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制度、文化、人——中國的問題出在哪裡

在21世紀的今天,聯合國193個成員中三分之二以上已是民主國家,而有着13億人口的中國卻仍是沒有真正自由的獨裁國家。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深入探究,中國在制度、文化、人這三個方面都出現問題,是這“三個鏈條”的惡性循環導致目前的現狀。

第一個鏈條是制度

民主和專制的優劣,早已被人類歷史證實。蘇聯及東歐的共產制度被結束後,整個歐洲44國都走向民主選舉。美洲大陸除共產古巴外34國都實行了多黨制。亞洲的印度、日本、南韓、菲律賓、台灣等都一人一票選舉,連阿富汗、伊拉克、印尼、埃及人都開始投票。有了政治選擇權,才能稱為自由人。

民主制度不僅使人獲得尊嚴,也使一個國家真正富有強大。當今世界七大工業國(G7),也是全球七強,全部都是民主國家。按西方知名的《自由之家》幾年前的統計,89個自由國家佔有全球產值89%,而103個基本自由和不自由國家,才佔11%。它說明世界主要財富掌握在民主國家手裡;只有民主,才會帶來富有。“自由國家”的人均收入近三萬美元,而不自由國家平均是三千美元(才是自由國家的十分之一)。

中國過去三十年實行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經濟,所以經濟方面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但由於獨裁專制,導致這個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人類史無前例的巨大不公、不義。只要制度不改變,社會和人都只能越來越畸形。

第二個鏈條是文化

同是共產制度,為什麼東歐國家都發生了巨變,走向民主?這就涉及到比制度更深一層的文化問題。

中國的專制制度所以千年不變,是因為背後有專制價值佔主導的傳統文化在支撐,成為它的厚重底座。後來的共產文化,更把這種專制價值推到極端,形成中國獨特的“黨文化”。

胡適和魯迅是近代中國的“思想雙子塔”,他們一個溫和,一個激烈,但對傳統文化的看法卻非常一致:胡適推“全盤西化”,主要出於對中國文化中泯滅人性部分的激憤。魯迅說得更形象和刺激,直指中國文化是“吃人的文化”!

魯迅和胡適之所以對中國傳統文化如此“激進”地否定,就是因為那個文化中缺乏個人自由、尊嚴、權利等價值,沒有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人文理念。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號稱“掃四舊”、衝擊傳統文化,但事實是掃了傳統的形式,本質上則強化了傳統文化中的專制價值,把群體主義、皇權意識、等級觀念發展到極致;以革命的名義,更加剝奪個人權利。

今天,仍有很多中國文化人宣揚和確信,沒有共產黨領導,中國就會天下大亂。這和封建朝代老百姓聽到皇帝駕崩,就惶恐不安,認為改朝換代就要天下大亂是同樣心理,都是不把自己當人,當獨立的人,當有能力做自由選擇的人;仍是那種“奴才不敢,奴才該死”的被閹割者心態。這種缺乏權利意識、獨立精神的文化滲透在社會的每一個細胞,是專制制度得以存活的養分。而無數中國文化人所做的,是強化這種支撐獨裁者的細胞。

第三個鏈條是人

皇權至上的黨文化,鞏固和維繫了專制制度,而統治者又用絕對權力,保持這種文化的獨尊地位。這兩個“鏈條”的相互捆綁,就勒出了劣質的中國人。當今中國人的種種毛病、惡習、醜陋,都可以從這種以皇權為中心的群體主義文化上找到原因。可以說是,劣質文化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沒有公民),這種劣民又維護着獨裁製度,而專制體制則保護劣質文化的壟斷地位。三者相互依存、相互給力,由此形成中國幾千年的落後、封閉,尤其是持續到今天的專制。

怎樣打破這三個鏈條的惡性循環?

有人提出必須先造“新人”,然後中國才配有民主社會。這種觀點認為,民眾水準太差,不僅民主制度不會成功,社會也會大亂。所以中國改革派知識份子多年前就提出“現代化要先化人後化物”。

其實更早時,梁啟超就提出“新民說”。這位曾到美國考察了民主制度的啟蒙者,看到在美國的中國人社會仍是一盤散沙,勾心鬥角,也根本不參政問政,所以他更加確信,只有造出“新民”,中國才能建立民主制度。

後來毛澤東發動文革,可能是受梁的影響,也要塑造“社會主義一代新人”。但梁、毛最後都失敗了,因為文化基因不改變,專制制度不改革,其塑造出的“新人”,則更是《動物農場》里的、北韓式的思想奴隸,比封建時代的人更可怕。
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更有人大聲疾呼要首先改造中國傳統文化。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激烈抨擊,胡適一生強調西化,都是認知到改變中國文化土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無論是魯迅時代,還是胡適活著時的台灣,以至當今的中國,統治者們都不約而同地拒絕西方文化的進入,因為他們都知道,那是一種會喚醒國人的權利意識、最終結束皇權統治的文化。中國幾次文化啟蒙運動,最後都失敗或無疾而終,都和當權者的抵制和壓制有關。

