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系列6篇)

曹长青﹕“他已经忘记了曾做过总统”
——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1)

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媒体上,对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污辱、谩骂和丑化已经不计其数,汉语中找得出来的骂人话也几乎被用尽了。于是一个一手促使台湾发生了从独裁走向民主这个本质性变化的人,被中文媒体妖魔化到远比当今中国的独裁者还可恶的地步。在中国人中,我的信息应该不算太贫乏者,但对李登辉,却从未读到过任何中国人写的正向描述和评论他的文字。

今年台湾大选前后,我曾数度到台湾,并有机会参加了李登辉先生主持的几场论坛会。通过近距离地观察,并和他交谈,我发现真实的李登辉和我从媒体对他的报导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见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作为卸任总统,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平民,李登辉在台湾民众中的受欢迎度是远超过中国人想象的。但上述这两点,并没有促使我想写他,因为写曾经是当权者的人物很难把握。

导致我对他发生兴趣,并决定写一写他的原因,是由于在餐桌上听到的他的两句话,而由于这两句话,我自认为发现了李登辉为什么能不走独裁之路,一手促成台湾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为就这个原因,我没有看到过任何深入报导和分析,所以自认是我的发现);而且就李登辉为什么能当上总统,我也得出了和媒体报导、甚至和李登辉本人不同的结论。

●他的性格令人想到达赖喇嘛

这是两句台湾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为奇的话,但对我来说,却不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在一次论坛会之前,李登辉和彭明敏先生宴请会议的发言人。在一桌纷乱的“杂谈”中,我忽然听到李登辉说,“我当总统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蒋经国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当总统咧。”

这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中国人大概没几个没有听说过那个关于李登辉怎么当上副总统的“你等会儿”的政治笑话,那种从台湾传出、作践李登辉的笑话,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国民党元老们一直打压李登辉,渲染他不配当总统;那么李登辉本人似乎应该坚称,总统本来就应该是他当的,必然是他当的。可他居然轻松、随便地谈起,他当上总统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后来的观察中发现,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辉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个呆板的、不苟言谈的农业专家,而且当了12年的台湾总统,言谈必定满口官腔。但他几句话就露出了那种“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点地说,他的性格令人想到达赖喇嘛,率真、不做作。我曾多次采访达赖喇嘛,坦率地说,他的个人性格远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辉居然也是这种性格,难免令我感到惊奇。

因为这种性格的人,(除非像达赖喇嘛那样转世)在权术斗争激烈的独裁国家虽然有时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经常会在某个重大事件中,由于不够老谋深算而被排挤掉;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会由于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够高明,而被对手击败。但李登辉居然能在独裁和民主的台湾都坐到总统高位,期满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虽然他颇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但也没有想写他;觉得台湾有很多人熟悉他,写过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实在不到凑热闹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话,决定了我这组文章。

●祈求上帝的帮助

在一次论坛会结束后的晚宴上,我问了李先生一个问题,“当年你哪来的胆量,敢提出‘两国论’,说海峡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由于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引起海峡两岸的轩然大波,也引发美国学界和媒体的争吵,我写了篇题为“李登辉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就像《皇帝新衣》中那个孩子,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现实就是这么荒谬,瞎子都看见的事实,就是不容人说出口。而说出一个简单的真实,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气,并付出很大的代价。

“个人是很渺小、软弱的,”李登辉回答道,“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勇敢,我是个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时候,就去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

我必须承认,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给我的感觉是具有震憾性的。当时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问题,在经过了共产党三十多年无神论的透彻洗礼之后,又在美国目睹一个有神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再经过十多年理性、感性和灵性的挣扎,对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门的艰难性的感触,大概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虽然我后来了解到,在台湾几乎任人皆知李登辉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中国人中却并非只有我孤陋寡闻,回美国后我问了几个朋友,没有一个知道李登辉是基督徒。信仰对李登辉的人生、政坛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它对台湾的意义是什么?对中国今后的民主之路有什么启示?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几乎超过了对当时正热火朝天的台湾大选。

于是借晚宴机会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问题,他则兴致勃勃地有问必答,对任何问题都极为坦言,使我把聚餐变成了一次非正式的采访。从蒋经国,到鲁迅、达赖喇嘛、张学良,到台湾大选、公投制宪,他对任何话题都侃侃而谈。我为他的坦诚而惊奇,对旁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谭若思(Ross Terrill)感叹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讲话。”谭若思悄声地对我说了一句精彩的评论,“他已经忘记了他曾做过总统。”

这个已经忘记了,或不感觉他曾做过总统的人,在他的书里,在我后来的专访中,对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则清晰如昨……

曹长青:激情浪漫、喜欢文学的李登辉
——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2)

由于李登辉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所以在台湾大选之前的紧张中,在李登辉一场接一场地站台、赶场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会”政策法案研究处周美里处长的陪同下,去李登辉先生在台北翠山庄的官邸对他做了一个专访。谈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湾的民主之路,在大选前的激荡中,李登辉显得轻松愉快。

●学农业,为了去中国

记得李登辉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热衷文学和哲学,但怎么成了农业经济专家了呢?“本来我是念文学和历史,”李登辉说,“但学文学和历史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也没有什么出路。后来改成农业,想学完以后去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很大,是个农民国家,而且农民生活很苦,中国最可怜的是农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国的东北。但一开始学农业,讨厌得不得了,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后来慢慢觉得了解一些农业也不错啦。”

李登辉选择“农学”,出于他对提高农民福祉的愿望。他早年曾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颇有些社会主义想法。他认为土地应该归那些耕作的农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袭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过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观点在家里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则是大地主。

无论土地是否应该分配,李登辉后来却对农业真的产生了兴趣,至今谈起都兴致勃勃。“我告诉你呵,”他非常认真地说,“我是第一个做台湾的经济统计的人。”那口气简直比说“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总统”更自豪。接着,他谈起了曾走遍、并记录了台湾的每一条河川的经历,话语中清晰地流露着对自己熟悉的专业的留恋,对自己走过的土地的情感。

喜欢鲁迅、郭沫若,却不喜欢胡适

在我跟他有限的几次交谈中,就两次听他很认真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喜欢鲁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老实说,我不喜欢胡适哎,真的不喜欢啦。” “为什么呢?”我问道。“鲁迅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风,其实主要由于作者的个性导致。鲁迅是那种有激情的、战斗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种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抛开鲁迅后期的左翼倾向,仅从风格比较,我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也超过对胡适。读鲁迅有“过瘾”感,而读胡适却不仅读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许是由于他名声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读时难免失望。

喜欢胡适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讨自由主义;而喜欢鲁迅的人,则总是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身心投入。我无意褒贬哪类人,因为性格是上帝给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欢哪类风格,却常常可以反映出那个人本身的气质。熟悉李登辉的人一定认同,他属于那类热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他给长子取名李宪文,宪是辈份,文则是出于自己对文学的喜爱。

由于李登辉说起他高中时代读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读日文版,于是我想到了许多对李登辉喜欢说日语的指责。

