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评刘晓波周舵央视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死人问题

(关于刘晓波周舵等人当年主动要求上中央电视台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死人问题,请看这个视频:

视频中,他们明确承认是主动提出帮中共作证天安门没有杀人死人。并承认他们自己主动要求上央视作证,目的是解脱开脱他们自己,或争取减轻中共对他们自己的处罚,在这个前提下,他们还厚颜无耻地振振有词地为自己上央视作证天安门没死人辩护,把他们自己的卑鄙行为,说成高尚行为。

至于这之前四君子绝食,是否可能是把学生拉回广场,阻挡学生撤离,以便为执行邓小平“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的方针提供机会和借口之类的企图或阴谋,只能留待未来档案解密,其它历史和史料来作判断……

有人对我质疑说,“广场地区有流血,怎能证明广场某人云没看到广场有杀人是伪证?”我没用伪证两字。但别人说他们作伪证,也没错。我没使用伪证两字,是因为他们的做法,虽然是帮助中共,用他们误解的广场没死人的小错误小事实,去掩盖中共杀人的大事实,只能算是广义上的伪证;狭义上,他们说他们误解的错误小事实,是否构成严格的伪证,我内心里仍然存疑。

但是,有朋友说他们作伪证,这也没有错。这是因为:

第一,他们没作证义务,即使在法律上,法庭上,也没有为中共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义务。但他们却去作证了。并且,他们是充当中共方面的污点证人,而不是充当民运方面的证人。

第二,刘晓波等知道并且说:“即便清场的事实是没有死人,这种采访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官方为自己开枪杀人做辩护,……是达到官方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我如果接受采访,就等于甘愿充当官方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他们仍然出来作证,并且承认他们上央视作证,目的是解脱开脱他们自己,或争取减轻中共对他们自己的处罚。毫无疑问,明知中共目的是作伪证,他们仍然配合中共,帮助中共完成伪证行动,这不仅是严重的叛卖,并且是有帮中共作伪证的主观故意。

他们明明知道,中共是要作伪证。而这样作证,就是用小范围的没有死人,来掩盖大范围的杀人和死人。但他们仍然要去作证,当然构成有意帮中共作伪证的主观故意。

第三,事实上,天安门广场是死人了。证明他们没有死人的说法,是假的。

所以,没有义务作证却去作证,主观故意、和客观效果,都是虚假的伪证,那就构成作伪证。

当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伪证,是否构成伪证罪,是另外一个问题。在那种高压被迫的情况下,不构成伪证罪。

但是:

第四,当他们到海外获得自由后,仍然坚持他们的伪证,坚持他们主观客观上的伪证的行为,为他们的叛卖伪证行为辩护,把它打扮成高尚行为,那么,至少在道德道义上说,这一切,就是他们道德道义上极其严重污点。

2016年6月5日

(注:作者徐水良为旅居纽约的中国资深民运人士,曾任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主席)

附:刘晓波:64事件中广场上没有死人承认事实后心情沉重

一九八九年九月份,官方(指中国官方)安排了一次采访,让我谈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我所目睹和经历的清场过程。当时,我的思想还处在坚硬到底、死不认罪的时期。所以,接受官方的采访也经过了一番内心的挣扎。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场的事实是没有死人,这种采访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官方为自己开枪杀人做辩护,没有死人的事实仅仅是达到官方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我如果接受采访,就等于甘愿充当官方的工具,其社会影响肯定极坏。因为当时的全世界都相信戒严部队血洗了天安门广场,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也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流成河(吾尔开希、柴玲、李录等人皆如此)。我出现在电视上证明没看见打死人,岂不是要触怒全世界,对我的公众形象极为不利。既然我已经下决心坚持,就干脆拒绝采访。这种拒绝一可以表明我不与官方合作的姿态,二可以增加我自己的殉难光辉,但是,面对历史事实的沉默也近于说谎。

基于我对政治影响和自身形象的考虑,我拒绝了两次提审人员的劝说。但是,他们拿出了《人民日报》所登载侯德健关于清场过程的访问录,并劝说道:「事实永远是事实,既然你没有看见打死人,没有看到血流成河,为什么不敢澄清事实,讲真话呢?难道讲真话也要顾虑重重,这可不是你刘晓波的性格。再说,我们一直认为你们四人组织的和平撤离是立功表现。讲出事实,对谁都没有坏处」。

