关系友好的背景之下,亦反映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希望摆脱贫穷落后,迅速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迫切心态。其中也有信息不对等或受蒙蔽的因素,以及对德国崇敬而感激的复杂心态。当然,更有储安平个人思想上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一面相。以上种种皆属时代局限,却仍值得今人回首反思、重新审视。

——原载网络,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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