●用日文写情书

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录》中,李登辉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丑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说我对日本如何,事实上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种观念。”

生于1923年的李登辉,一直到22岁二战结束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统治下。日本人为了对台湾实行殖民地教育,鼓励台湾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湾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辉的日本名字也源于此。当时日本还指定一些家庭为皇民,所以拥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还被列为皇民。

李登辉从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说日语,而且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当年对他喜欢的鲁迅和郭沫若,都无法读中文原著,而只能读日文版。在二战前,李登辉也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都是读的日文版。

直到1952年,蒋介石政府规定台湾学校一律讲北京话,禁止日语和台语,李登辉夫妇才开始学习中文,李夫人还特地请了家庭教师。但毕竟他们的北京话是在成年以后才开始学的,所以并不习惯,他们夫妇平时在家里仍然用台语和日语对话。由于李登辉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读的几乎全都是日文书,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于写日文;他和妻子两人之间的情书也都是用日文写的。

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只有妻子陪同,三个正在考中学的孩子则留在了台湾。夫妻俩经常给孩子写信。他们努力用中文写,大儿子会给他们打分,“有时打70分,有时50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对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说, 儿子给了不及格的成绩,还会鼓励说﹕“下次好好努力吧。”

被迫说日语,是李登辉那一代台湾人的命运,由不得他自己选择。而对一种陪伴你成长的语言的熟悉和亲切感,是任何一个成年后开始学其它语言的人都深有体会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时报》总编辑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谈起,台湾老一辈人对日语的感受是当今台湾的年轻人都无法体会的,更何况中国人了。比如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丧,跟他说什么话都无法让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军歌,让他立刻振奋了起来。这并不表明他多么亲日,而是那种熟悉令他振奋。这大概有点像中国当年的下乡知青,听到文革老歌时的感觉;尽管那些歌声伴随的生活里充满了血和泪,但那毕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是你对自己生命的熟悉而产生的亲切感,而那份亲切是外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是中国的耻辱,而不是台湾的,更不是李登辉的。诺大的大清帝国,在台湾人民的一片悲愤之中,把台湾拱手“永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曾经独立建国,迎战日本,但终究抵不过把大清帝国都打败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国人来骂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真是本末倒置,连祖宗的廉耻也不顾了。中国人当年毫不心疼地就把台湾扔掉,今天以为又可以随手把台湾捡回来了。他们当年没种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导弹壮胆,就要打台湾,要用导弹发射“同胞情”。跟这种人群,即使祖宗、双胞胎都得决裂,何况还不是。

●伉俪情深

在采访李先生的过程中,李夫人端上茶点,简短地寒喧之后就退出了。这是她的一贯风格,据说李登辉经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从来都是打个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们失去了一个采访李夫人的机会。幸好在一次论坛会之后,妻子和李夫人有过简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风格,说她是那种生性不张扬、不张狂的女性,很像布什总统夫人劳拉,或者说像邻家姐妹,你可以开心地和她谈谈先生、孩子和家常,还可以和她谈陀斯妥耶夫斯基(劳拉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则是西洋歌剧专家)。

这样一个性情安宁的女性,和那个热烈激情、喜欢鲁迅郭沫若的李登辉,是怎样相依相伴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呢?李先生送我们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对他们夫妇做了系列采访后所写的《虎口的总统》,算做对我们没能和李夫人交谈的补偿吧。

出生于1926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辉小三岁,毕业于台北女子高等学校。两家是世交,祖父辈时就关系甚笃。二战之后,李登辉结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习,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做农业经济助教;这时他开始和曾小姐恋爱。别以为学农学的人很呆板,李登辉和女朋友的约会比许多学文学的人都浪漫。

每次见面,他都会送给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库的书,如他自己最喜欢的哥德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然后下次见面两个人就要交流读后感。对此李夫人对上板冬子说,其实她在谈了自己的感受之后,就是接受李登辉的指教。

我不禁感叹,他可真挺高明呵,这种对女孩子指教的过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学智慧、最能赢得女孩子心的办法。从李登辉至今都很健谈的情形可以想象,当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谈阔论的。果然,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女友一颗崇敬的爱慕之心。李登辉也真没白喜欢了一场文学,他要结婚的时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作诗﹕“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与她聊着聊着,竟然就变成了艳红的玫瑰花。”

结婚后,李登辉对妻子的疼爱,大概也会让很多女性羡慕。一个小例子,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闲在家里的妻子觉得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学会开车,但李登辉却不允许她学,理由是“你出门后到回家以前我会很担心的。”于是听话的妻子放弃了学开车,而改学安全的高尔夫球了。

在对上板冬子谈到和李登辉的恋爱、结婚、生子的过程时,李夫人对许多细节都念念不忘,记忆如昨日般犹新。我妻子在论坛会和晚宴中观察到,那个年近80的老人,看着与自己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丈夫时的眼神、倾听丈夫讲话时的专注和欣赏、为丈夫鼓掌时的真挚,一如18岁少女注视初恋情人般一往情深。她说,那个当年的曾小姐在倾听李登辉高谈阔论《浮士德》时的仰慕也不过如此吧。

虽然妻子对丈夫赞赏有加,但正如许多智慧的男人在遇到困境时都会咨询自己的妻子,李登辉也同样,他说,“我认为我太太是最标准的老百姓,当我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么想而难以判断时,我都会参考她的意见。”

在李登辉放弃了学者生涯而步入政坛后,李夫人一直谨小慎微地护佐着丈夫;在李登辉终于无官一身轻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丈夫”。但卸下总统担子的李登辉,却一直没能如太太的愿。作为虔诚基督徒的李夫人,她期盼着李登辉能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去给边远地区的原住民传教;她要的不是丈夫做总统的荣耀,而是到深山里传教的快乐。但是台湾政坛的风暴自李登辉卸任后,从来都没有停息,他奋斗12年所创下的成绩和未竟的使命,无法不使他更牵肠挂肚……

曹长青:蒋经国推李登辉青云直上
——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3)

由于在第一次见到李登辉时,就听他说起当上总统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所以我自然问到了他是怎么当上总统的问题。

“我直到30多岁的时候,都是一心想读书,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李登辉说道。“我是由于在农业经济专业出名了,蒋经国身边的人认为,要解决农业问题,应该用李登辉。”当时蒋经国认为,农业发展对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所以找到对台湾农业经济了如指掌的李登辉。据说,当时他做的台湾经济报告,被认为有可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被蒋经国看中,他拿诺贝尔奖的梦只有就此终止了。1971年,李登辉被叫去给蒋经国汇报台湾的农业问题,给蒋经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随后就被邀请加入国民党。也就是说,李登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的那一年加入的国民党。但当时作为普通公民的李登辉对联合国把台湾排挤出来,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他说,“老实说,当时我不是那么在意这件事,因为这根本轮不到我出场。我只要做好份内喜欢做的研究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不仅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兴趣。

●破格提为“台北市长”

