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问天:帮派思维导致习近平的强奸主义

一,孔子的帮派思维颠倒是非——把不义说成正义

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道德核心,孟德斯鸠说“所有权是道德神、私有财产是道德之魂”。财产规则是人类道德的核心。承认个人财产权和承认个人人身权一样,是人类文明最起码的道德和法律要求。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亲亲相隐,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这扭曲绝不是正直;可孔子竟颠倒黑白地说“直在其中矣”。你干坏事就干嘛,竟厚颜无耻地把干坏事说成是“正直[义]的”。自此之后,就开创了中国人一种很恶劣的传统:即,到底什么是正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解释成是“正义”。可见,儒家文化邪恶得令人发指。

有人说:孔子主张亲亲相隐,不能因一时的公义毒害人的自然情感。难道亲亲相隐,就可以说谎、就可以盗窃、就可以任人唯亲搞腐败吗?“攘羊”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是孟子所说属于“非其有而取之”的“盗窃”。朱喜在诠释孔子“小人党而不群”(《论语•卫灵公》)时,曾指出“相助匿非曰‘党’”;但反讽的是,他极力为之辩护的“亲亲相隐”恰恰属于这个范畴:儿子以“相助”的方式“隐匿”了父亲的“非仁非义”举动,结果以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为纽带,达成了“朋比为奸”之“党”。可见,孔子是帮派文化的鼻祖。

孔子不谴责盗窃财产行为、还说包庇盗窃的人正直。这就充分表明:孔子毁灭了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德。不尊重财产权,还有什么道德?没有道德,自利欲望必将发展为无限制的贪婪,贪婪就必然膨胀为抢劫和欺诈,整个社会就会被野蛮的霸道和厚黑所吞没。结果是大盗小偷横行。在这样的丛林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纽带,不是诚信而是恃强凌弱的抢劫或欺诈,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唯一感情是轻蔑,弱势者对强势者的唯一感情是嫉恨,人与人之间竞争的唯一手段是抢劫加欺诈。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都没弄明白一件事:真正的道德和秩序恰恰是建立在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的基础上的。在中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无法形成,私有文明的道德无从建立与发展,民主法治就不可能出现。

自孔子以来,国人就认为中国道德最高;洋人是蛮夷,其道德文章永远比不上中国。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儒学的核心是仁义,而不是正义。《中庸》里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是至亲第一?还是正义第一?是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中国搞至亲第一,怪不得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在中国,首先是“亲亲”,所谓“孝”为根本;“孝”的目的是忠君,现在忠党,党也根据“亲亲”原则指定接班人。其次,是尊贤,所谓“尊重人才”。第三是效率,所谓的“效率优先”。第四才谈到正义,所谓的“兼顾公平”,公正排在最后。这是因为中国是“关系主义” 的社会,几乎对理性、正义、法治一无所知。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提秀斯是以“说服”的形式,使阿提卡半岛的各系“合并为一个氏族,以雅典为其政府所在地”。正因采取了“说服”或自愿的形式,政治制度就保持各族系权利平等为原则。公共政治生活的基础是契约。契约规定了所有人的行为规范,没有例外;道德和最初的法律是一致的;订约者彼此平等,管理者没有特权。强调公平正义是古希腊文明的重要特征。

与古希腊不同,中国上古社会秩序不是契约,而是暴力。中国上古国家是在不同部落间征伐中形成的。黄帝打败炎帝和九黎族,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中国的道德强调的是等级森严下“服从”。孔子是没有社会正义感的巧伪人,其倡导的“义”为“服从”——三纲五常、“子为父隐”也。在孔子的眼中,君王与父母是一个道理,既然要求子为父隐,那臣就要为君隐;由此推广开去,就有了师徒相隐、同学相隐、同事相隐,那就成了毫无公平正义的黑社会。经过儒家的教化,形成了“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文化。不仅“家丑不可外扬”,而且国丑更是碰不得。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自家或本国的,就绝对不能到外面说,这是对自己心灵的背叛,纯粹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二,腐败辩护士孟子坚决反对人人平等的一视同仁

儒家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关系,不能产生真正的正义。第一位把仁义合在一起的是孟子。孟子把仁义看作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以“仁”指人心,即人皆有之的“恻隐、仁爱之心”;孟子讲义,直接的含义是“从兄”,再延伸一下是“敬长”,最后的结论是“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即义的首要美德是忠君(关羽是义的楷模)。孟子把义说成是“人之正路”,其目的是尊君。孟子鼓吹舍生而取义,他的“义”否定了个人利益,是一种“狗义”或奴义。

依照孔教制订的法律,全部建立在孔子的服从威权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的法就是刑法,而没有保护私有财产和人权的民法。在处理财产纠纷和侵犯人权方面,掌权者说了算。孟子曰:“义者,宜也”。法律一点也不神圣,人可以便宜行事。中国的官吏不会根据一视同仁原则进行审判,他会根据被审者的身份地位作出判决。中国社会无正义,凡事都要讲关系、走后门。与我有关系的,就全力帮忙,没有关系,简直寸步难行。因此,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官司双方比拼势力,成为司法常态。谁势力大谁打得赢官司。这样岂有社会公正与正义可言?

