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张鸣先生,请不要拿徐贲的海外身份说事

(瑞典) 茉莉

笔者一直是张鸣教授的读者,很欣赏他在各种公共议题上发表的见解,以及他的社会批评。刚才读了张鸣的新作《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原题:《看客的勇敢》),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徐贲先生既未对钱杨夫妇,也未对张鸣本人提出什么“勇敢”的要求,他只是思考“钱杨政治行为缺失”的普遍意义,提倡一种他希望看到的公共道德。

现在美国任教授的徐贲,他所在的地理位置,并没有阻碍他对中国公共事务有着充满激情的关怀。正如张鸣先生所说,徐贲先生的很多文章令人”钦佩得很”,我本人也是徐贲文章的受益者。

那么,为什么很多国内知识分子会钦佩徐贲? 这是因为他虽然身在海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看客”。多年来,被称为“说理者徐贲“的这位华人教授,“在无赖的世界说理,在犬儒的国度立人”。他提倡说理的价值规范,提倡对公民意识的培育与涵养,被认为是” 在强权与犬儒交织而成的荆棘丛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徐贲做到了他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努力思考,并以此来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

介入这场”钱杨之争”,徐贲的基本观点其实与张鸣本人的看法相同。张鸣说:“作为知识分子,的确要比普通人应该多一点道义上的义务。“徐贲的《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一文,整个的论述,就是如张鸣所说,知识分子要多一点道义责任。

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与张鸣的出发点基本一致的徐贲,为什么会因为他的海外身份受到张鸣如此的嘲讽? 张鸣谈到“看客”与“奴隶”,质疑徐贲在国内生活的经历,说徐贲的这篇文字,“说得太轻巧了。其实,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我辈,如果也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也没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识分子勇敢。”

但徐贲并没有叫张鸣“勇敢”,他的本意只是赞赏这次围绕钱杨的讨论,寻求其中的意义。张鸣说徐贲的话”太轻巧“,其实这种“轻巧”的话语源远流长,来自东西方的哲人与思想家,长期研究“知识分子与公共政治”的徐贲,不过是传播一种自古以来的人文精神与公共理念而已。

在被张鸣修理的文章中,徐贲引用了一些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理论,例如,梁启超针对公民冷漠,倡导“公德”的社会启蒙;康德关于人的道德义务的分类;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在《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谈到的“政治性沉默”。

与上述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一脉相承,徐贲在文章中提倡的是一种“希望”,即希望中国有一种“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则”,他没有说别人非要这么做不可,但他希望有尽量多的人这么做。徐贲在文中说:“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

既然徐贲说这个义务“没有约束力”,张鸣先生尽可以不“勇敢”。如果张鸣先生仍然反感这种观点,可以去追根溯源,去质疑梁启超与康德,以及中外大量提倡知识分子责任的思想家,不必只在乎徐贲这种理念的传承者。

不知张鸣先生可否观察到,海外的作家学人,包括昔日高调抗争的流亡者刘再复和北岛,他们也回国出书发表文章,但没有一个还敢就中国的公共问题置喙。

现在的事实是,大洋外的学人也少有张鸣所说的“勇敢”。为了各种利益,有些海外学者(包括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公共问题噤若寒蝉,选择沉默妥协,有的甚至帮中国政府站台。即使是敢言的海外写作者如我本人,因敢言付出了代价,也由于自己的学识不足缺乏影响力。而徐贲不但敢言,而且学理深厚,言说精彩,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因为同样在海外言说中国问题,笔者为张鸣先生的指责心有戚戚。徐贲是忠厚书生,他只知道引经据典,按照他一贯的学术专业逻辑去谈知识分子沉默的问题,而不知道他的话如何惹恼了张鸣这样的大陆学人。

笔者只希望希望张鸣先生就事说事,不要逸出旁支,去指责徐贲“大洋彼岸”的身份,谈什么“奴隶”与“看客”。无论中国还是海外,有些价值观是普世的,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论述也是东西方的共识。中国的梁启超会与欧洲的康德有相同的观点,可见人在大洋哪一边并不太重要。