但在加入国民党的第二年,即1972年,他就被蒋经国封了一个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位。当时李登辉正在新西兰一所大学演讲,接到电报要求他速返台湾。回到台湾后,他都根本不清楚政务委员到底是个什么职务。还是他22岁的儿子不无调侃地告诉他,“那是当完部长级的大官之后,没有什么职位可以安插的老人当的官。”而当时李登辉不仅只有49岁,也没当过任何部长级的大官。他当时的政务委员同僚中,有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他就是当了内政部长之后没法安插了,就给了个政务委员的职位。

自担任政务委员起,李登辉就开始了和蒋经国的频繁接触,并开始了他踏入政坛的火箭之旅。蒋经国经常邀请他一起去农村探访。在这期间,蒋就曾表示,农业对整个台湾都很重要,所以对李登辉而言,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做台湾省主席;而如果李登辉做了省主席,整个台湾的农业都有可能升级。但李登辉并没有认真考虑和揣摩这些话,也没有做任何放弃在学术领域发展的计划,依然做他的台大教授。

蒋介石1975年去世后,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期满后,由外省人组成的国大代表一致选举蒋经国任总统,没有反对者。蒋经国1978年5月20日宣誓就职,随后在六月九日,也就是说,在蒋经国当上总统不到20天的时间内,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

●“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

和蒋介石相比,蒋经国比较随和、平民化,也一直采取亲民政策,这点早就从媒体、书籍等数据中得知,但他和李登辉交往中的“随和”还是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李登辉当上台北市长以后,蒋经国这个堂堂的总统,竟然频繁地,每周有三、四次亲自跑到李登辉的家里,和他谈话聊天,询问工作情形,给新任市长打气,甚至听他发牢骚。而且蒋经国的造访也不事先通告,完全像老朋友那样,直接就去了。有时李登辉还没下班回来,李夫人也外出购物,蒋经国就自己坐在客厅一直等到李登辉归来。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约三个月。然后,有一天,蒋经国又来跟李登辉聊天的时候说,人们对你做市长的评价很好,没什么问题了。于是就不再来了。原来蒋经国是担心,这个被他看好的农业专家到底能不能做好市长的工作。这种总统亲自登门到一个市长家里关照的情形,相信在哪个国家都是罕见的。蒋经国对李登辉如此这般的重视,就已经预示了李登辉仕途的顺利。因为台湾当时毕竟还是个专制的国家,独裁者的一句话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在做政务委员期间,李登辉是一只脚在政界,一只脚还留在学界。出任台北市长以后,才辞去了台大教授的职务,双脚踏入政界。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学术界了,所以把自己关于农业的藏书全部捐给了台大图书馆。

尽管蒋经国对这个台湾人的台北市长十分偏爱,但李登辉本人对自己的仕途并没有更多的非份之想。当上台北市长后,他真的想好好做个称职的市长。上任后马上全力以赴开始研究都市的发展计划,并很快从东京购买了全套12卷的《岩波讲座.现代都市教室》,随后又陆续买了很多关于城市建设规划的书。李夫人曾感叹道,本以为把那些农业书籍捐出去了,再搬家时他们可以轻松一下了;没想到丈夫又迅速把书架填满了。

但李登辉却肯定没有把那一堆都市建设的书看完,因为蒋经国根本无心让他做什么台北市长。在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第二年,李登辉就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又过了只有两年,也就是1981年底,蒋经国就让李登辉当上了台湾省主席。当时在国民党高层内,履历经历远比李登辉厚实的元老、大老们比比皆是,怎么排也轮不到李登辉的头上。难怪党内有人不服气地表示,“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事实上,李登辉后来才知道,蒋经国原本是要直接提他做省主席,因党内有人反对,认为李登辉政治经验太少,所以才让他去做了三年台北市长。

的确,蒋经国对李登辉的厚爱是毫不掩饰的。在他一手提拔李登辉当上省主席之后,还亲赴省主席官邸,祝贺李登辉当选。他对李登辉做台北市长和台湾省长的表现都十分满意,对他的执政报告评价高得惊人,认为他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该是从新的制高点来观察台湾国情的时候了。于是在1984年他第一届总统期满,要竞选第二届总统时,蒋经国就亲自问李登辉,愿不愿意做他的副总统。就这样,在台湾省主席的位置还没有坐热乎的两年多之后,李登辉就又被蒋经国提名为他竞选总统的搭挡。以李登辉的党龄之短,资历之浅,一下子越过所有元老,登上副总统宝座,无法不令许多国民党人目瞪口呆。

而且据李登辉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披露,在就任后的第二天,蒋经国就邀请李登辉和他乘同一部车外出,用这种以前从没有过的“总统副总统同车出门”的举动,对外展示蒋和李登辉关系特别好。除了同车外出,蒋经国还和夫人一起,罕见地在自己的总统官邸宴请李登辉夫妇,让行政院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夫妇作陪。

独裁者这种用意是很清楚的﹕我都对他这么好,你们下面也别拿他不当回事。

蒋经国对李登辉特别好,不只是“秀”给别人看的,私下也是关照倍至。例如,他会亲自到刚上任的副总统办公室,问询家俱陈设之类的小事。而李登辉要做例行的身体检查的时候,蒋经国不仅指定要让他住本是总统专用的病房,而且几天后又追问体检结果。更甚的是,他觉得李登辉做省主席时住的房子太小,要专门给他建一个宽敞的副总统官邸。由于担心别人说闲话,蒋经国表示,还要盖五院院长的官邸。可是等副总统的官邸建成,李登辉搬进去之后,蒋经国却表示,五院院长的官邸不必建了。结果李登辉一家住在起码可以盖六栋官邸的大空地,又养狗,又养羊,还建了操场让警卫打篮球。

●蒋经国为什么对李登辉情有独钟?

虽然李登辉清楚地感觉到“蒋经国对我有很特殊的感觉”,但是,不仅在与朋友的交谈中,在接受我的采访中,还是在他自己的书里,李登辉都表示,“经国先生提拔我为副总统,我想他并不是要我担任接班人。也许是因为没有想到自己病情会如此严重而早逝吧?经国先生晚年曾说过,我也是台湾人,但是他对于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问题,或许并没有深入思考过。”

李登辉认为,蒋经国之所以提拔他,除了因为他是台湾人之外,还认为他“认真而诚实”,也不是野心家。李登辉自己对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位置也并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他说,大权在总统手里,其它权力在行政院长手里,副总统的位置,真的就像蒋经国所说,只不过是“观察国情”。他已经做好准备,当完那届副总统就退休。没想到却由于蒋经国的突然过世,而意外继任了总统。他认为“这就是历史的偶然。”
但就我所读到的资料来分析,我不认为李登辉的判断很准确。我对李先生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功绩十分推崇,但对他“看人”的能力却实在不敢恭维。连战、宋楚瑜都曾经是他重用、提拔的心腹。二千年的时候,他全力为连战助选,有时竟一天站台七场,以至引起心脏不适。可是连战仍然败选,难怪宋楚瑜阵营讥笑连战是“扶不起的阿斗”。

