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山皕:谈《色•戒》及张爱玲

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作为八年抗战的亲历者,纵观七十年间抗日题材的文艺作品,许多话如鲠在喉,忍不住要说几句。

一,

前几年,李安导演的影片《色•戒》上映,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评论如潮,褒贬各异。不久,国内也制作了一部电视片《旗袍》,在电视台热播,影响也不小。它们都是取材于张爱玲的小说《色•戒》,虽然二者取向各异,结局不同,但都同张爱玲一样,过分强调了人物的“人性”、爱情,模糊了民族大义,混淆了大是大非,在读者、观众中产生误导,实不可取。

一般说来,表现爱情、人性的文艺作品并无不妥,这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嘛,真挚美丽的爱情永远是作品中的亮点。可是,爱情尽管崇高美丽,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第一性的,特别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社会急剧动荡变化之时,它不得不让位于更崇高更重要的民族大义和社会的进步,它们必须服从甚至作出牺牲。如果作者写单纯的爱情故事,无论用怎样的浓墨重彩刻画都无所谓,但这部小说和这些影视作品都是以抗战为背景,写抗日战争的故事,而且是血与火的残酷斗争,这样的处理就很难令人认同。

且不说张爱玲的原著小说《色•戒》,就这两部影视作品来看,尽管二者对作品取向、处理手法有异,却不约而同地对男主人公投以浓墨重彩的刻画,分别以“影帝”级的明星梁朝伟和王志文扮演,可见编导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偏爱。不知是编导自己忘了还是有意模糊,这是个卖身投靠敌寇,双手沾满抗日志士和中国人民鲜血的汉奸。在荧屏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温文尔雅,风流倜傥,执着多情,机智沉着,才干非凡,几近完美的杰出人物。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大汉奸丁默村,且不管丁某是否真是这样的人物,我们也不能把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和真实的人物画上等号,仅就事论事,在作品中有必要这样美化这个人吗?

当然,流行的说法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样处理才有戏,才能增加票房价值。这点可以理解。至于影片中过度暴露的色情,也无非是出于吸引眼球,增加票房价值的考虑,但这只是末节,无需多置喙。可是,男主人公的身份在这部作品中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含糊,而创作者的爱憎应该有明确的表达,不能马虎。这种暧昧的处理,正是造成误导的原因。这里用得上孟子的一句话,“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再谈谈张爱玲的原著《色•戒》。这是一部短篇小说,内容也不复杂,不须多费猜详,一目了然。只是读后好生不爽,这女子是怎么了,怎么这样糊涂?“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年轻的姑娘哪一个不是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巴不得自己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也热切期望自己获得真挚浓烈的爱情。但这二者在生活中都是颇为罕见的,并非轻易就能撷取的。我们的女主人公王佳芝女士就是一个对二者执着追求的人,似乎她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拿今天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她真是做到了“追求卓越,敢为人先”。

一个人要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总得先看清楚,想明白了,再去行动呀。显然,她没有。读者不得不原谅年轻人的幼稚,不成熟。她和一群同样天真,同样满怀热情的年轻人一道,居然组织一个锄奸团,到沦陷的上海准备暗杀汉奸特工头子易某。王佳芝则是执行这个行动的中心人选。这群年轻人尽管幼稚莽撞,但他们的热情真挚是毋庸怀疑的。他们也做过周密的计划,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最宝贵的青春。为了接近易某,他们煞费苦心地从广州、香港一直跟踪到上海,利用王佳芝的美色勾引易某。为了使易某相信王是已婚妇女,不惜破坏自己的贞操,献身与一个最不喜欢的人(作者这种构思真是匪夷所思)。

他们的计划居然取得了成功,王佳芝打入了易公馆,并成为易某的情妇。进入易公馆后,她不由得艳羡易家的豪华,挂着和周佛海家一样的华贵窗帘,她更眼红太太们手上的钻石戒指。她在感情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老易似乎也不那么可憎了,反而逐渐对他有了好感,甚至还巴望与老易幽会。每次与老易幽会后,她都感到“像洗了一个热水澡一样的痛快”。到这一步为止,王佳芝尚未完全忘记自己的使命,和她的同志们做好了一个陷阱,由王佳芝引诱老易去买钻石戒指,在珠宝店前伏击刺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老易到此时尚未发觉身边的危险,慷慨地要为王佳芝购买最昂贵的钻石。就在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王佳芝动摇——不,应该说她改主意了。她忽然感觉到这个男人“是真爱自己的”,这不正是她热切期盼获得的“真爱”吗?便果断地对老易说,“你快走”。老易是何等精明的人,立刻就明白了。赶快离开商店,冲进汽车,迅速逃离。并马上调来人马包围现场,把行刺的人员全部抓获,连王佳芝在内。而且在第二天三点钟之前,就全部处决了,也包括王佳芝在内。这就是她所追求的“真爱”。而且,那个“真爱她的人”却在想,她在临死前是什么样。这就是张爱玲小说《色•戒》的故事梗概。

