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慎格(John Tkacik):杜勒斯拒与周恩来握手的历史之谜

我对美国现任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chael Pompeo)近来成为中国污蔑诋毁的对象深表同情,以此为开场白,我将在下文中铺陈对已故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典型在夙昔的缅怀。

中国大外宣 攻讦庞皮欧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说法,庞皮欧国务卿是「人类公敌」,是「毒性大发」的外交官,是「政治病毒」的「超级传播者」,是「阴暗心理」的「造谣者」。我试图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本月一日刊登的一篇过度亢奋的分析报导中,一一找到所有的引语,但我后来放弃了。我想这些「突破做人底线」的攻讦,应该八九不离十。然而,华盛顿邮报这篇报导的主要缺失,是照单全收地复述中国点名「庞皮欧污蔑中国隐瞒疫情」,包括「编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漏」。庞皮欧国务卿的确批评中国不遗余力,但最后一件事显然是恶意曲解。因此,我将此视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CPD)执行的另外一起成功的「大外宣」(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任务。

中共中宣部的假讯息办公室对庞皮欧国务卿的辱骂,让我不禁会心一笑。不久前,我将中共刻意散播假讯息的行为,做为中国谈判策略的一种手法加以研究,却意外发现多年前的一件历史公案─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根本不存在、子虚乌有的迷因(meme)─但大多数研究美中关系的历史学家,却坚持认为真有其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庞皮欧国务卿名闻遐迩的前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顺道一提,杜勒斯是唯一一位访问过台湾的美国国务卿。的确,杜勒斯的政策深刻影响了台湾的现代史发展,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台北竟然连一座杜勒斯的雕像也没有。他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是人性尊严和高贵品格的典范,也可能是美国现代史上最能干的国务卿。

散播假讯息 令人回想历史公案

杜勒斯也是亚洲民主的坚定捍卫者;他致力于保护台湾;而且就像庞皮欧国务卿一样,杜勒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

故事发生在杜勒斯去世一年后的一九六○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设法说服美国作家爱德加.史诺 (毛泽东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视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执意前往这个「人民共和国」报导所谓的「大河彼岸」。这是一场精心策划、从未给予外国人的无上礼遇,史诺的旅途与当时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The Great Leap Forward)运动完全隔绝。为了确保史诺与中国的悲惨现实绝缘,周恩来总理动用自己的专属火车载着史诺周游中国各地,周恩来本人还在往返北京与北方旅游区之间的四节蓝色豪华软垫铂尔曼列车上,花了十二个小时陪伴史诺。史诺的主要导游是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家冀朝鼎博士,他直到一九四九年都是中共潜伏在蒋介石政府里头最重要的金融特务。

周恩来误导美作家 抱怨杜勒斯

一九六○年八月一个暖和的夜晚,周总理在火车上设宴款待史诺时,将话题转到已故的杜勒斯国务卿身上。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朝鲜半岛与印度支那会谈期间,周恩来曾与杜勒斯置身同一间会议室。

当时,周恩来向史诺透露,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国务卿「让他吓了一跳…他提前进入会议室的休息室。除了杜勒斯之外,没有其他人在场,而杜勒斯只是这场会议的『观察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很自然地伸出手来。杜勒斯却将双手交叉在背后,摇了摇头,便离开了休息室。周恩来现在想起这件事,反应还是很激烈。」

这段轶闻是周恩来亲口道来,然后由冀博士以英语转述给史诺听的。杜勒斯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安详离世,已经无法得知他对此事有何评论。一九六一年,史诺非法访问中国的游记出版后,这个故事立刻成为美国媒体争相报导的题材。直到今天,此事仍被信以为真。

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志得意满的周总理向当时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抱怨杜勒斯那年在日内瓦的怠慢。「你知道有一次杜勒斯不愿和我握手吗?」他对季辛吉说:「这不是很奇怪吗?」季辛吉回答说:「这真是太过分了,总理先生。」

令人惊讶的是,周总理在日内瓦的助手、当时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Wang Bingnan)大使,在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透露:「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显然,王大使并不知道这个谎言出自他的老长官,因为王大使坚称,「在整个会议期间」,他始终在周总理左右,而且基于共产党的纪律,周总理绝对不可能落单。「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

虚构外交风波 最终还是被揭穿

最后,王大使对这段真假莫辨的往事做出论断:「包括尼克松和季辛吉在内的一些美国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提到这么一件事,但他们实际上是以讹传讹。」可见,虚构的历史完全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想当然耳,虚构这起外交风波的目的,是不择手段地企图在美国媒体上将杜勒斯国务卿,刻画成一个粗鲁无礼的乡巴佬,将周总理代表的中国塑造成受害的一方。

王大使还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几天前谈判桌上的另一个事件。当时,美国代表团的副团长、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Walter S. Robertson)阐明美国的立场,而周总理试图加以破坏。「罗伯逊先生」,周恩来怒斥道,「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王炳南回忆说:「总理这些话讲得很厉害,搞得罗伯逊面红耳赤。」

王炳南后来解释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发动这些人身攻击:「总理对这些问题观察敏锐,考虑仔细,并善于抓住机会做工作。」

数十年来,台湾的政治人物心知肚明,「中国共产党」以这种恶毒的刻薄言辞攻击个别对手,主要目的就是瓦解他们与中国谈判的能力。当外国谈判对手试图与中方接触时,他们内部协调的压力也会因此升高。这是一种有点微妙,但也非常高明的伎俩。

人身攻击是中共谈判的特制武器

简而言之,「人身攻击」是中共挑选谈判对手的特制武器。他们让外国对手相信,代表团里的某个或另一个成员根本无法与中国打交道;因此,外国代表团被迫面临改变其谈判阵容的压力。中共却丝毫不受影响。党内纪律意味着他们代表团里的「白脸」(good cops)和「黑脸」(bad cops),都是精心安排好的角色;「黑脸」是执法者,「白脸」则是「人质」,如果对手代表不肯妥协,他们就会遭殃。

庞皮欧国务卿,还有更重要的美国总统川普,都应该将中国这种人身攻势视为一种经过验证的谈判策略。击败它的最好办法,就是无视它——或者还有更好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作者谭慎格为美国国际评估暨战略中心「未来亚洲计划」主任。国际新闻中心陈泓达译)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 2020-05-10《星期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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