但李登辉却居然完全相信连战能赢,以至大选结束,连战惨败的时候,李登辉只能取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行程,因为他只准备了胜选谢词,却没有准备落选感言。而连战败选后立刻就逼迫李登辉辞去党主席。

宋楚瑜也是李登辉当上总统后立刻就提拔成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心腹,但后来也完全背叛了他。连宋的背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两个人,无论在性格为人上,人生经历上,在宗教信仰上(连战和宋楚瑜都没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在政治理念上,都和李登辉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而蒋经国则在上述每一点上,都和李登辉有相近、重迭和相同之处。首先在人生经历上,两人都曾学习并推崇过马克思主义,然后又都清晰地抛弃了社会主义;在宗教信仰上,两人都是基督徒;在性格上,两人都质朴、率真,又激情、倔强(据史料,年轻的蒋经国是很有激情的)。李登辉虽然随和,却有很固执的一面,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例如据李登辉新书披露,宋美龄为了左右政治,从美国回台,总给各高官送巧克力,按照台湾规矩,被送者要回送礼物,于是就有了一个和宋美龄见面,听她训话的机会。但李登辉却从不去回送。而蒋经国虽然凡事仍禀报后母大人,但内心对宋美龄干政也是不满的。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和推断是,蒋经国颇为欣赏李登辉的个性,或者说,俩人就是对劲儿;这点在他重用李登辉上是起了相当作用的。除此之外,在俄国人拍的影片《蒋经国》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说李登辉在美国念过书,通晓英文,温和有礼,是基督徒,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蒋经国认为,李登辉具备做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外表形貌和内在条件,他想到李登辉身材高大、面带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当满意。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在上述《见证台湾》一书中,李登辉透露,蒋经国在用人之前“得先把他的太太查清楚”,他认为,“如果太太风评不好,这样的人当什么长都会出事。”而蒋经国对不张狂、不招摇的李夫人印象非常好,经常关切地询问她的情形。

除上述原因之外,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俩的政治理念在一个轨道上。蒋经国一路清晰、有计划地刻意提拔、重用李登辉,比任何其它事实都能证明他意欲使台湾政治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的决心。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他对台湾本土化的意识很强,这比较属于原则上的问题。”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在很多地方展现出要在台湾生存,到中国大陆去是没有助益的,因此要真正施行本土化和民主化。”

●蒋经国开启两化

蒋经国在1985年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就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说法,第一,台湾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第二,从来没有考虑过蒋家人士继续接任总统;第三,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只要中共在大陆实行共产制度,台海两岸就绝无谈判的可能。

正因为蒋经国清楚台海两岸没有谈判的可能,同时反攻大陆也没有可能,所以他意识到国民党应该把立足点转向台湾。因此不仅他掌权时任命的三个台湾省长(林洋港、邱创焕、李登辉)全都是台湾本地人,而且在他第一次选总统时,就选了台湾人谢东闵做副手。在1984年他还通过李登辉的手,释放了因主张台独而被捕的一些人士,并表示台独不是犯罪。据李登辉新书中的历史记载,1986年以后,蒋越来越表现出对台湾的关注。1987年7月,蒋经国又请李登辉出面,邀请了12位德高望重的台湾地方长者会面,在这次谈话中,蒋经国历史性地表示,“我也是台湾人。”

事实上,自从蒋介石死后,“中华民国”涵盖中国大陆一说就开始发生变化。李登辉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时候,任职令上没有像以往那样,写有“首都市长”字样(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台北是中华民国首都临时迁往的地方),而只是“台北市长”。

在意识到本土化的同时,蒋经国也意欲推行台湾的民主化。他对台湾最重要的贡献,可堪称伟大之举,是他在去世前的最后两年,开放了党禁、报禁。今天看来,他的了不起,超过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因为戈氏没有做到这奠定民主地基的最根本的两点。无论哪个独裁国家,只要开放党禁、报禁,民主的潮流立刻就势不可当。所以蒋经国的壮举,为台湾走向民主推动了最根本的一大步。

在蒋经国的容忍下,民进党于1986年9月成立。在次年的圣诞节,国民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宪法实施40周年纪念大会,病中的蒋经国亲自参加并发表演说,就在他演说时,11名民进党国大代表站起来,高喊要求国会全面改革的口号。与此同时,民进党还发动了大约三万民众,在外面举行要求国会改革的集会。对此蒋经国并没有做出什么表示,一句话也没说。也就是在这个大会上,蒋经国公开宣布,流着蒋家血的总统就到他为止,并在这个大会上重申,“我也是台湾人”。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遭到抗议是常事,但独裁者由于太习惯了被恭维,很难容忍当众遭抗议,所以蒋经国的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公开宣称“我也是台湾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台湾本土意识和民主理念在支撑的话,蒋家的人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

●抽掉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档案

仅仅在李登辉做副总统期间,蒋经国就和他有过156次谈话,蒋对李登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很清楚的,而且早就清楚。李登辉早年曾加入共产党(这点我在后面的文章中还会谈到),在蒋经国提拔他以前,他曾被警备总司令部找去问话。在接受我专访的时候,李先生给了我一个独家资料,他说,“其实我告诉你,有一点,我以前没有公开说出去过,我想蒋经国是为了以后用我没有麻烦,把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段经历从档案中抽掉了。”

清掉案底,为以后的提拔开路,可见蒋经国是多么有心。李登辉认为,蒋经国虽然让他当副总统,但未见得想让他接班。这个判断未尝准确,单从蒋经国去世前要紧急召见李登辉,也可以推断,蒋是有话要对他说的。

蒋经国是在1988年1月13日下午3点55分咽气。蒋的官邸在下午两点就打电话找李登辉,但他正在接见外宾,秘书竟没有转话;到三点多蒋寓所又要求李登辉迅速过去,这时才有人去告诉他情况紧急,李登辉匆忙结束会谈,赶到时四点刚过,但毕竟迟了几分钟。

蒋去世的时候,国民党的主要元老,如郝柏村、俞国华、沈昌焕等,以及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等都在场。如果蒋经国不想让李登辉接班,他完全可以对上述人员留下关于接班人的遗嘱,而没有必要火急火燎地要见李登辉。

李登辉对蒋经国未见得想让他当接班人的推断自然有他的理由,例如,他既没有党权,也没有军权,也不掌握情治系统,一旦接班,怎么控制?这里可以分析出两个原因,第一,如李登辉所说,蒋经国没有料想到他那么快去世(他是糖尿病,不应该突然吐血去世的)。第二,蒋经国一方面想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又担心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动摇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他仍然使用情治机构威吓和压制反对派人士。这是他的重大局限,因为无论如何,他还是个独裁者,在走向民主之路的过程中仍有他的困惑不决。就接班人的问题,他大概还期待,由李登辉接班做总统,但下面仍主要是外省国民党人主政。

