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智官:敲鑼女和八千萬冤魂

回顧是次傷亡慘重的武漢大疫,最發人深省的事是什麼?是李文亮的受訓誡和病死?不是!因為要不是這次疫情鬧得不可收拾,類似的事天天都在中國發生,只要中共繼續統治下去,這樣的事還會天天出現,民眾早就司空見慣麻木不仁了;是方方日記引發的極大爭議?也不是!同樣,要不是記錄全球矚目的武漢瘟疫,在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中國,類似禁書事件也是天天都在發生,對方方本人來說也不是第一次,幾年前她的《軟埋》已經得到這樣的待遇,民眾也是習以為常聽之任之。

依我看,最發人深省的是李麗娜敲鑼救母。

敲鑼女上場是武漢瘟疫慘劇的高潮,她嘶啞地哭喊出武漢人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絕望;她的鑼聲是武漢城在走向死亡的喪鐘,也因此牽動了在疫情中同病相憐的國人的心。在微信廣泛傳播形成的輿論壓力下,在成千上萬武漢人默默死去的現實中,敲鑼女的母親意外得救了。

就在每個為她呼籲的人得到些許安慰時,劇情驀然反轉,敲鑼女竟無情地反噬施與她援手的人。

4月20日,敲鑼女在微博上發表《武漢敲鑼記》的連載日記,講述自己親歷的武漢抗疫經歷。5月11日,方方看了別人轉來的日記,附上一句話轉發出去:“永遠要記住武漢人的奮鬥,還有無數人的相互幫助。這些事都必須記錄在案。”詎料,因方方正身陷“給美帝遞刀子”的口誅筆伐中,敲鑼女趕緊表明立場和方方劃清界限,還上綱上線指責方方把她“當武器使”,“拖她下水”,挖苦方方不要把她寫進作品,她不想出國。

敲鑼女為獻媚邀功的倒戈,不近人情忤逆人性,超越了因懦弱而避嫌自保的界限,顯露了恩將仇報的卑劣人格,引起極大的公憤。不少曾為她轉發呼籲的網友反躬自問,當初“圍觀”敲鑼女是否應該?下次在遇到類似“敲鑼女”是否聲援?

因此,這幕以悲劇開場,以喜劇收尾的好戲,最後以荒誕劇終結。

不過,如若細究,在武漢乃至全國災民中,誰又比敲鑼女好多少?明知這次是政府隱瞞疫情釀成的人禍,明知武漢死亡人數遠大於政府通報的3000多人,幾乎沒有難屬向政府提出問責,而逃過一劫的武漢市民只是僥倖甚而慶幸,其他地方的人更因歐美疫情“失控”而大讚政府野蠻防疫得當,個別主張追責的反遭“配合外國反華勢力”的非難。所以,不認輸的方方也失望地不得不對圍剿她的極左勢力說,“我得承認,你們還是贏了,因為幾個月過去了,沒有任何人再提追責。”

可見,這場曠世大難沒如有些人所期待的喚醒民眾,而只是給七十年來難以曆數的人為災禍再添一回,給八千萬冤魂再加幾萬零頭,而趨利忘義的敲鑼女不過是有樣學樣青勝於藍。

就說今次疫情中風頭獨勁的鐘南山,擇時宣告武漢肺炎人傳人的是他;向政府“提議”武漢封城的是他;說病毒首先發現在中國,但病毒的來源地不一定是中國的是他;向外國狡辯說中國沒有瞞報感染和死亡數的也是他。憑着醫學專家和院士的頭銜,他贏得了民眾的信任。直到他擎起拳頭帶領新黨員宣示,不少對他生疑的人才恍然大悟,原來他不僅是老黨員還是老幹部,難怪他不惜違背科學精神,機巧配合政府誘導輿情為之圓謊。

然而,這個鐘南山不僅曾是“黑八類”子女,還與他無限忠誠的黨有殺母之仇。他父親鍾世藩曾任廣州中央醫院院長,母親廖月琴曾任中山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文革時,他雙親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揪斗批判,年僅56歲的母親不堪折磨投江自盡。

背負為母追責重任的鐘南山卻在(2010年)參加校慶演講時坦言:“我歷經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母親在文革中自殺。我把一切都看透了,這個賬怎麼算?找誰算?共產黨60年其實就30年做了正經事。我的養生之道的第一條就是要學會忘記,忘記過去,忘記苦難,要有好心態,要滿足現在的好日子。”

這是鍾南山的夫子之道,就是為現實利益可以捨棄正義,他在薩斯和是次武漢肺炎治療上推銷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中藥,就是在踐行自己的信條。

同樣是為了名利,已故著名作家金庸一筆勾銷了殺父之仇。

1951年,金庸的父親查樞卿在鎮反運動中因“不法地主和窩藏槍支”的罪名被槍斃。從那以後,金庸無論在《大公報》工作還是自辦《民報》(59年),尤其在文革中,他寫文章和辦刊的宗旨都是批毛(不是反共)的極左路線。81年,金庸為了自己的武俠小說在大陸解禁,主動求見鄧小平,兩人談到金庸父親的事時鄧小平說:“團結起來向前看! ”金庸回答:“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 ”於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父輩無辜遭受的罪孽在媾和中消釋。

金庸不計前嫌寬恕了中共,他的小說就此進入大陸並成為暢銷書。他也一躍成為愛國人士,去中國大學演講時大批美國的資本主義,大讚中國的社會主義。自己的父親死於共產黨的槍口,他卻在六四時哀嘆“我從未想過,這個政權會向人民開槍”,幾年後又說,“中國如果沒有鄧小平,全體中國人都會不幸得多”,“鄧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國歷史上、世界歷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極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偉人。”連自己父親的生命尊嚴都不願維護的人,不可能珍視與己無關的生命,這番頌揚六四屠夫的宏論,顯露出金庸罔顧是非輕褻道義和良知的本性。

鍾南山、金庸等人的言行解答了我多年的疑惑和不忿。

只要論及中共暴政,人們就會提到非正常枉死的八千萬人。八千萬!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者加中國以外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非正常死亡者都不到八千萬。然而,為何我們談起八千萬這個數字時總有點空泛,缺乏應有的不可承受之重的實感,沒有聯想那是由失去的一個一個鮮活生命疊加的。如今才明白,既然鍾南山、金庸之類屈死者後人自己都不“親戚或余悲”了,又如何避免“他人亦已歌”呢。

試想,八千萬受難者平均即使有一、兩個直系子孫,至少有一億多人,如果算上他們的旁系後代,應不下於二、三億人,如果他們中百分之一的人還記得自己冤死的親人,還為他們討回公道,我們至少應該看到二、三百萬人的討伐大軍。尤其是文革中的上百萬罹難者,光橫死的各界名流就能開列出一長串耀眼的名單,想必他們的子嗣也不會都是碌碌無能之輩,而且文革後他們絕大多數逃亡海外,如果說在國內因畏懼中共高壓而放棄責任,在海外應該為先人討還血債而發聲了吧?然而,罕有!所以,文革受難者遭遇的凌辱不亞於死於希特勒的猶太人,但世界各國都熟知蒙難的猶太人,卻很少有人同樣了解文革受難者,除了以色列政府和中共政權相異是一大原因外,鍾南山、金庸為代表的受害者遺屬們的主動忘卻也難咎其責。

所以,瘟疫受害者敲鑼女的逢君之惡儆示我們,八千萬冤魂的冤情還沒清算,八千萬冤魂的正義還沒伸張,這是整個民族的創傷巨痛,不能因他們不肖子孫的忘卻而輕棄。

——原載《光》傳媒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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