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智官: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

“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是方方多年前對知識分子現狀的激憤之言,也一直是海內外憂國憂民華人的共論,這個評斷在武漢大疫中得到充分的佐證,許多知識分子的言行一再跌破人們的認知底線。

近日網上流傳着韓敬源寫的《奇觀》:在一個將近100人的/高校校長微信群中/從冠狀病毒爆發/一直到今天/既沒有一個人退出群/也沒有任何人/發過任何一條信息/連一個字也沒有/我好像進入/一塊墓地里。

作者沒有注釋這是怎樣一個群,群里近百人是哪些大學校長。讀者無法認定實情如何,但可以印證的是,自這場人禍引發的世紀大疫發生至今,人們沒有在傳統媒體上看到哪位大學校長的反思評論,社交媒體上也沒漏出哪位校長質疑的隻言片語,那麼《奇觀》即便是形象的比喻也十分貼切。

《奇觀》的畫面讓人不寒而慄,一具具行屍走肉在墳場晃蕩,不見一絲聲息。他們可不是乞食不得的餓死鬼,他們是100個大學的校長,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大疫當前,面對政府的隱瞞失職,面對成千上萬冤死的災民和紛亂的社會,他們理應出現在輿論場,引導民眾進行應有的追責。不去比民國時期難以細數的大師級大學校長:蔡元培、馬相伯、梅貽琦、羅家倫、蔣夢麟、張伯苓、劉文典、竺可楨、茅以升等,他們都是那個輝煌年代的引領者和社會變革的推動者!即使上世紀八十年代,尚有方勵之、管惟炎、丁石孫、江平、劉道玉等大學校長,他們在教育領域開自由風氣之先,進而影響整個社會出現追求民主的氣氛。

然而,三十年後的今天,竟無一名校長是男兒。許章潤發出《憤怒的人民不再恐懼》,他們無動於衷;許志永發出《勸退書》,他們無動於衷,連為方方不犯禁的日記站出來說句話的也沒有。

還有一群知識分子——與方方同行的主流作家——也沉默是金。當方方的《日記》國內沒一家出版社敢出,國外出英德文版讓她遭人身攻擊時,如果良知尚存,即使為自身的寫作自由,即使出於兔死狐悲的心理,也應有一批同道站出來聲援方方。因為任何對方方作品的封殺和對她人格的侮辱,也是對作家整體人格和尊嚴的侮辱。然而沒有,有的是漠然地隔岸觀火!確切地說,他們發聲了,只是用與方方完全不同的調子。

2月26日,人民日報以“同舟共濟眾志成城”為題發表一群知名作家的抗疫心聲,當然是滿滿的“正能量”,僅看幾位大牌的錚錚大言:

王蒙(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依然每臨大事有靜氣,在大災中繼續“讀書寫作,寸陰寸金。健康樂觀,考好大考。”

莫言(中國作協副主席諾獎獲得者)作對子,“同心驅癘鬼,眾志築長城。”用“厲鬼”兩字抹去人禍。

葉 辛(中國作協副主席)快樂地唱起了兒歌,“疫情快過去吧,快點!春天來了。中國列車要增速了。”

賈平凹(中國作協副主席)像少女一樣天真,直說“被那麼多的英雄事迹感動。”

劉震雲(人大文學院教授)形容抗疫中值得尊敬的人,是“照亮今天和未來的燭光。”

韓少功(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不知所云地填詞,“提槍上馬赴國難,天下悲欣願大同。”

張 煒(中國作協副主席)讚美抗疫者,要“記住那些平凡而偉大的榜樣。”

蘇 童(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說出讓人起膩的套話,“一個同舟共濟的民族,一定能抵達光明美好的彼岸。”

池 莉(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同為湖北的女作家近乎與方方爭鋒相對地抒情:“這個時刻,心神穩定是我們的拯救,理性冷靜是我們的力量,勇敢頑強是我們的必須,咬牙挺住是我們的本分。又一個黎明來臨,拉開窗帘,東方既白,太陽照常升起,這個時刻,我們必須忍住悲傷,克服畏懼,去希望窗外的希望。”

這些大腕作家交出的作業,幼稚的就像小學生向老師表決心,你根本無法感受這是題涉曠世劫難的文字。可見,作家一旦失去骨氣,他的文字失去了靈氣;一旦失去了正義感,他的文字就失去了美感。若說方方的日記是從血管里流出來的血,他們無關痛癢的幫閑話就是從水龍頭裡流出的水。

當然,也有閻連科、張抗抗等知名作家承認,“方方撿起了作家和文學掉在地上的臉。”還有幾位大學教授或表示面對方方看不起自己;或自責作為男兒的愧疚;或美譽方方日記可得諾貝爾文學獎。儘管他們知恥近乎勇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他們甘於在溫和抵抗的方方身後自嘆不如而不敢越過方方吶喊幾聲,聽起來不免讓人悲嘆。

不知寫《憤怒的人們不再恐懼》的許章潤如今的下落,不知他是否知道大多數人民——上到“高級”知識分子下到平民——並沒有按他的預期憤怒,甚至相反,他們反倒對寫疫情日記的方方表示了極大的憤怒。絞殺方方的輿論還重現了文革場景。南京有個喪失人性的書畫家錢詩貴說,他的雕塑家朋友要雕塑方方的跪像放在秦檜跪像旁,因為她和秦檜一樣“賣國求榮”。此文一出就上了南京今日頭條十大熱議榜首,僅南京讀者就突破了150萬,有7千多人跟帖。可以想見,如果許章潤的文章如方方日記那樣普及,他可能得到比方方更多的憤怒回擊。

毋庸諱言,暴民因當局的放任和慫恿愈發猖狂,但是前述知識分子——那些大學校長和知名作家的冷漠也是他們肆無忌憚一個原由。如果這些“大”知識分子仿效一百年前的左拉為一個受冤的猶太人伸張正義而呼叫“我控訴!”紛紛向圍攻方方的黑勢力大吼一聲“我抗議!”目前這樣的局面會出現嗎?

問題的可怕處還在於,在毛時代,知識分子會因異見而遭縲紲之禍,所以在高壓下被迫自噤。當下,方方本人尚未受官方公開懲處,為方方說話並無囹圄之憂,他們卻主動選擇袖手旁觀,不得不說這是知識分子的奇恥大辱。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對應着中國的社會從未像現在這樣道德淪喪,也認證了中共主政以來從未像現在這樣成功征服知識分子。

六四後的江胡兩代,中共在政治上堅持高壓,把任何反抗扼殺在萌芽中,同時,在經濟利益上向知識分子傾斜,用物質利誘瓦解分化知識分子,尤其把高級知識分子納入先富起來的一群。僅以方方被迫“交代”自己的房產為例:她從文聯分得一套近140平米的房子;在武漢江夏區藏龍島自建了一棟兩層樓400多平米的別墅;在武漢漢口買了一套79平米的小區房;在海南臨高縣買一套127平米的房子用於過冬。和方方同級的作家擁有的房產大同小異,有頭銜的還享有公車等待遇。作家們尚且如此,那些大學校長如何豪奢便不難想象。

知識分子一旦成為新生“貴族”,就為自己套上了一副枷鎖,要保住養尊處優的生活,就得付出順服和效忠的代價,最終自覺成為現存制度的維護者。近年,即使那些對習近平不滿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訴求也僅是回到鄧小平路線,而不是徹底革故鼎新。

上有墮落的知識分子,下有義和團和紅衛兵,面對這樣的現實,任何以為這場潑天人禍定會引發民眾反抗社會裂變的觀點都過於樂觀了。

——原載《光》傳媒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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