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智官:敲锣女和八千万冤魂

回顾是次伤亡惨重的武汉大疫,最发人深省的事是什么?是李文亮的受训诫和病死?不是!因为要不是这次疫情闹得不可收拾,类似的事天天都在中国发生,只要中共继续统治下去,这样的事还会天天出现,民众早就司空见惯麻木不仁了;是方方日记引发的极大争议?也不是!同样,要不是记录全球瞩目的武汉瘟疫,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类似禁书事件也是天天都在发生,对方方本人来说也不是第一次,几年前她的《软埋》已经得到这样的待遇,民众也是习以为常听之任之。

依我看,最发人深省的是李丽娜敲锣救母。

敲锣女上场是武汉瘟疫惨剧的高潮,她嘶哑地哭喊出武汉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绝望;她的锣声是武汉城在走向死亡的丧钟,也因此牵动了在疫情中同病相怜的国人的心。在微信广泛传播形成的舆论压力下,在成千上万武汉人默默死去的现实中,敲锣女的母亲意外得救了。

就在每个为她呼吁的人得到些许安慰时,剧情蓦然反转,敲锣女竟无情地反噬施与她援手的人。

4月20日,敲锣女在微博上发表《武汉敲锣记》的连载日记,讲述自己亲历的武汉抗疫经历。5月11日,方方看了别人转来的日记,附上一句话转发出去:“永远要记住武汉人的奋斗,还有无数人的相互帮助。这些事都必须记录在案。”讵料,因方方正身陷“给美帝递刀子”的口诛笔伐中,敲锣女赶紧表明立场和方方划清界限,还上纲上线指责方方把她“当武器使”,“拖她下水”,挖苦方方不要把她写进作品,她不想出国。

敲锣女为献媚邀功的倒戈,不近人情忤逆人性,超越了因懦弱而避嫌自保的界限,显露了恩将仇报的卑劣人格,引起极大的公愤。不少曾为她转发呼吁的网友反躬自问,当初“围观”敲锣女是否应该?下次在遇到类似“敲锣女”是否声援?

因此,这幕以悲剧开场,以喜剧收尾的好戏,最后以荒诞剧终结。

不过,如若细究,在武汉乃至全国灾民中,谁又比敲锣女好多少?明知这次是政府隐瞒疫情酿成的人祸,明知武汉死亡人数远大于政府通报的3000多人,几乎没有难属向政府提出问责,而逃过一劫的武汉市民只是侥幸甚而庆幸,其他地方的人更因欧美疫情“失控”而大赞政府野蛮防疫得当,个别主张追责的反遭“配合外国反华势力”的非难。所以,不认输的方方也失望地不得不对围剿她的极左势力说,“我得承认,你们还是赢了,因为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人再提追责。”

可见,这场旷世大难没如有些人所期待的唤醒民众,而只是给七十年来难以历数的人为灾祸再添一回,给八千万冤魂再加几万零头,而趋利忘义的敲锣女不过是有样学样青胜于蓝。

就说今次疫情中风头独劲的钟南山,择时宣告武汉肺炎人传人的是他;向政府“提议”武汉封城的是他;说病毒首先发现在中国,但病毒的来源地不一定是中国的是他;向外国狡辩说中国没有瞒报感染和死亡数的也是他。凭着医学专家和院士的头衔,他赢得了民众的信任。直到他擎起拳头带领新党员宣示,不少对他生疑的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不仅是老党员还是老干部,难怪他不惜违背科学精神,机巧配合政府诱导舆情为之圆谎。

然而,这个钟南山不仅曾是“黑八类”子女,还与他无限忠诚的党有杀母之仇。他父亲钟世藩曾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母亲廖月琴曾任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文革时,他双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揪斗批判,年仅56岁的母亲不堪折磨投江自尽。

背负为母追责重任的钟南山却在(2010年)参加校庆演讲时坦言:“我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共产党60年其实就30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

这是钟南山的夫子之道,就是为现实利益可以舍弃正义,他在萨斯和是次武汉肺炎治疗上推销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中药,就是在践行自己的信条。

同样是为了名利,已故著名作家金庸一笔勾销了杀父之仇。

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在镇反运动中因“不法地主和窝藏枪支”的罪名被枪毙。从那以后,金庸无论在《大公报》工作还是自办《民报》(59年),尤其在文革中,他写文章和办刊的宗旨都是批毛(不是反共)的极左路线。81年,金庸为了自己的武侠小说在大陆解禁,主动求见邓小平,两人谈到金庸父亲的事时邓小平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金庸回答:“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于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父辈无辜遭受的罪孽在媾和中消释。

金庸不计前嫌宽恕了中共,他的小说就此进入大陆并成为畅销书。他也一跃成为爱国人士,去中国大学演讲时大批美国的资本主义,大赞中国的社会主义。自己的父亲死于共产党的枪口,他却在六四时哀叹“我从未想过,这个政权会向人民开枪”,几年后又说,“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全体中国人都会不幸得多”,“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连自己父亲的生命尊严都不愿维护的人,不可能珍视与己无关的生命,这番颂扬六四屠夫的宏论,显露出金庸罔顾是非轻亵道义和良知的本性。

钟南山、金庸等人的言行解答了我多年的疑惑和不忿。

只要论及中共暴政,人们就会提到非正常枉死的八千万人。八千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者加中国以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非正常死亡者都不到八千万。然而,为何我们谈起八千万这个数字时总有点空泛,缺乏应有的不可承受之重的实感,没有联想那是由失去的一个一个鲜活生命叠加的。如今才明白,既然钟南山、金庸之类屈死者后人自己都不“亲戚或余悲”了,又如何避免“他人亦已歌”呢。

试想,八千万受难者平均即使有一、两个直系子孙,至少有一亿多人,如果算上他们的旁系后代,应不下于二、三亿人,如果他们中百分之一的人还记得自己冤死的亲人,还为他们讨回公道,我们至少应该看到二、三百万人的讨伐大军。尤其是文革中的上百万罹难者,光横死的各界名流就能开列出一长串耀眼的名单,想必他们的子嗣也不会都是碌碌无能之辈,而且文革后他们绝大多数逃亡海外,如果说在国内因畏惧中共高压而放弃责任,在海外应该为先人讨还血债而发声了吧?然而,罕有!所以,文革受难者遭遇的凌辱不亚于死于希特勒的犹太人,但世界各国都熟知蒙难的犹太人,却很少有人同样了解文革受难者,除了以色列政府和中共政权相异是一大原因外,钟南山、金庸为代表的受害者遗属们的主动忘却也难咎其责。

所以,瘟疫受害者敲锣女的逢君之恶儆示我们,八千万冤魂的冤情还没清算,八千万冤魂的正义还没伸张,这是整个民族的创伤巨痛,不能因他们不肖子孙的忘却而轻弃。

——原载《光》传媒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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