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智官:《方方日记》之辩

是次武汉不幸起爆大疫,三镇封关,市民禁闭,我自囚一室记下如是我闻。我获知的信息虽为灾情的极小部分,却足让我感受灾民的惨状,忍不住就事论事直言评述:“‘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比如,人生而平等;”“那些渎职者,一个也不宽恕,一个也不放过”;“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

我出之本真录下的内容,相对无妄之灾的全貌难免偏颇,故不少难属还觉得我写得不够。再说,我评述的基调是掌握分寸坚持原则,委婉克制不失尖锐。比如,我认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疫情得到控制应该政府感谢人民,而不是相反。同时,我也赞赏了前总理朱镕基的话:“‘我的信条是独立思考’,我很喜欢。”

出乎我的意料,这些平淡无奇的日记竟让我“名满天下”,据说读者每天超过五千万。过去四十年,我写了几十部作品,读者加起来也没有五千万的零头。究其原因,一则,全国老百姓宅在家里憋得慌,闷得烦,都想了解武汉的疫情,官方报道的都是宏大叙述和干巴数字,而我记叙了武汉灾民的无奈无助生死悲情,正好作为补充;二则,全国入册作协的作家上万人,光湖北也有近二百人,他们也和我一样受灾,但他们淡然超脱冷静旁观,我的日记就成了独一份,也就物以稀为贵了。

然而,在这个文革余孽尚存,文革新生代崛起的年代,我的“名满天下”必然引来“谤满天下”,而且来势汹汹。在极左分子看来,我写的都是灾情中的阴暗面,都是让人看了悲观泄气的负能量,在当下的语境,这个罪名可不轻,作者的文章或作品完全可能因此被禁。

不过,所谓“正”“负”能量的辩驳并不新鲜,八十年代也发生类似的论战,当时叫“歌德”还是“缺德”之争。那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流是反极左争取言论自由,并为此顽强抗争。与我今天的境遇相反,“歌德派”遭绝大多数作家和读者的唾弃,“缺德派”却得到广泛的支持。比如,上面下令批判封杀写《苦恋》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的作家和作品,作家们就在作协代表会议上用选票选刘宾雁、王若望等异议作家当作协副主席和理事;《深圳青年报》甚至发文公开劝邓小平退休……倘若当年发生今天这样的世纪大疫,又有互联网人人可以写微博,定有一群作家写出更大胆更猛烈的记事,我这样的日记会淹没其中毫不起眼。

因此,不论褒贬,今日我凭这样的日记引起轰动,不表明我是特别出众的白鹤或黑鹤,而是我的太多太多同行是甘愿埋头啄米的群鸡。所以,我的日记成为一个事件,不是我的悲哀而是时代的悲哀,表明三十年来我们社会的倒退不能以道里计!

再看带头围剿我的是谁?一个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逼我拿出日记中所记事实的证据;另一个是有北大哲学博士头衔的王诚,几年前他在“评论”我的小说《软埋》时就鹰犬般地“强烈建议公安检察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调查方方,与境外势力有着何种程度的勾结,与资本集团存在着何种利益共生关系。”这次老调重弹,要送我去法办。可怜我的祖父,他是北大首届毕业生,如今他在地下想宣告以有这样的校友为耻而不能。

其实,张颐武和王诚都太抬举我了,或者按俗话说的“柿子捡软的捏”,王诚催公安法办我,不是我不够格,而是我不敢够格。在此,我向你们推荐我佩服的人,也许他们的言行更符合你们的标准。
学者许章润

我在日记中只敢点到为止地提出“必须一层一层追究(责任者),一个也不放过”,然而清华教授许章润和北大博士许志永则撰文直指最高责任者了。许章润发表《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继承当年骆宾王写《讨武曌檄》的遗风,责斥定于一尊的今上一手酿成是次大灾,行文意境高远文采华美,尽展勇于担当笑傲生死的气概和人格魅力,是可久存于世的当代檄文;许志永博士更义薄云天,直接向一尊送去《劝退书》。他们的文字远比我的日记更震撼人心,尤其在灾情趋稳痛定思痛之际,国人最需要他们来追踪反省是次大疫的祸源。