蒋经国虽然意识到要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并历史性地开放了党禁报禁,并解除了在台湾实行了38年的军事戒严令,但要让他预见到、并接受台湾迅速变化到民进党可以执政这一步,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但他能把李登辉提拔到宪法规定的接班人位置,就是出奇的突破,就是他对台湾走向民主的重大贡献,就已经决定了台湾后来发生的一切。

我的另一个判断是,蒋经国之所以没有清晰地宣布,或早早地留下遗嘱,明确指定李登辉为接班人,还与国民党的传统,蒋经国个人的理念、声誉有关。人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国民党虽然一直独裁专制,但却从来不敢像共产党那样理直气壮(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他们一直自认是民主政权,也一直有形式上的选举。蒋介石去世后,也不是直接把权力交给儿子,而是按照宪法,由严家淦继任总统,再通过党内选举,蒋经国当上总统。所以对国民党,有“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之说。

但蒋介石再独裁,也还不至于愚蛮到像毛泽东那样,先是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宣布林彪是接班人;林摔死之后,又指定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理直气壮地做一个彻底的独裁者。蒋经国再专权,也不会愚蠢到像邓小平那样,把江泽民叫到北京,然后告诉全中国人民,他就是总书记了,也坦坦然然地做一个完全的独裁者。

且不说蒋经国晚年已经有了清晰的民主理念,做出了开放党禁报禁的壮举,这是邓小平,以至今天的江泽民、胡锦涛们所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即使他仍以独裁方式执政、用人,他也绝不想给后人留下一个独裁者(死前指定了接班人)的形象。从他对美国《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的谈话,都可以看出,他不仅要给世界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形象,也要给世人留下一个他本人是走民主道路的领导人形象。所以他绝不会清晰地表示要让李登辉接班。对那种明显独裁者的做法,大概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不仅毫不忌讳,毫无愧意,甚至还很得意;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会只顾今生今世,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所以,即使李登辉在蒋经国去世前赶到他身边,蒋也只可能郑重地暗示,国家大任由你负责了等等,即使对李登辉本人,在私下,他也绝不会说出,我就是要你接班之类的话。但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蒋经国把李登辉一手提拔到按照宪法接班的位置,就已经从法理上、民主程序上确认了李登辉的接班人地位。这既是蒋经国的智慧之举,也证明了他对李登辉能继续推动民主理念的信任。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李登辉火箭般的仕途﹕1971年加入国民党,72年当上行政院政务委员,78年当台北市长,79年当上国民党中常委,81年当台湾省主席,84年当上副总统。从入党到当上副总统,总共只有13年的时间。李登辉无论怎么有能力,没有蒋经国的刻意提拔,如此火箭般步入青云是绝对不可能的。

曹长青:掌权之后,迅速变“质”
——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4)

独裁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迅速做一些事情是容易的,无论是在政策推行上,还是用人提拔上,正如蒋经国对李登辉的提拔。但不想做独裁者,又要推行一套政策,则困难重重;走民主的道路远比走独裁的道路更艰难和缓慢。但被蒋经国火箭般推向政坛的李登辉,的确没有辜负蒋经国的厚望,在还没有完全掌握实权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也用火箭般的速度,开始了他把台湾政治从“独裁”转向“民主”的“质”的改革。他不但尽全力尝试了,而且做到了。

虽然由于蒋经国的猝死,李登辉按照宪法规定立刻登上总统宝座,但由于那是继位,在众人眼里他也不过是个像严家淦那种“临时总统”,因为实权都不在他手里。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有先稳住局势。在刚出版的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在我继任的两年四个月总统任内,可以说只是延续他所做的事情,继续执行他订出来的既有计划。事实上,我在这段期间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静下来;就像台风要来之前,天空也会先沉静一阵子。”

●拒绝宋美龄干政

但在这沉静的时刻,李登辉并非毫无动作。首先通过选举,他当上了国民党主席,又通过换掉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参谋总长等一系列举动,逐渐掌握了党、政、军权。在把国民党元老郝柏村从最有军事实权的参谋总长位置调开时,蒋宋美龄亲自出马,用英语向李登辉求情﹕“Please listen to me,拜托,千万别让郝柏村卸下参谋总长的职务,好不好?”当时已年过九旬的宋美龄依然有操控军权之心。但李登辉认为她这种干预是违宪的,没有理会。而郝柏村被升为国防部长,后再升为行政院长,仍不肯放弃军权,要求主持军事会议,同样被李登辉断然拒绝。

国民党是一党执政,党国一体,但毕竟还是执行了宪法,让李登辉继任总统,并行使权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激烈的政治搏斗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性格热烈而富有激情的李登辉,在政治斗争中却冷静而清晰地、一项一项稳步往前推动。在进行人事格局的大调换中,他延续了蒋经国的国策,稳住了政局,并赢得了党内信任。

1990年,李登辉继任总统期满,按照宪法规定,应由六百多名国大代表投票选举新的总统。任何要竞选总统的人都必须首先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的推荐。李登辉决计竞选。他为自己拉票的方式也是奇特的,他一一走访全体国大代表的家,给每一位赠送自己和已逝的儿子合着的论文集,拜托他们投自己一票。要知道,这部精装本的论文集厚达十公分,很难想象哪个国大代表能真把它从头到尾看一遍。但许多人还是被李登辉的真诚所感动,他得到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国大代表支持,而当时准备参选的蒋纬国和林洋港都没有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推荐,于是李登辉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总统。按照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所以这届总统李登辉可以做到1996年。

●当上总统立刻致力民主化

出任了由选举而当上的总统,李登辉立刻就以台风之势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第一﹕不可一党专制。1990年3月20日当选总统;4月2日即以总统的身份邀请最大反对党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到总统府,商谈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等问题。

第二﹕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国家的耻辱。5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5月26日即释放了因美丽岛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许信良等27名政治犯。随后指示开始处理“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

第三﹕军队只能是国家的军队,而不能是党的。六月份让军事强人郝柏村从军队退役,改任行政院长。逐步削弱国民党元老对军队的左右。

第四﹕民主政治要通过人民直选领导人得以实现。6月28日即召开国事会议,就台湾民主化问题提出改革议题,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两项﹕第一,让那些终身未能改选的万年国代退职,实行新的国大代表选举方式;第二,总统、副总统、台湾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长均由人民直选。

第五﹕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应采取“务实外交”。1991年4月举行修宪会议,废止某些法律条款,等于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废除已经成为白色恐怖象征的警备总司令部。

仍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国。

还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应再有黑名单。

随后在1992年,废除了因言论而被判罪的法律条文。

●中国只配被共产专制奴役

看李登辉这些改革议题和惊人的速度,不知中国知识分子做何感想。在一片拥护“胡温新政”的呼声中,在一致对李登辉的讨伐中,他们是否比较过,在所谓的胡温新政中,有哪一点对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做出任何一丝一毫的本质改变?!可怜的中国人,千呼万唤,连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唤出来,就别说开放党禁报禁的蒋经国了,更别提彻底废除一党专制、废除政治犯、决定人民直选总统的李登辉了。

