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智官:《方方日記》之辯

是次武漢不幸起爆大疫,三鎮封關,市民禁閉,我自囚一室記下如是我聞。我獲知的信息雖為災情的極小部分,卻足讓我感受災民的慘狀,忍不住就事論事直言評述:“‘人不傳人,可控可防’這八個字,變成了一城血淚,無限辛酸;”“常識是深刻中的深刻,比如,人生而平等;”“那些瀆職者,一個也不寬恕,一個也不放過”;“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後你們多半會被要求寫頌文頌詩,但請你們在下筆時,思考幾秒,你們要歌頌的對象應該是誰”。

我出之本真錄下的內容,相對無妄之災的全貌難免偏頗,故不少難屬還覺得我寫得不夠。再說,我評述的基調是掌握分寸堅持原則,委婉克制不失尖銳。比如,我認為“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疫情得到控制應該政府感謝人民,而不是相反。同時,我也讚賞了前總理朱鎔基的話:“‘我的信條是獨立思考’,我很喜歡。”

出乎我的意料,這些平淡無奇的日記竟讓我“名滿天下”,據說讀者每天超過五千萬。過去四十年,我寫了幾十部作品,讀者加起來也沒有五千萬的零頭。究其原因,一則,全國老百姓宅在家裡憋得慌,悶得煩,都想了解武漢的疫情,官方報道的都是宏大敘述和乾巴數字,而我記敘了武漢災民的無奈無助生死悲情,正好作為補充;二則,全國入冊作協的作家上萬人,光湖北也有近二百人,他們也和我一樣受災,但他們淡然超脫冷靜旁觀,我的日記就成了獨一份,也就物以稀為貴了。

然而,在這個文革餘孽尚存,文革新生代崛起的年代,我的“名滿天下”必然引來“謗滿天下”,而且來勢洶洶。在極左分子看來,我寫的都是災情中的陰暗面,都是讓人看了悲觀泄氣的負能量,在當下的語境,這個罪名可不輕,作者的文章或作品完全可能因此被禁。

不過,所謂“正”“負”能量的辯駁並不新鮮,八十年代也發生類似的論戰,當時叫“歌德”還是“缺德”之爭。那時,文化思想界的主流是反極左爭取言論自由,並為此頑強抗爭。與我今天的境遇相反,“歌德派”遭絕大多數作家和讀者的唾棄,“缺德派”卻得到廣泛的支持。比如,上面下令批判封殺寫《苦戀》和《將軍,你不能這樣做》的作家和作品,作家們就在作協代表會議上用選票選劉賓雁、王若望等異議作家當作協副主席和理事;《深圳青年報》甚至發文公開勸鄧小平退休……倘若當年發生今天這樣的世紀大疫,又有互聯網人人可以寫微博,定有一群作家寫出更大膽更猛烈的記事,我這樣的日記會淹沒其中毫不起眼。

因此,不論褒貶,今日我憑這樣的日記引起轟動,不表明我是特別出眾的白鶴或黑鶴,而是我的太多太多同行是甘願埋頭啄米的群雞。所以,我的日記成為一個事件,不是我的悲哀而是時代的悲哀,表明三十年來我們社會的倒退不能以道里計!

再看帶頭圍剿我的是誰?一個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張頤武,逼我拿出日記中所記事實的證據;另一個是有北大哲學博士頭銜的王誠,幾年前他在“評論”我的小說《軟埋》時就鷹犬般地“強烈建議公安檢察部門,依據有關法律規定,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調查方方,與境外勢力有着何種程度的勾結,與資本集團存在着何種利益共生關係。”這次老調重彈,要送我去法辦。可憐我的祖父,他是北大首屆畢業生,如今他在地下想宣告以有這樣的校友為恥而不能。

其實,張頤武和王誠都太抬舉我了,或者按俗話說的“柿子撿軟的捏”,王誠催公安法辦我,不是我不夠格,而是我不敢夠格。在此,我向你們推薦我佩服的人,也許他們的言行更符合你們的標準。
學者許章潤

