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暘:后进国家中的军队 ——从土耳其军事政变说起

作者题记:在土耳其,军事政变似乎已成为一种政治周期现象,差不多十年一次,对中东国家来说,世俗化远比民主化重要。国家中能有一个坚持世俗化、现代化的军队,实属于求之不得。】

周末一大早醒来,传来土耳其爆发军事政变的消息。对土耳其政治稍有了解的人可能都是会心一笑:“又来了,呵呵”。在土耳其,军事政变似乎已成为一种政治周期现象,差不多十年一次吧。从1960年开始,算上这次,这都五次了吧。

军事政变听上去很反动、很可憎,但了解土耳其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国家,军事政变却往往是好消息,意味着混乱、极端局面的结束,意味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国家重新走上正轨,是好事。土耳其能有今天,没有变成叙利亚那样的失败国家,没有变成伊朗那样的神权国家,土耳其军队的作用至关重要。

土耳其沿袭的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奥斯曼帝国。过去,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奥斯曼帝国则被称为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的几个帝国之一。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现代国家,领土范围大大缩小,但他们有了一个引领国家向现代化进发的优秀领导人——凯末尔,老的译法是基马尔。

在中东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中,凯末尔是很突出的一位。他坚决地要土耳其“西化”,效仿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这其中的关键一点就是世俗化。

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宗教的势力很强。凯末尔针锋相对地强制推行世俗化政策,力度非常大:废除政教合一的体制;解散各级宗教学校;废除旧历,采行西历;废除伊斯兰法,代之以现代民法刑法商法体系;阻止人们穿着宗教服饰,强行取缔很多宗教习惯。总之就是用现代民族精神取代传统的宗教精神。

一些凯末尔坚持推行世俗化的轶事被其支持者津津乐道,比如他坐车经过市内时,看见蒙着面纱的女子,就亲自走下车要求她们摘下面纱。听上去和中国革命者破除迷信时的感觉差不多。

凯末尔之所以能如此强硬,除了他个人强烈的“西化”观念以外,还在于他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凯末尔实际上就是一名军官。他的国家领导人地位正来自于他的赫赫战功。他大力打造土耳其军队的现代化,把大批青年军官送到西方国家去学习现代军事技术。当然,这些青年军官也学到了西方种种的现代社会观念。

凯末尔在世时是没有军事政变的。他对军队的控制力极强。1938年,凯末尔去世,他培养的接班人继续他的各种政策。土耳其国家也继续现代化的进程,但到了1950年,民主选举上台的土耳其民主党却带来了麻烦。

民选政府大力清洗政府中的军队势力,建立起文官政府。可惜这些文官执政能力低下,通货膨胀严重,国家被搞得一团糟。他们还大幅削减军人待遇。公仇私怨之下,1960年4月,总参谋长发动军事政变。控制住国家局面以后,1961年10月,军方还政于民。

以后就是周期发生这种现象。民选政府如果执政还不错,军官们就留在军营中,如果他们胡来乱折腾,到了实在不像话的地步,军官们就走出军营控制国家。有一次,军方只向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就迫使把事情搞砸的政府主动辞职走人。

这个过程听上去很不错。我在大学里学中东政治时,老师对此也是一副支持和赞赏的语气。可能正是在那个课堂上,我对民主的迷信被第一次敲开了裂缝。

土耳其军队能够发挥这种作用,是因为从凯末尔时代开始,军官就成为土耳其社会中最西化、最开明的群体。这些军官往往曾经在西方留学、培训,眼界比其他土耳其人要开阔得多。虽然军事政变的名声很不好,但土耳其的军事政变实际上是把国家事务转交给更现代化、更明智、更开放也更有行动能力的人手中。这当然是好事。

说到这里,就说到了后进国家中军队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军队的职能被严格限制,只能在文官政府指挥下对外作战。但在后进国家,情况大不相同。

后进国家首先面临着开放国家、重组社会的历史任务。他们历史上沿袭下来的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并不适合现代化的需要,需要彻底改变。这一点,中国人想必感同身受。在这些改变中,首先要提高的,就是国家的凝聚和动员能力。

传统社会建立在低效的通讯、联络、组织方式之上。国家的动员力、行动力薄弱。一盘散沙。几千人的外国军队就可以打败一个老大帝国。老大帝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无法组织起来形成合力。奥斯曼帝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所以被分别戴上了西亚、东亚病夫的帽子——国家像病人一样软弱无力。

凯末尔这样的领导人出现以后,他们的政治资本就是军队。这是他们唯一在短期内能组织和利用的力量。结果就是,军队成了后进国家中最先采用现代化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群。看看中国也是一样。李鸿章的北洋海军、袁世凯的北洋陆军都是中国最早现代化的人群。而且,按照现代西方军事原则组织起来的军队,必然在理性化、科层化、客观性等各方面都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否则他们必然在战场上失败。

于是,军队就成了后进国家中最早被动员起来、深具组织能力、行动能力的团体。所以,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中,军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先进国家中是不存在的。在先进国家,各个阶层的人都已经被充分组织、动员起来。军队在这方面并不占优势。不但没有优势,由于军队是危险的武装力量,其他同样有组织能力行动能力的阶层,还会用各种方法限制、防备军队。所以,在先进国家中,军人直接干预政治,不仅很难,甚至很荒唐。有人说过,在美国,如果有军人发动军事政变,那么,不要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去,应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也就是说,人们不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衡量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中军队的作用。在后进国家中,一个现代化的、开明的、组织良好的军队,有可能成为国家秩序最后的保险阀。在这些问题上,刻舟求剑的教条化态度是不可取的。

而且,对中东国家来说,世俗化远比民主化重要。国家中能有一个坚持世俗化、现代化的军队,实属于求之不得。实话说,能有这种条件的中东国家也不多。所以,土耳其政治虽然弊端很多,说是乱七八糟也不为过,但相比其他中东国家,土耳其的政治毕竟已经上了正轨。土耳其算是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转型最成功的国家。土耳其人奉凯末尔为国父,理由非常充足。

2016/7/16

——更多李子暘文章請見其博客:http://www.impencil.org/author/liziyang

One comment

  1. 1,曹長青是堅決擁護民主政治個人自由的極右派,所以這個網登如此文章,可見"尊重不同意見"的重要.
    2,相信有人說"每個國家情形不一樣,必須因時置宜",如果這句話可以成立,那麼大陸,台灣應如何走才是最好的呢?推翻共產黨,打倒國民黨,人民自決,爭取個人自由與尊嚴,在過程中,什麼是最好有效方式?值得深思熟慮.
    3,有些朋友的想法就是必須有一個偉大的人來領導,但這樣"天縱英眀",又不為"名和利"肯"犧牲堅持"的人,還必須有天時地利人和,否則只會變成"偉人與烈士"的化身.
    坐而思不若起而行,做"出來一個聖人的白日夢",不如個人先努力改變,然後把家或個人小圈子弄好,好像有人說過"修身齊家⋯⋯".
    4,所說人和,就是民意,民意常與民族性與品質有關,在我們悠久歷史文化下所產生的民族性是跟得上現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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