其实也并不奇怪,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还认同共产党的“中国国情特殊论”而否认中国可以马上走民主道路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还视领土的价值高于民主自由的价值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还宁可让独裁的中国吞并民主的台湾的时候,中国也只配继续被共产专制奴役。

从1991年4月到1994年7月,在李登辉的坚持和全力推动下,经过三次修宪会议,国民大会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总统由全国人民直选”的议案,并将总统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可连任一次;从1996年开始实行。全民直选这关键的一条,一下子就把台湾政治同时民主化和本土化了。李登辉不是为台独而支持台独,是为台湾人民争民主而必然走向台独。

●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在修宪把总统由国大代表选举改成全民直选的过程中,以国民党元老郝柏村、李焕为首的势力一直全力阻挠。因为他们认为“党就是国”,“党国一体”,所以总统由国民党内选出就行了。在通过总统直选的大会上,李焕等一百多国民党人,排着队对李登辉大肆谩骂,骂到连饭都顾不上吃。但李登辉冷静地听着他们骂,坚信直选总统的正确性,毫不妥协地坚守理念,结果他赢得了这个主权在民的最关键一步。

一个从威权专制继任过来的总统,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全力拼搏,把“全民直选”列入宪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因为只要直选,就充满变量,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而只要是党内选举,就不仅永远是一党专制,而且独裁者一个人可以把位置做到底,做到死。

在这里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不在位置的人喊民主容易,因为这个呼喊中包括为自己争权力(和权利)。而占据最高领导位置的人,能够不顾一切地全力以赴促成总统直选,是非常不容易、极为难能可贵的!因为只要直选,他早晚只有失去权力的一种可能。

在共产中国,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一直是陷在“进步与退步”的恶性循环中,从来都只有“量变”。而台湾在蒋经国去世前开放党禁、报禁后,在李登辉任总统的前八年中,通过修宪、确定人民直选总统,一步步从体制上完全脱离了专制独裁这个封建轨道,完成了把台湾转变成民主国家的“质变”。

1996年,台湾实行首次全民直选总统,在中共以导弹演习的威吓下,李登辉高票当选。在就职典礼上,李登辉说,“这不是庆祝某个候选人获胜,而是人类基本价值——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于是,“自由与尊严”成为台湾这第一个民选总统在后来的四年中全力维护的价值。1999年,李登辉提出中国和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开启了台湾人民争取主权独立,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的航程。

●放弃合法的竞选连任

在登上权力的顶峰之后,李登辉曾带着妻子、儿媳和孙女一起回故乡淡水去爬观音山。爬到山顶之后,李登辉对孙女说,“阿公走过那么长的路,终于爬到了山顶。阿公的周围没有一个可依靠的东西。现在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该怎么走,还有,要如何一步一步走下来。”

这段话既流露了李登辉孤军奋战的感受,也体现了他在刚上山顶时,就想到了要走下去,而不是怎样永远地盘踞山顶。二千年时,李登辉的第一届民选总统任职期满,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他以前做的是国民党内选的总统,而民选总统他只做了一届,所以还可以再合法地参选一届。但李登辉早已决定不再连选,要尽快完成权力移交。

李登辉当时不仅可以合理合法地继续参选,而且他甚至可以用中共武力威胁台湾为名,实行威权统治下去,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权力。想到一个个至死紧紧抱着权力的中国领导人,我对李登辉能彻底放弃一切权力,真正做普通公民,深为感佩。所以在采访他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明明有可能继续执政,是什么导致你能完全放弃权力呢?”

“权力不是我的,”李登辉说,“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

他轻松的回答几乎令我无言以对,这个对李登辉来说似乎并不难做到的事情,可为什么在世界人口最众多的中国,几千年来,几十朝几十代,直到21世纪的今天,别说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放弃权力,连一个想做点冲破专制链条尝试的都没有。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李登辉掌权后能如此这般大刀阔斧、风卷残云般迅速带领台湾人民走上民主,然后在民主体制建成之后,急流勇退,彻底放弃一切权力?

曹长青:“信仰给了我力量”
——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5)

由于李登辉的基督信仰是我决定写这组文章的原因,所以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他如何走上信仰之路的,而信仰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致似乎和我一样,并不亚于对台湾政治。

“我年轻的时候主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克服自我。我小时深受祖父和母亲疼爱,为了使自己不太娇惯,上中学的时候就每天早晨第一个跑到学校去洗厕所,以锻炼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热烈,所以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坐禅、修行。那时候,我是相信唯心主义的,试图从佛教中寻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李登辉的母亲也认为他“个性太热情、太冲动。最好能稍微理性一点。”所以当时李登辉最热衷阅读的书是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佛教哲学家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他不仅很认真地坐禅修炼,扫厕所,而且在严冬游泳,为的也是“克服自己”。

“第二个是死的问题。我大概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发问,人为什么会死?人死了之后究竟会到哪里去?我刚上京都帝国大学一年多的时候被征兵,体检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们问我要做什么兵,我说要做步兵。我当时想,我和死亡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个赌博。结果由于我是学生兵,不够资格做冲锋陷阵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试图用和死亡较量的方式,来战胜对死的困惑和恐惧。

●当了一年多共产党员

但是,对佛教的修炼似乎没有解决李登辉的“克服自我”和“对死亡的困惑”这两个重大问题。于是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转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于战后台湾社会一片混乱,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加重,共产党的宣传开始生效。于是和战后很多年轻人一样,李登辉开始对马列主义感兴趣,认为台湾要振兴,或许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环境,这大概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唯心主义则是要解决内在的人心问题。

他开始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但仅仅一年多以后,他就退党了,因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产党的做法没有人性。当时他只有24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一个20刚出头的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看出了共产党的没人性,不能不说是相当有智慧的。反观中国今天许多自认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人,在今天人类对共产主义有了无数深刻的剖析之后,却还在强调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是好的。

退出了共产党以后,李登辉就逐渐开始开始怀疑唯物论了。在历经了二次世界大战、又面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动荡不安,30岁的时候,李登辉意识到“人生不仅止于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信仰。”

先明确了必须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么。佛教他已经尝试过了,对唯物论也不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受到妻子的影响,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李夫人曾文惠的母亲在57岁的时候因患乳癌而去世。她深爱母亲,面对这个意外的打击,顿时有失去精神依靠之感。由于她就读的是基督女校,所以在这时信了基督。当时虽然也对耶稣把两条鱼分给五千人吃的故事表示怀疑,但还是选择了这个信仰。

●花了五年时间找到上帝

但李登辉毕竟是个理性很强的知识人,不可能说信一下子就闭上眼睛信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决定信以后,每星期有三、四个晚上,和妻子到处去听牧师讲道,跑遍了台北的二十多个教会。“能找到和我共鸣的牧师就打算相信,”他说。