看了你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是赞赏还是谴责,是惋惜还是厌恶,是沉痛还是快慰。在小说里,我们看不到作者的爱憎,她几乎是出离了感情,跳出了是非,以近乎冷血的平静心态叙述一个惨烈的故事。要说作者毫无爱憎却也不尽然,对主人公王佳芝作者是以一种欣赏的笔触加以刻画,作者很擅长心理描写,特别是对女性的心理描写,真可谓是细致入微。可是对于她的行为,包括她的背叛和出卖战友,没有丝毫的指责,因为她的一切举措都是出于“爱”。难道爱情就是这样神圣,这样伟大?甚至严重的罪行都可以原谅?不能不指出作者这样写已经进入悖谬了。对老易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作者也没有任何的谴责,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形象。这都不足为怪了。

我们知道,小说《色•戒》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中统的特工郑苹茹刺杀汉奸丁默村,因行刺失败而牺牲。这是一个抗日牺牲的爱国志士,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怎么能对烈士作这样的歪曲和污蔑!真实的郑苹如完全不同于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她没有爱上丁默村,更没有放走丁默村。当刺杀行动失败后,郑苹如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还打算再次行刺锄奸。结果落入虎口,壮烈牺牲。作为上海名媛,出身于富裕家庭,一旦国难当头,却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敌救国的第一线战斗,而且不惜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临刑之前,她只说了这样的话,“不要打我的脸,让我死得好看些”。没有屈服,没有乞求活命,而且还不忘美的追求。这样美丽的灵魂和王佳芝真不可同日而语。

二,

前面,我对张爱玲和她的《色•戒》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出她在这部作品中,有一个致命的缺欠,就是完全丧失了是非观念。在其他的时期,一般的文学作品中,这个缺欠也许是并不那么重要,但在抗战时期写的以抗战为背景的作品,这个缺欠就显得特别严重了。这里,我先要对“抗战文艺”作一个界说。我这里所指的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抗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不一定是直接描写血与火的战斗,但却与抗战有关。也不一定是对抗敌英雄的正面歌颂,和对敌人一方的谴责揭露,往往却是对自己阵营中某些负面的东西作一些暴露和指责。比如钱钟书的《围城》、张恨水的《傲霜花》和《魍魉世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还有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这些都不是直接写战争和抗战人物的作品。这些作品即使是写负面的,是非观念仍然是明确的,即抗战是正当的,正义的,所揭露批判的负面东西,都是不利抗战的。敌人、汉奸、发国难财的奸商、贪官污吏、党棍政客,所有这些人都是危害抗战的。当然,那些正面描写抗战的作品,如写沦陷区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老舍的《四世同堂》,写双方特工的地下斗争的徐訏的《风萧萧》,还有张恨水直接描写正面战场上火热战斗的《虎贲万岁》,写南京大屠杀的《大江东去》。报告文学如范长江的前线通讯,萧乾的欧洲战时报道,这一切我都目之为“抗战文艺”。所以,我把张爱玲的《色•戒》也归于这一类。作为抗战文艺,就不能不具有鲜明的爱憎,也就不能不具有明确的是非观,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赞成煽动民族仇恨,特别在和平年代。可是在民族危亡的非常时期,就不能不把民族大义放在首要地位。这里就必须明辨是非,爱憎分明,伸张民族大义。纵然不能上前线杀敌,也必须坚守这个底线。

八年抗战,那是中华民族最辉煌最伟大的时期,尽管整个时代浸透了鲜血、眼泪和汗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多少知识分子坚持民族大义,逃离敌占区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 。即使不幸陷入敌人占领下,也能洁身自爱,不与敌人合作。如陈三立绝食殉国,梅兰芳留须示志,都是鲜明的例子,更不要说那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进步作家了。那时,全中国人民都觉醒过来,都动员起来,都行动起来了。文学家、艺术家不愧为民族的精英,创作出多少优秀的作品。我以为中国近代的文学艺术成就,当以抗战时期为最丰硕,最辉煌,即使到现在,也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峰。