提审人员的话打动了我。我一下子找到了接受采访的充分理由。1.清场时我没见到打死人是事实,讲事实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我最讨厌中国人为树立道德美名而宁愿歪曲事实的道德至上主义,吾尔开希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实的抉择中,选择了道德美名而抛弃了尊重事实。在一定意义上,特别是在此次运动中,选择尊重事实的确需要勇气。因而,尽管这次采访可能会损害我的道德名誉,但我宁可如此也不歪曲事实,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澄清的。2.德健已经讲出了清场事实,他正在受到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人们的盲目和狂热足以淹没侯德健的真诚的声音。既然讲出事实要承担全世界的指责,那么作为事实目击者的我决不能让侯德健一人承担这种指责。如果我保持沉默,只能加强世人对谎言的盲目相信和对德健的指责。因为我和德健都是清场过程的目击者。德健讲出没死人的事实而我却保持沉默,这等于在证明德健为保存自己而为政府作伪证,等于把德健一人推向万夫所指的前台,独自承担所有指责。如果我出面作证,讲出目击事实,一可以增加事实的可信度,二可以和德健共同承担不公正的指责和消极的社会影响──由谎言所煽动起来的公众义愤。3.官方证明了清场过程中天安门广场没死人,并不能证明北京没死人,开枪杀人是铁案,决不会因为清场过程中没死人而改变。而且,没有导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主要原是因为学生们的和平撤离,其功劳在学生们一边,而不在政府方面。所以,讲出事实没有丝毫为官方开脱责任的意味。如果学生们不主动和平撤离,而像六部口、木墀地等处那样进行反抗,天安门广场肯定要死人,血染广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基于上述理由,我接受了官方四十多分钟的采访,如实叙述了我目睹的清场过程。但是,在采访结束后回秦城的路上,我非但没有坦然,反而因想到这次采访对自己的损害而心情沉重。如果没有侯德健的率直,没有他不计任何后果和政治影响地讲出事实,那么我或许也为了保持自己的公众形象和道德名誉、而沉默、甚至说谎。这使我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那些老于世故的成年人都睁眼睛说谎,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侯德健就是那个孩子,却不被谎言的世界所容,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悲哀,各国的新闻媒介也加深了这种悲哀。不负责任的某些流亡精英为个人功利而误导世界的新闻媒介,媒介又误导公众,谎言一旦深入人心,就会变成铁案如山的事实。

所以,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抛开一己的公众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令我不安的倒是我两次拒绝接受采访,这种拒绝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功利的考虑,正像我出狱后为写了《悔罪书》而后悔不已一样。更何况我当时对自己前途的悲观估计所产生的死硬对抗心理,并不是一种为信仰、为良知而舍弃一切的坚韧呢。否则的话,我不会在血腥味逐渐淡化之后写下《悔罪书》。

(本文摘自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社出版)

2 comments

  1. 我不知道劉曉波是否像作者說的,是一個意圖投降中共的變節者。然而,就算我姑且相信劉曉波的說法吧,我也覺得他太缺乏政治敏感度了。劉曉波難道不知道,如果他接受了中共媒體採訪,其言論必定會被中共扭曲為官方文宣,進而打擊民運士氣嗎?連這點都沒有考慮,就落入中共媒體設好的局,真是天真到令人訝異。

    像「我沒看到天安門有死人」這種極容易被誤會、斷章取義的言論,即使劉曉波想發表,也絕不該透過 CCTV發表,而是應該透過公正中立的平台發表,才能呈現他自己所說的良心和初衷。

    為什麼劉曉波會覺得,CCTV是一個可以讓他「說真話」的平台?任何真話,被CCTV處理之後,根本不能再呈現真相了。劉曉波想當英雄,但真的找錯舞台了,反而讓人覺得他是非不分。

  2. 劉曉波說他想發揮道德勇氣、說真話:但是,為什麼一定要要
    找CCTV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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