“打算信”是一个人的理性决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犹豫不决。信耶稣基督是基于“灵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论的结果;但“决定信”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在理性做出这个决定之后,“灵性”才能开始显灵。所以一般来说,决定信,打算信,基本就注定了最后一定会信。

但李登辉还是经过了相当的内心挣扎。“开始也很难信,”他说。“圣女玛丽亚不用男人就怀胎,耶稣又从死里复活,可能吗?这些都是理性常识所不能解释的。”但他最后遇到一个牧师强调“先信再说。”他说,“你要相信,单单地相信,信就可以得生。”李登辉被这位牧师的热情所感动,很钦佩他,于是就去这个教会受洗了。

从30到35岁,他花了五年的时间,除了听牧师讲道,还读了康德的《纯理性批判》等许多哲学著作,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极限和“为了要让道德与幸福一致,必须强调灵魂的不灭与神。”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决不了的,是心的问题。要用心来感觉世界,而不是单纯靠头脑。”

虽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辉还是有所疑惑,但是随着生活和阅读《圣经》,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后的人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没有任何其它力量可以取代的。“我们能够平稳地活到现在,我想都应该是得到信仰的支撑,”李夫人曾表示,“我们多次遇到挫折和沮丧时,总是打开《圣经》才重新站起来度过难关。”

●“上帝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

在李登辉夫妇半个多世纪的恩爱姻缘中,最大的伤痛莫过于中年丧子。就在李登辉刚刚升任台湾省主席不久,32岁的长子李宪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只有七个月大的女儿。在《虎口的总统》这本书里,读到了李宪文去世前几年写的散文《我的母亲》,《父亲与我》。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文笔之好超过了我读过的很多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关父母的爱情、父子之情的细腻描绘,简直催人泪下;字里行间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正向、上进,更充满感情的小伙子。难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辉夫妇痛苦万分。

由于不忍心看着儿子的遗体被用担架推走,李登辉亲手抱着宪文送到太平间。独子的去世,使坐到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辉痛苦到考虑退出政坛,去当牧师传教。但教会的人士劝他说,他只能是个平凡的传教士,而留在政界,将会是个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于是李登辉听从了教会的指教,留在政界;靠着《圣经》来安慰心灵,渡过了最痛苦的时光;并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从此之后,父妻俩信仰更加虔诚。

但政坛不仅远比教堂复杂,更危机四伏。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按照宪法继任总统之后,国民党内部那些元老、大老们自然不服,千方百计地抵制他、找他的麻烦。在那些艰难日子里,柔弱的李夫人更是靠着信仰渡过难关。她不断地祈祷﹕“上帝,您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我们背不动。请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上帝应允了李夫人的祷告,帮助李登辉度过了难关,稳住了失去政治强人后惊惶失措的台湾政局。

●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1990年,李登辉接替蒋经国的总统位置届满,下届总统将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无意当上两年总统的李登辉,虽然此时已有意一博,竞选总统,但党内斗争激烈,国民党元老李焕、郝柏村等紧锣密鼓地研究对付李登辉的策略。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李登辉的精神压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无法安下心来睡觉,于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随手翻开《圣经》的一页,就照着那页的经文祈祷,以此寻求神对他的启示。《圣经》帮助他增加了战胜困境的信心。

在前八年的总统任职内,李登辉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帮助,冲破国民党半个多世纪板结起来的专制官僚机构,带领台湾完成了从独裁政权走向民主体制的本质性变化。1996年,通过全民直选,李登辉成为第一个民选的台湾总统,他继续推动台湾民主化的信心更强了。但中共的打压、国内旧势力的阻碍、国际环境的不利,使台湾的进一步突破困难重重,但李登辉依旧靠着上帝的智慧和力量,继续疾步地往前迈进。

1997年他去巴拿马参加一个会议,并做了演讲。当他走下讲台要离开时,一位天主教神父等在出口处告诉他﹕“回到房间后,读一读『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二、三节。”回到房间后,李登辉夫妇马上按照神父的指教,找到《圣经》中这段话﹕“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闸。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李登辉感觉这是“一道明光”,预示着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后来的困境中,李登辉多次想起这“一道明光”。

●长老教会推动台湾独立

在李登辉刚当上副总统的那一年,他从原来做礼拜的教堂转到了属长老教会的济南教会。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1865年从英国传到台湾的。台湾民主运动最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长老教会的主要聚会点之一。彭明敏和李登辉同年出生,他们家皈依基督已有了好几代人的历史。彭明敏的曾祖父是台湾最早成为基督徒的人士之一,他的祖父还是台湾基督徒中虔诚而活跃的领导人。长老教会不主张超越尘世的纯信仰,而主张入世,参与现实中争取人权的奋斗。长老教会不仅一直明确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且其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更是有目共睹。该教会在1971年就发表政治宣言,主张把台湾的主权交给台湾人民。

1975年,也就是蒋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长老教会更是发表《人权宣言》,“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一千七百万住民(当时人口)决定……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所以长老教会被认为是台独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而李登辉刚当上蒋经国的副总统,就不仅转入这个教会做礼拜,还请这个教会的翁修恭牧师做“家庭牧师”到家里来讲道;而上述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权宣言》就是翁牧师一手操盘的,他被认为是台独的先锋人物。李登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当时不仅不忌讳长老教会和台独人物,而且赋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与当时的党外人士沟通。同是基督徒的蒋经国,对此不仅不阻止,而且是希望李登辉这样做的。

长老教会也对李登辉寄予厚望。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的黄彰辉,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宣誓继任总统后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辉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手捧《圣经》做台湾的摩西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种使命感,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祂的目的,都让他完成一种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给自己的使命。耶稣就是背负着巨大的使命而降升,并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国的基督徒领袖中,林肯从年轻的时候,就清晰地意识到要结束奴隶制的使命,最后终于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后,荣归天国。美国当代总统里根,在上任二个月后即遭暗杀袭击,但没有致命,不仅他自己坚信上帝还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罗二世和特里萨修女都同样告诉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

李登辉也是这样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许多人形容李登辉带领台湾人民所走的路,就像《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个上帝给予的新的国家。李登辉本人也这样激励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说上帝把台湾这片土地给了台湾人民,台湾人应该感谢上帝的恩赐和祝福,并热爱这片土地。

对于台湾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认同台湾,李登辉表示很遗憾,说这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从埃及到西奈半岛的过程;他们因为被埃及奴役了四百多年,做惯了奴隶,失去了方向,彼此埋怨,始终走不进迦南地;有人宁肯留在目前的困苦中做奴隶,也不要承受路途的艰难。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还有认同的问题。经过40年的寻找自我、重新建立认同之后,才进入迦南美地。

李登辉说许多台湾人也像以色列人,由于长期被外人统治,做惯了奴隶,缺乏站起来做主人的勇气和建立新的国家的决心。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给了他谦卑

但深感背负着摩西般使命的李登辉却不仅有决心,更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信心。例如,由于这次台湾大选关系重大,对蓝营,尤其是对国民党来说,几乎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对绿营来说,它不仅影响到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还影响到2006年的修宪以及2008年前台湾定位的确认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也是至关重要。因而选前气氛非常紧张,于是我问李先生,“如果绿营这次输了怎么办?”