王诚、张颐武,凭你们的政治嗅觉,一定读过双许的文章,只因双许是敏感人物和事件,你们要揣摩上意才行动。如今双许的言论被无声封杀,他们的人身也被销声匿迹,批判他们等于为他们作宣传,就是帮政府的倒忙,你们就装聋作哑不敢出手了。而我的小文并没越轨,对政府也没有任何威胁,正好成为你们表现政治觉悟的靶子,看看最近的舆论,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还有人指责我不去医院实地调查,却在家闭门制车造谣生事。我承认自己年老体弱又有顽疾,缺乏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没有体力也没有勇气做战地记者。不过,责难我的人应该知道,早有人“代”我去了。

公民记者年轻后生陈秋实和李泽华,他们以身试法去医院殡仪馆甚者P4实验室调查,但很快被抓捕。武汉市民方斌更是赴汤蹈火,不仅去医院摄录了五分钟抬出八具尸体的真相,还在视频中宣讲“残酷的暴政甚于病毒”,号召全民团结起来推翻政府。我从他身上看到了那年挡坦克和砸毛像勇士的气概,设若在一个没有防火墙而有血性的国度,他就像十年前的那个突尼斯小贩,会引发一场起义。很可惜,在目下的中国,他再壮烈也是投入大海的一枚炸弹,最后只伤了自己。这就是去现场实地了解的下场,这是我能逞强去做的事吗?按你们催我去实地调查的要求,你们应该声援失踪的方斌、陈秋实和李泽华吧,怎没见你们提起?

还有一个叫张宏良的,不愧为厉害国培养出来的厉害教授,咬牙切齿地给我定性戴帽,“方方是反共的阶级敌人,是反华的汉奸(文化汉奸)。”看了这样的语言,文革亲历者会错以为谁家扔掉的大字报被张教授捡来活学活用了,我成了周作人,胡兰成再世,而且罪证马上就来了。

这不!我的《日记》要出英文德文版了,赶在美欧等国向中国要赔偿的当儿,我的外文版《日记》撞在“爱国者”者的枪口上,甚至原本喜欢看我日记的人也受不了了,他们也改变了对我态度,因为我没有内外有别。

我“文化汉奸”的头衔铁板钉钉地坐实了,爱国愤老愤青群情激昂,掀起新一轮的围剿我的高潮,“美国的走狗”,“给美国递刀子”,“卖国贼”之类的辱骂冲我喷吐,甚至威胁上门杀我的也大有人在。
我懒得用常识去反驳丧失理性的人,只想告诉你们,别太高看我日记的价值,我倒愿意当真有外国向国际法庭起诉时,不用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论文和记者的报道而用我的日记作证据,那样我的厉害国就胜定了!

当然,我不会掉以轻心,我分明感到了一九六五黑云压城的气氛,有人要拿我祭旗,我的日记可成为新版《海瑞罢官》,我就是当今吴晗,以期一石三鸟:搞臭我可杀一儆百震慑一切异见;把我打成西方代理人可凝聚国内人心;藉此团结全民抗拒西方的巨大压力。

尽管形势凶险,我仍然没有丧失信心,社会毕竟进入了信息时代,即使有人具贼心也具贼胆搞小文革,但想一手遮天陷害忠良没那么容易了,何况我既然挺过第一次文革,难道会害怕第二次?我倒要提醒王诚、张宏良们,还是仔细读读文革史,回看当年的文痞打手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之流的下场,以作殷鉴。

是故,我依然一如既往地坦然,我的《日记》不会也不该让我成为英雄,同样,我也不会因无端被批而吓成狗熊。我重申日记结尾摘自《圣经》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仅此而已!

——原载《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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