由此看來,在制度、文化、人的三個鏈條中,首先應該把改變制度作為第一優先目標。因為只有結束專制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在多元競爭的環境下,以優勝劣敗的正向淘汰規律,保存中國文化中好的部分,改變泯滅人性、限制個體權利的部分。而且,跟改變一種文化、塑造一代新人相比,制度的改變最快,其他兩項則可能需要幾代人,甚至幾百年的漸進演變。

當然,制度改變只是第一步,更長久的是文化基因的改變,只有這種改變,才可能逐漸產生具有公民意識的新人(不是順民或暴民);而只有公民,才能維持和完善憲政民主制度。所以,無論今天的中國人怎樣被指責“劣質”,都絕不是人種問題,也主要不是個人的問題,而首先是制度問題,然後是背後的文化問題。

要想改變這三個鏈條的捆綁,必須首先從制度開刀。制度不改變,其他一切免談,都被這條鎖鏈捆綁得寸步難行。那些指責中國人劣質的人,如果不想、不願為改變制度做一點點努力的話,又怎能自認自己就不是劣質人中的一個呢?(caochangqing.com)

——原載《看》雜誌2015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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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mments

  1. 曹老師 : 謝謝您這幾天來臺灣,在電視上的分享讓我獲益良多。歡迎您有空再來四處走走。(網頁如果您能修改,語言選項使用正體中文或傳統中文會比繁體好一些,謝謝喔)

  2. 曹老師,您好!我是嫁來台灣的大陸新娘,1982年生人。不久前在《正晶限時批》節目中認識您,覺得您能來台灣發聲讓台灣人了解到真實的中國問題,覺得非常開心,也感謝您的努力!藉著這篇文章的這個話題 ,我想跟您溝通一些我來台後的一些心得。我們現在普遍用的交友軟體是微信,我的朋友圈中每逢節假日大部分人都會紛紛曬圖秀生活的美好以及祖國大好河山的壯觀。這個做法現在被大家普遍採用,有些人是炫耀吃飯的餐館的檔次,旅遊的豪華程度,但是我所感覺到的就是那些人內心極大的空虛(如果他們覺得那些社會亂象在其他國家也都普遍存在,不足為奇),亦或是故意如此以此來麻痺自己的靈魂,說服自己放棄思考(如果他們覺得中國的問題的確很嚴重但是我們又能怎麼辦呢?)這兩種人我覺得後者還好一些,前者連問題的嚴重性都沒有認識到,讓我更覺得悲哀。有次我跟一同學(他屬於後一種人,前一種人我根本沒法跟他們談)談最近的雷洋事件,他以公正的無可洩擊的口吻跟你說“等待驗屍結果吧,我相信正義不會缺席”,每次跟他談這些社會現象,末了他都會說“我要去睡覺了 ,改日再聊”,我感覺他是害怕跟我繼續談論,所以選擇逃避。我想這應該是國內政治高壓的關係,加上很多鄉下的孩子內心是很單純的,他們有想要分辨是非對錯的正確態度,但是他們不了解在沒有法制的環境所謂的是非對錯是個偽命題,因為真相會被掩蓋,我們現在的世道已經不可能會有包青天的出現,而你如果還是感慨人心不古這已經脫離了問題的焦點。問題的焦點是體制的惡,而不是人的惡。我們的高中群裡有一個警察同學還有一個以前高中母校的老師(現在已經升為副校長了),這兩人的存在讓大家談論一些社會現象變成不可能,每次有人起一個頭或是發一些視頻,警察同學就會說“不要亂傳”,那些膽小的同學就馬上禁聲,而且還轉移話題,如果有誰固執地繼續談論, 他們就把其踢出群(我就是被踢出的一個)。踢的人認為我是在破壞群的和諧,破壞同學的團結。況且現在台灣民進黨執政,他們也把我貼上了”台獨“的標籤,談什麼都會跟這個搭上關係,然後有一個五毛起頭其他的五毛(甚至非五毛)都會紛紛響應,讓我感覺到文革的肅殺。談論的當下會覺得他們真是不可理喻,但是轉念一想又同情起他們來。因為他們都是在牆裡面,看不到聽不到牆外面的資訊和聲音。我很想讓他們來台灣看看,可是現在這樣的狀況恐怕沒幾個人會選擇來台灣旅遊,況且現在技術限台的關係他們會選擇去越南和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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