“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他的口气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绿营的朋友都轻松,“我不看这个(指赢或输),我是看输了以后要做些什么,赢了以后要做些什么。”

今天回头来看,他的确具有一个真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如果这次民进党真的输了,他也一定会用同样的口气对绿营说,“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而绝不会像连宋那样,大闹天空。

性格激情、热烈的李登辉,在紧张关头却平静而轻松;而且在深深地涉入现实政治的情况下,他却一直能不断地跳出去,埋头读书,远离尘世地思考“生和死、人生的意义”等哲学问题;这是他和东方文化背景的其它政治家们极大不同的一点。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又给了他谦卑。一个人只要跪下来向上帝祷告,立刻就不再狂妄,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权力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当了12年总统,还是不习惯权力,”李登辉说,“我并没有想过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湾的民主化,这只能说是老天站在我这一边。再追溯远一点,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踏入政治的世界。现在不做总统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辉,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登辉去年曾做过一个题为“国家领导人的艺术”的演讲,他提出,要做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条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条就是,为国着想,不惜放弃权力。“身为政治家,要有那种为了国家,随时都可以放弃权力的觉悟。”他说自己二千年之所以放弃参选,不仅可以对海内外展示台湾真正实现了民主,也是对打压台湾的独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权和平转移可说是空前的创举,不仅是在台湾,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

在和李登辉的交谈和对他的观察中,我从未感觉到他对自己曾做过台湾的总统有什么自豪感,更无自傲感。倒是他那种强烈的使命感,简直有一股推人往前冲的气流般的感染和冲击力。现在,没有了任何权力的李登辉,就是用这种感染力和冲击力,推动台湾人民站起来。

他说,“台湾人四百年来一直做奴隶,做长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声。你给他说话的机会,他也不敢说话。现在要刺激他们站起来发声。”这就是李登辉正在继续着的使命。

李登辉当总统可以如他自己所说,是个偶然。但我毫不怀疑这里面有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护佑台湾,拣选了李登辉这个虔诚的基督徒,让他把台湾从专制的轨道中扭转出来,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带领台湾人民走出对岸独裁专制的阴影,走进世界民主自由价值的洪流中,走向一个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

曹长青:从李登辉和李光耀看中国民主前景
——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6)

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国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发地走向民主体制?以南韩和台湾的例子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基督文明的引进,对儒家文化国家走向民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这绝不是说要等国民都成基督徒了,国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过程中,如果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基督徒的话,将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在民主体制建成以后,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亚洲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是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日本是由于战败,被美国强迫实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变成民主国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说明问题。新加坡至今还是威权国家。这四个国家中,只有南韩和台湾,是在没有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了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而带领南韩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李登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个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什么?

●认普世价值才会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基督教强调普世的爱,认同普世主义、普世价值。而反对民主制度的独裁者们,首先是反对普世价值。中国今天的独裁者们一直用“中国特殊国情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独裁者李光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亚洲价值观”的还有马来西亚独裁者马哈蒂尔等)

让我们来看看李登辉。他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中说,“亚洲确实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应该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没有白人、黄人、黑人的区别,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国人受到封建的影响,容易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促成一个概念,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多少与此有关。他叫了很多中国人、儒教专家到新加坡制作教科书,在我看来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亚洲价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亚洲的其它地区,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样的。”

在他的几部著作中,李登辉强调的都是“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而否定那些“东方文化特殊性”、“亚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观点。这种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基督信仰推动政治民主

让我们再来看看南韩。军事独裁者朴正熙也是强调东方文化特殊论,认为西式民主不适合韩国国情,他认为韩国想把美式民主移植过去,“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是根本不现实的想法。

而把南韩从独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韩国特殊论”,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亚洲价值”。他们都非常亲美、亲西方,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极力向韩国民众推销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在韩国深入人心。而在九十年代,他们先后当选为韩国总统后,则更进一步推广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作为政治异见者从事民主运动时,曾被独裁政府软禁并绝食抗议,在这些过程中,他们都是靠着向上帝祷告而坚持了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他甚至认为﹕“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

当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并不决定该国是否能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关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湾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这个过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远比台湾高,约15%,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独裁统治。(我没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资料,是从他曾镇压基督教的行为推断。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亚洲基督教协会抨击政府,而将其总会办公室关闭。)

韩国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战后基督教迅速发展,目前人口49%是基督徒,基督教成为第一大教。美国最右派的报纸《华盛顿时报》就是一个韩国基督徒投资创办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话,恐怕就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台湾长老教会坚决支持彭明敏、李登辉的情形类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对派人士在和独裁政府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南韩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师们的坚定支持。

●李光耀的民族主义和李登辉的民主主义

上述事实证明,认同普世价值的基督徒最高领导人是决定台湾和南韩走向民主的关键。而所有独裁者的口径都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强调国情特殊论,文化特殊论。换句话说,凡是强调国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无一例外地坚持独裁路线。或者说,国情和文化,是他们要坚持独裁、拒绝民主时,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马哈蒂尔等亚洲国家独裁者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 “民族主义”,和江泽民、胡锦涛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一直死守独裁政权。

而李登辉却在另一个轨道上,他说﹕“我坚信,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共享的价值标准,不因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李登辉和李光耀曾是很熟识的朋友,但后来由于理念相悖而分道扬镳。《文明的冲突》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指出,“李光耀所谈的民族主义,他死后就会消失;但是李登辉所说的民主主义,他若过世,台湾的民主主义还是会存在。”

基督信仰在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同样得到证明。东欧最早推翻共产统治的波兰,在二战前和今天都是欧洲国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于波兰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和美国里根总统连手通过教会推翻共产党的事实,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个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视的情形是,在美国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里根总统》一书中透露,在戈尔巴乔夫1986年当上苏共总书记之后,曾多次提到上帝;这导致里根相信,这个共产党人是个秘密基督徒。里根在1988年跟戈氏进行了高峰会谈之后,兴奋地对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权威。”于是里根确信苏联的政局会从戈尔巴乔夫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无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最高领导人的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中国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辉对这一点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文化,独裁的政权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对,政府还是有办法打压到底,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中国社会里面,只有领导人——我们不要说他们是独裁者——本身思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的结论。……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谈民主化。”

所以,无论是从儒教文化影响的独裁国家,还是从欧洲前共产国家的例子,都起码可以推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独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作为,是决定该国走民主或独裁之路的最关键因素之一;第二, 虽然信上帝的领导人不一定都会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但能带领人民从独裁转型到民主这一步的,大概必定得是上帝的信徒。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

以这些事实推导出的上述观点看来,中国要发生从独裁到民主的“质”的变化,看来还路途遥远,因为在坚信无神论的共产党内,产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难;而基督徒能获得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位置,则更难上加难。

(全文完)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4年6—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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