在这个时代,张爱玲的表现如何呢?当淞沪战局吃紧,上海即将沦入敌手,她和许多爱国热血青年一样,离开了上海,去了广州。当日军进一步迫近广州时,又逃离广州,去了香港。在香港求学期间,她也参加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如写写文章,参加演出抗日戏剧。其作品《色•戒》中的女主人公王佳芝身上就有张爱玲的影子。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张爱玲已无路可走,无处可逃,又回到她长年生活的上海。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亲故,一切如旧。但外部的世界变化太大了,到处都是血与火,她没有勇气再投身那激烈动荡的社会,躲进自己安乐平静的小家,过上安宁舒适的生活。也许是她潜在的文学基因发生了作用,也许仅仅是为了稻粱谋,她渐渐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开始,她写一些不关政局的,以女性为题材的小说。她熟悉的各种女性,官宦人家的老夫人少奶奶,妻妾成群的姨太太们,富室豪门的大家闺秀,乃至丫鬟仆妇,还有新式时髦的上海名媛,香港洋场的欧化仕女,都收入她的笔下。她文笔细腻,尤其擅长心理描写,特别是变态女性的心理(王佳芝就是个心理变态者)。人们被抗战拖累得疲惫不堪,心力交瘁,从她的作品中,能获得一小片宁静的天地,暂时地忘却当前的苦难。小说颇受欢迎,张爱玲逐渐声名鹊起,成为上海滩成功的女作家(当然也有“蜀中无大将”的效应)。她也开始写一些电影脚本,自然也不关当前的政局,也很受欢迎。代表作有《太太万岁》等。

张爱玲在抗战后期正式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我们不要苛责张爱玲,更不应把她看做“汉奸”,她仍然是怀着一颗“中国心”的。她要走上另一种生活和写作道路,这个无可厚非,勿庸他人置喙。对她后来的“失足”,我们是感到惋惜,感到遗憾,也许更应该是同情,这是她的不幸,不是她的罪恶。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思想上的“失足”就不是随便可以宽宥的了。如果把这个情绪带进他的作品,那就更不是可以忽视和容忍的了。因为,作家的作品是面向广大读者的,这就存在一个对读者的导向问题,一个社会影响问题。《色•戒》在发表将近七十年的今天,(原著写成于1947年)依然还能出版成书,还能拍摄成电影电视,还能挂在互联网上供大家阅读议论,可见其影响之深。

张爱玲的“失足”首先是思想上。她由一个曾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热血青年,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低潮时期,她消极了,退却了,回到了已经沦陷的上海。在这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她成了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她已经不管是非,只求自身的安宁舒适。这不由使我们想起另一位著名文人周作人。北平即将沦陷,北平各大学都准备西迁,到物质条件很艰苦的大后方去,为保存这一线最精华的国脉。面对这艰苦危难,周作人却丧失了早年作为思想文化运动先驱者的锐气,他没有像闻一多、朱自清那样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西南边陲,过着极端清贫的生活,教书育人。周作人自愿留守北平,他舍不得离开北平那悠闲平静高雅的生活。他在寄友人信中透露,他也忧愁,想要为生计,为家室出来做点事。(手边无原信资料,这是周信的大意)。他的朋友叶公超见了,说坏了,恐怕周作人会落水。后来果不其然。我们应该公平的说,张爱玲毕竟不是周作人,还有一颗未泯的“中国心”,她没有任何作汉奸附逆的事。当有人指控她“附逆”时,她不无委屈地说,她在上海从事写作,极力避免涉及政治,可还是被人指控。这确实是事实。“汉奸”的帽子扣不到她头上。可是我们不能不遗憾的是,在她的作品中,每多糊涂观念,不分是非,这在《色•戒》中显得格外突出。这不能不说是她作品中的硬伤。