儒家讲“仁”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把亲情(孝道)摆在首位;儒的仁爱是建立在血缘原则之上的有远近、有等级的爱,塑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识。主张一视同仁“兼爱”的墨子被骂为禽兽,主张一视同仁的万章也被孟子批判。

《孟子》极力推崇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案例一:“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

舜父“杀人”是一种剥夺了他人生命权的严重犯罪行为。孟子自己也不否认:瞽瞍由于杀人理应接受正义的审判,并且舜对此也没有理由进行干预。然而,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明确肯定了舜帮助父亲脱逃、试图躲避法律惩罚的举动。显然,受到孟子公开赞许的舜的这一举动,是典型的徇情枉法的犯罪行为。

案例二:“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万章上》)?

万章谴责舜“因人而异”,同样都是坏蛋,“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这太不公平了吧?孟子也承认:象是既无才又缺德的“至不仁”之人;但他“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的动机为舜辩护,显然,舜与孟子都是典型的腐败大师。

按照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任何剥夺了人们财产权和生命权的举动都是不正当的,违反了“尊重人权”的正义底线;因此,按照财产权和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任何旨在保护这类侵权举动的行为,包括像“亲亲相隐”这类旨在隐匿包庇“攘羊”或“杀人”罪行的行为,当然也就在本质上违反了“尊重人权”的正义底线,理应受到谴责乃至惩处。

三,马克思主义就是指鹿为马的强奸主义

马克思的帮派思维就是指鹿为马的强奸主义。马克思断定“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请问:“无产阶级”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表达“要求否定私有财产”这一阶级意愿的?没有。马克思不过假冒“无产阶级”的名号,强奸“无产阶级阶”罢了。马克思还说:“每一个力图取得自己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马恩全集》第3卷第38页)。请注意,“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说成”就是指鹿为马,以此考察他人是否顺从,然后对不从者大开杀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随心所欲地伪造和掩盖历史,随心所欲地伪造和掩盖现实,“说成”的统治方略必然导致谎言盛行。

马、列、毛、邓都是厚黑无耻的流氓大师。习近平继承之。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 “我们反对干涉别国内政……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也是今年6.1王毅怒骂记者引用习近平语录“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你没有发言权。”既然“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网友要求全民公决:是否继续一党专政?只要超过50%的票数就算通过。不要高高在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网友指责习近平是强奸犯:“一双鞋,你穿着合适,别人穿着也一定合适吗?千千万万老百姓穿起来也一定合适吗?把一个人的感觉强加在千千万万的人的头上,这就是强奸民意!”“党总要我们处处削足适履。”

帮派思维在中国源远流长,从孔子的“父子相隐”就剔除了中立精神,中国人对公平正义一直很陌生,这是国人接受阶级斗争谬论的基础。习近平强调“姓党”,就是党性第一、“阶级立场”第一,“立场”就是帮派思维。习近平是维护一党专政的“男儿”,满脑子“帮派思维”,他只有狭隘的党派利益,没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利益,没有“人民最大”即人民大于党派、高于党派的民主价值观。他顽固地反对军队中立化、非党化,司法、教育和公务员中立化非党化。他的“姓党”说强调的只是狭隘的党派利益——党员得无条件维护本党的利益,哪怕明知本党在犯罪也得随波逐流;党员须无条件为本党“护短”。只要是本党的竞争对手,就得给予无限打击。毛泽东高度概括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对方干的事纵好也坏,“敌对势力”就算舍身救人,也是跟本党争夺民心。这样,中共堕落成了一个没有“是非观”的党派。一个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的党派必然泯灭“公道”、“正义”和“良知”!一个没有“公道”和“良知”的党派是绝对没有希望民主化的!

帮派思维导致了中国人不讲道德,不择手段。例如,周恩来说过,为了革命做妓女也可以;林彪也说过,不说谎不能成大事。最后的结果,妓女和说谎者也成了革命后的领导者,对中国人的危害更大,使中国人的正义感越来越少。君不见,成集团地做假药卖假酒,整村的人成群结伙扒火车偷工厂;一群村民在长途汽车翻车后,不去救人而是乘祸抢劫遇害者的钱财,连救助人命的起码人性都没有了;还有把国家救济贫困县灾民的钱用来买高级轿车的县太爷……正如资中筠所说:“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是官场腐败,学界、文化、新闻等领域没有全腐败,所以被推翻了社会还有救。而现今各行各业都腐败,连小学生都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以便对自己好一点。他们长大后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了,不会在乎什么中立、公平、正义,而是认同腐败的规则。这就是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掉了。

2016年6月12日

(注:作者为居住中国大陆的评论家,为防当局迫害,而用笔名“夜问天”。)

One comment

  1. 这文章写的太好了,精辟!!! 明确地说明了中国社会道德伦理全面败坏的原因,解释了”维护党派利益“是和“普世价值”、保护“大众个人权利”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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