我在日記中只敢點到為止地提出“必須一層一層追究(責任者),一個也不放過”,然而清華教授許章潤和北大博士許志永則撰文直指最高責任者了。許章潤發表《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繼承當年駱賓王寫《討武曌檄》的遺風,責斥定於一尊的今上一手釀成是次大災,行文意境高遠文采華美,盡展勇於擔當笑傲生死的氣概和人格魅力,是可久存於世的當代檄文;許志永博士更義薄雲天,直接向一尊送去《勸退書》。他們的文字遠比我的日記更震撼人心,尤其在災情趨穩痛定思痛之際,國人最需要他們來追蹤反省是次大疫的禍源。

王誠、張頤武,憑你們的政治嗅覺,一定讀過雙許的文章,只因雙許是敏感人物和事件,你們要揣摩上意才行動。如今雙許的言論被無聲封殺,他們的人身也被銷聲匿跡,批判他們等於為他們作宣傳,就是幫政府的倒忙,你們就裝聾作啞不敢出手了。而我的小文並沒越軌,對政府也沒有任何威脅,正好成為你們表現政治覺悟的靶子,看看最近的輿論,你們的目的達到了。

還有人指責我不去醫院實地調查,卻在家閉門制車造謠生事。我承認自己年老體弱又有頑疾,缺乏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沒有體力也沒有勇氣做戰地記者。不過,責難我的人應該知道,早有人“代”我去了。

公民記者年輕後生陳秋實和李澤華,他們以身試法去醫院殯儀館甚者P4實驗室調查,但很快被抓捕。武漢市民方斌更是赴湯蹈火,不僅去醫院攝錄了五分鐘抬出八具屍體的真相,還在視頻中宣講“殘酷的暴政甚於病毒”,號召全民團結起來推翻政府。我從他身上看到了那年擋坦克和砸毛像勇士的氣概,設若在一個沒有防火牆而有血性的國度,他就像十年前的那個突尼斯小販,會引發一場起義。很可惜,在目下的中國,他再壯烈也是投入大海的一枚炸彈,最後只傷了自己。這就是去現場實地了解的下場,這是我能逞強去做的事嗎?按你們催我去實地調查的要求,你們應該聲援失蹤的方斌、陳秋實和李澤華吧,怎沒見你們提起?

還有一個叫張宏良的,不愧為厲害國培養出來的厲害教授,咬牙切齒地給我定性戴帽,“方方是反共的階級敵人,是反華的漢奸(文化漢奸)。”看了這樣的語言,文革親歷者會錯以為誰家扔掉的大字報被張教授撿來活學活用了,我成了周作人,胡蘭成再世,而且罪證馬上就來了。

這不!我的《日記》要出英文德文版了,趕在美歐等國向中國要賠償的當兒,我的外文版《日記》撞在“愛國者”者的槍口上,甚至原本喜歡看我日記的人也受不了了,他們也改變了對我態度,因為我沒有內外有別。

我“文化漢奸”的頭銜鐵板釘釘地坐實了,愛國憤老憤青群情激昂,掀起新一輪的圍剿我的高潮,“美國的走狗”,“給美國遞刀子”,“賣國賊”之類的辱罵沖我噴吐,甚至威脅上門殺我的也大有人在。
我懶得用常識去反駁喪失理性的人,只想告訴你們,別太高看我日記的價值,我倒願意當真有外國向國際法庭起訴時,不用生物學家和醫學家的論文和記者的報道而用我的日記作證據,那樣我的厲害國就勝定了!

當然,我不會掉以輕心,我分明感到了一九六五黑雲壓城的氣氛,有人要拿我祭旗,我的日記可成為新版《海瑞罷官》,我就是當今吳晗,以期一石三鳥:搞臭我可殺一儆百震懾一切異見;把我打成西方代理人可凝聚國內人心;藉此團結全民抗拒西方的巨大壓力。

儘管形勢兇險,我仍然沒有喪失信心,社會畢竟進入了信息時代,即使有人具賊心也具賊膽搞小文革,但想一手遮天陷害忠良沒那麼容易了,何況我既然挺過第一次文革,難道會害怕第二次?我倒要提醒王誠、張宏良們,還是仔細讀讀文革史,回看當年的文痞打手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之流的下場,以作殷鑒。

是故,我依然一如既往地坦然,我的《日記》不會也不該讓我成為英雄,同樣,我也不會因無端被批而嚇成狗熊。我重申日記結尾摘自《聖經》的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僅此而已!

——原載《光》傳媒

(Visited 1 times, 1 visits today)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