最令人遗憾的是张爱玲在生活上的“失足”。这个毋庸讳言,我们指的就是她与汉奸胡兰成的一段“婚姻”。(严格说来这只是同居,不是合法合礼的婚姻)。胡兰成颇有才华,却丧失民族气节,是汪伪政权的高官,著名的文化汉奸。同时又是一个道德败坏、玩弄女性的流氓文人。胡的堕落正应了古人的一句话,“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可是胡的才华却打动了才女的心,不顾胡已有妻室儿女,轻易地以身相许。抗战胜利后,当局追究胡兰成的汉奸罪,张爱玲竟对胡出手救援,掩护他,接济他,使之逃脱了惩罚。这就不仅是是非不分,简直就是糊涂透顶,而这一切还都在胡兰成背叛祖国,背叛爱情的真相暴露之后。我们不得不慨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不能不是张爱玲思想中不管是非所造成的恶果。

爱情在文学作品中,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崇高的地位,几乎要独霸文坛。但在现实生活中则未必就是第一性的,它不得不屈居“职业”之下;事业无论大小总是第一性的。这还是在平常时期,如果在民族危亡的战争年代,爱情至上就显得格外不合时宜,甚至流为荒唐了。张爱玲正是在这一点上失足的,在作品中就造成王佳芝牺牲的悲剧,在生活中则因下嫁胡兰成而造成毁弃自己一生的悲剧。她离开大陆以后,再没有写出什么有分量的作品。其后,她的第二次婚姻,嫁给美国一位二三流作家,也并未给她带来生活的幸福。定居美国之后,生活相当艰难,她几乎停止了写作。最后,寂寞地死在一家廉价的公寓中,一周后才被人发现。这凄凉的结局确实令人扼腕叹息,这是谁之咎欤?恐怕还得她自己负主要责任。顺便说一句,李安导演的《色•戒》也几乎毁了一位很有才华,又很努力,前途无量的年轻女演员;而这部影片在美国却被归入“小童挡驾”的三级片之列。现在人们常说,“把权力关进宪法的笼子里”,我要说还应该把爱情也关进道德的笼子里。当然,那比把权力关进笼子更加困难得多。

爱情并非至上,上帝有爱却无情,他创造了亚当夏娃,却不能容忍他们因爱情而犯下的原罪。现实生活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可文艺家们却一再反其道而行之。过去看过一部日本电视片,写一个女子为了爱,竟伙同她的情夫犯下谋杀罪。在处决时,记者问她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罪行?此时感到后悔吗?她回答,她是女人,女人需要有人爱。不要说一般的作者,即使是伟大的文学家,如白居易者,也难免这种情怀。他不朽的巨作《长恨歌》就是鲜明的例子。作品的本意原来是讥刺唐明皇奢靡好色乱政祸国的,却把全诗的重点放在对李杨爱情的描写上,以致读者记得最牢的却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欣赏都来不及,谁还想到警戒教训什么的。一旦你当了皇帝,恐怕也会照样宠你的杨贵妃,宁要美人,不管江山了。只消看看今天大大小小的贪官和土豪,他们倒真是应该见色思戒。当自己有钱有权时,还能不任性吗?谁还顾得了国家民族黎民百姓?唐明皇到死也只有对贵妃的思念,从来就没有对国家百姓的忏悔。

三 ,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陆不止一次掀起张爱玲热,特别是最近一次,李安导演的《色•戒》在各地热播,大陆还有效颦之作,又一次掀起了张爱玲热。不过这一次引起的争议颇多,虽然又是一窝蜂,却不是一边倒;张的粉丝颇多,但反对的声浪也不小。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汉奸胡兰成的文集《今生今世》又出版发行了,而且是由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编辑出版者还在附言中,对胡兰成文集的出版表示了极大的欣慰,据说是最后一位被冷落的民国以来的散文大家的文集出版,弥补了一个缺欠。噫!这一来,所有散文大家的作品,都已搜罗无遗,真是功莫大焉。

胡兰成的汉奸卖国行径,张爱玲作品中的严重错误,都应该严肃批评和充分揭露。我们反对在文艺作品中,不顾民族大义,为敌伪开脱的错误倾向。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海峡两岸都决定隆重纪念,弘扬民族自强精神,我乃不顾耄耋高龄,体弱多病,为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一颗“中国心”,为圆梦提供一份“正能量”。

2015年7月1日

注:八十多岁的徐山皕先生原在武汉任教,退休后回到哈尔滨定居。徐老先生笔耕不断,曾在本刊发表“鲁迅的另一面”、“伊斯兰的暴力因子和排他性”、“中国人需了解真实的里根”等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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