当然,我们海外论者因为有言论自由,没有现实的威胁,应该更勇敢一点。也由于在海外吸收多种文化,海外学人应该给中国提供更丰富的资讯与思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像徐贲先生这样的优秀的海外攻玉者,在我看来至今还是独一无二。希望国内的朋友珍惜,不要让还愿意关注中国问题的海外学人从此被迫闭嘴。

201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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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鸣原文:

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 

张鸣 | 2016-06-03

导读

自己做勇士,也许不难,但如果会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为你的缘故发配农村,衣食无着,甚至身陷囹圄,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的。

看过徐贲先生很多文章,说实话,钦佩得很。但是,看到这篇《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却如鲠在喉,觉得不得不出来唱点反调了。

我是一个土鳖,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我也同意,作为知识分子,的确要比普通人应该多一点道义上的义务。但是,如果人世间真的有所谓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的话,人们在行使后者的义务的时候,也一定会存在一些条件。人没有生活在真空里的,在某些环境里,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

的确,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存在过一些像林昭一样的勇敢者。若干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服务中心,曾经查到过大约几十个像林昭那样倒下的英灵。当然,我在看到他们事迹时候,也是热泪盈眶的。然而,反顾我自己,即使当年我有了那样清醒的认识,也很可能做不到这样的勇敢。

从上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开始,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几个站出来抗争的。如果非要说有所谓的抵抗的话,无非就是自杀。即使是马寅初这样的人,被斗得七荤八素,最终还是得低头。当年的大右派,又有几个没有低头认罪呢?他们昔日的朋友,又有几个不站出来批判他们的呢?没有提供材料落井下石的,已经算是品质优良的了。

在那个时代,能够站出来,大声说不的人,实在太少了。连梁漱溟这样的人,最后也做了检讨。自己做勇士,也许不难,但如果会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为你的缘故发配农村,衣食无着,甚至身陷囹圄,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的。

当年苏联肃反的时候,那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们,尽管个个都是被冤枉的,最后还不是个个都公开认罪,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真诚。背后的原因,还不是有家人的拖累?人都是血肉之躯,自己受罪也就罢了,当面对自己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也跟着遭殃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真正可以做到铁石心肠。

说一点自己的经历,在文革后期,我仅仅是在私下里非议了几句文革,就被人告发,被整得半死。当我意识到因为我的缘故,在文革中被整过的父母,再一次被多次批斗的时候,我真的后悔了,后悔不该说这样反动的话。其实,在挨批判的时候,面对台下愤怒的同学和老师,听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的时候,神经就已经快崩溃了。当时还不到17岁的我,哪里敢坚信我是对的,这么多人都是错的呢?我相信,多数经历这样批斗的人们,即使当时已经是知识分子,面对民众愤怒的声讨,也都难以神经大条地镇定自若,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以人民的名义讨伐异类的时候,要求知识分子履行抗争的义务,其实根本不现实。不是说当年那些敢于面对特务手枪的人,都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人了,而是形势变了,形势比人强,比任何人都强。

林昭那样的人,在当时,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她们的抗争和她们自己,就像被黑洞吸走一样,消失得连一条微细的波纹都看不见。当年的中国,99.999999%的人,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她们的价值,也只有那种高压消退后的今天,才会体现出来。林昭们的思想史意义,是作为今天的思想资源而存在的,而非当年的。

所以,要求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在文革的时候站出来,显然是一种不近人情的苛求。事实上,如果他们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此后就永远站不出来了。

文革的时候,我也曾站在批斗会的下面,台上斗的是我的老师,积极批斗的,不仅有高年级的学生,还有被批斗者的同事。那个时候,能够仅仅站在台下喊口号,不冲上台去打被批斗者耳光的人,就已经算是“很有良心”的了。

坦率地说,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只有顺从的羊和正在挨宰的羊。更多的时候,所谓的知识分子,还像古罗马时一样,被扔在角斗场里让你跟野兽和自己的同类决斗,供看客们取乐。正如角斗场里的奴隶都会拼死搏斗一样,当年的臭老九们,也是会斗的。我从没听说过,有哪个人曾经谴责过当年的奴隶,责备他们为何不跳出角斗场,跟看客们厮杀。

我不知道,徐贲先生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如何,至少,这篇文字,说得太轻巧了。其实,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我辈,如果也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也没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识分子勇敢。

(原标题:《看客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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