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森:钱锺书和杨绛该不该挨骂? (杨索:杨绛百年孤独 )

最近看到多位著名学者为钱钟书和杨绛的辩护文章。他们的观点是钱杨作为知识分子,有权利选择消极自由,有权利不对公众问题发表意见,只要不作恶,旁人就无可厚非。

从个人权利来说,他们的辩护不无道理。再退一步说,哪怕他们选择与当局合作作恶,如余含泪之流我们又有何奈?

但是,我要说,将钱杨界定为知识分子,以此为基础为其辩护,这辩护的基础是错误的。因为钱杨不是普通知识分子,以他们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他们完全属于公众人物。

对于公众人物,无论从捍卫言论自由的角度还是从伸张道义的角度,舆论完全有监督与自由批评的权利。以美国和西方的法律,公众人物不享有隐私权和肖像权,所享有的名誉权也比普通人低的多。比如,当公众人物遭受错误批评,被冤枉时,只要批评者不是主观恶意,就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而是否主观恶意的举证责任在原告,而不在被告。

西方法律为何偏袒对公众人物的批评?其目的就是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就是为了发挥言论对公众人物以及掌权者的监督作用。就此而言,以消极自由的权利为钱杨辩护,并不能反证批评钱杨有错。

法律为什么要保护对公众人物的批评,为什么要尽可能发挥舆论对公众人物的监督作用?

因为公众人物是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对社会有着榜样的作用。因此,对他们的道义要求自然就高于普通人,当舆论从道义上对他们提出批评甚至苛求,应该视为理所当然。

这就是公众人物尤其是文化界思想界公众人物必须支付的代价。

更何况,钱杨也不是一点恶也没作。钱钟书文革期间翻译毛著毛诗,以换取从五七干校回家,获得较好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这作恶虽然很大程度是被迫,但是见过钱对此忏悔吗?

文革结束后他出国访问,配合政府谩骂海外某些作家为反动作家。这就不能完全由被迫来解释了。

钱过世后,杨绛动用政府关系强制解散钱钟书研究会。她这么做的时候,顾及到他人最基本的言论自由与研究自由了吗?这种利用政府权利为自己的私欲服务,不是作恶是什么?在这方面,杨绛选择了消极自由了吗?

我想强调的是:在如今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对知识界文化界思想界公众人物的犬儒主义进行批评,甚至是很激励的批评,甚至是过激的谩骂,在我看来是好事。

你犬儒是你个人的权利,但是当你成为公众人物,就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了。因为你有了影响力,你在助长犬儒主义,你在助长对恶沉默的邪气。你挨骂是活该的。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着批评犬儒主义的言论存在,正是因为对郭沫若等奴颜婢膝的鞭尸,正因为余含泪之流被骂为垃圾,才大大减少了知识界尤其是著名知识分子的卖身投靠行为。这点与文革时代相比就很清楚了。

为钱杨辩护的人,我以小人之心度之,是不是担心自己的犬儒主义也连带挨骂。

我前面说过,犬儒是个人权利,但是你成为公众人物,就超出的个人权利范围了。你不能两头都占便宜,既是公众人物又想充分享有普通人的犬儒权利。

我不想唱道德高调,我声明:我自己也是犬儒。

(写于2016年5月31日)

 

杨绛百年孤独 

(台湾) 杨索 

终生清醒,一刻也不放松的杨绛阖眼了。回望人世,她犹有牵挂吗?

身为钱钟书的声名守护人,杨绛是女斗士。她年近九十,为钱钟书有无在海外怒批冯友兰(钱的恩师)文革时逼死人,与冯的女儿宗朴数回笔战;九十余岁时,她控告作家剽窃《围城》;两年前,她赢了另一场侵犯钱著作权的官司。

杨绛笔下的钱钟书「痴气」,跟着女儿喊杨绛「娘」,六十多岁才会点第一根火柴,简直就是「妻宝」。迥然不同叶公超等人对钱的批评「骄傲刻薄」。

十年文革,钱钟书下放河南七个月;杨绛是运动「陪斗者」。相较庞大的受难群体,两人受的是「皮肉伤」。他们能自求保全,一方面是两人政治敏感度高。反右尚未开始,钱钟书就有「啼鸠忽噤雨将来」之句;杨绛说:「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钱钟书说,他就是不鸣不放,坚持沉默。然而在那相互揭发斗争的运动中,谁能有沉默的自由?

另一事实是,运动前,钱钟书翻译毛泽东诗选,他的清华同学乔冠华、胡乔木特别关照他。文革结束,他当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是政治指派。钱钟书最初为国际所知,是因哥大教授夏志清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推崇《围城》,他因而有国际知名度。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后,钱钟书炙手可热。四处外访;而访中欧美学者言,「到中国一要看万里长城,二要见钱钟书。」

钱钟书后来并未继续学问而成了书信家。他应付各方需索苦不堪言。宋淇建议他写一封标准格式的婉拒函。钱钟书回复:「倘以印就form(表格)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欛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oral coward(满口道理的懦夫也)。」

女儿、丈夫过世后,杨绛继续书写,她所写的亲情、小人物生活饶有韵味。最末余光的《走到人生边上》一章谈命数,有一段会刺到一两代人,她说,钱钟书六十八岁从干校回北京后的二十年(钱八十八岁辞世),「是运道最好时」。杨绛忘了这样的运道是筑基于一代才人血流成河的废墟上。

杨绛站在冥河,会望见那所有死去的人,包括文革时自杀的小妹与女婿。杨绛原本可以影响力为死去的人说话,那也是为自己说话。诗人奥维德写:「然而,命运将留给我声音,世人将藉由我的声音知道我。」但,她与钱钟书一样,从来不是爱德华‧萨依德所定义的「知识分子」。时代老人有其局限性,很难苛求她少了历史感与无畏勇气。她见过人间地狱未能成为报信的人,正证明文革的可怖。杨绛没有成为一代宗师,而成了网民的心灵鸡汤导师。

One comment

  1. 赞同!我是我的国内微信朋友圈唯一持有此态度的人,显得特别另类。没想到真有和我想的一样的,真不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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