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殷海光超过鲁迅和胡适之处 ——纪念殷先生去世50周年

今天(9月16日)是殷海光先生去世50周年,今年12月是他诞生100周年。一个著名知识分子的生和死是这样的周年可能是偶然,但在中国过去百年历史中,出现殷海光这种理念清晰、心灵强大、坚守自由主义价值、敢于批判国共两党的智者与勇士,绝非偶然,更是罕见。这起码体现在如下10个方面:

第一,认清共产专制,对极权警觉超过鲁迅。

在国共争斗的历史大潮中,殷海光一直反共,直到去世都没改变。这是他的大智慧。当年无数知识人被红色思潮迷惑,相信共产主义而追随中共。殷海光则很早就认清,共产党代表专制,代表暴力,会把中国带向灾难。

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才20多岁,就旗帜鲜明地反共, 并一路奋笔疾书,后出版专著《中国共产党之观察》,指出中共本质是反民主、真独裁;共产党五大特征:诡变性、独占性、坚执性、国际性、崇尚暴力。因为反共,所以他支持了国民政府,最后选择跟国民政府一起去了台湾。

当时到底有多少中国知识人追随共产党,具体数字无法统计,但从1948年首批中研院院士去留名单可大致看出比例:全部81名院士有60人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占74%),只有9名选择去台湾(另12人去了美国)。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殷海光选择去台湾,唾弃共产党,是智慧 ,也是勇气!在短短50年的生命中,他并没有经历共产社会,也没遭受到共产党的直接迫害,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之清晰、之深恶痛绝,超过众多深受共产磨难的文化人。殷海光是一个绝不接受极权专制的自由主义者,他当然跟直接宣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势不两立。中共把他列为“十大文化战犯”,可见他反共的影响力。

所以说,在对共产党本性的认知上,殷海光超过鲁迅。鲁迅曾一度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左联。毛泽东的红军溃败到陕北时,鲁迅曾托人给毛送去金华火腿以示慰问。鲁迅去世三年前,还想写红军和延安,他与红军将领陈赓在上海长谈,当时陈赓画的红军行动草图鲁迅一直保留。好在他最后没写,否则歌颂红军不仅是败笔,更是耻辱。

当然,鲁迅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去世了;他如活到中共建政,看到毛泽东们的本相,也一定会反!毛说过,鲁迅如活着,或是识时务住嘴,或是在狱中(被毛抓起来封嘴)。我在《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中对此有所分析(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3840)。相比之下,殷海光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共产党的独裁本质,所以对中共从无幻想,到死都是严词痛斥。好眼力,真智慧。

二,批判国民党,特立独行远超胡适。

台海两岸的知识分子,以及海外华人,多年是这种状况(尤其是殷海光那个年代):追随共产党的自然反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的基本都反共。而殷海光是个异数,他在坚决反共的同时,也反蒋、批国民党。

殷海光不到30岁就做到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可见被重用程度。但他在台湾更看出国民党的独裁本相,所以加入了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写出很多抨击时政,痛斥国民党的犀利文字。

殷海光的反国民党不是出于情绪,而是从理论上认清了国民党也是专制政党的本性。他指出:共产党是极权主义,国民党是次级极权主义。只要是极权,都得要反、要批!他追求的是一个真正有自由的社会。

1958年殷海光执笔的《自由中国》社论疾呼:组织民主在野党,对抗国民党独裁。在党天下的台湾,他就敢发出如此严厉的批判之声: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是他继续独裁的幌子,“借着反共而做尽一切坏事”。“国民党政权是建立于党阀、军阀、财阀、政阀这四大阀之上的”;“国共两党都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都鄙视理性,崇尚权力。”60年后回首,都无法不令人敬佩殷海光当年洞悉蒋家王朝的智慧和高声喊出真实的勇气。

而胡适的情况则不同。在二十年代,胡适曾相当严厉批评国民党,写出《人权与约法》等文章。当时他受到国民党报纸的围攻,他的中国公学校长也被取消。1932年底,胡适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5天之内见了3次并共进晚餐,由此确定了他一生支持蒋和国民党的立场。尤其在台湾期间,国民党施行白色恐怖统治,胡适想争取点民主,但被蒋介石一吆喝就缩回去,例如雷震事件。而在吴国桢事件上,胡适甚至帮蒋政权圆谎。这与殷海光的坚持道义,至死痛批国民党专制相比,实在距离悬殊。

殷海光去世前5个月,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完成了英文著作《剖析国民党》,向专制政权投掷了他最后的炮弹!他的结论是:“国民党可恶,共产党可怕”。在那个年代,对国共两个列宁主义政党都如此坚定“反”的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无人能跟殷海光相比。

三,蔑视御用文人,单挑迎战。

中国文人传统向来缺乏既问世、又独立的特质。要么做所谓竹林七贤,躲到深山不问政事玩清高;更多是通过科举当上权力者的谋士;再有一大特点,就是善于拉帮结伙,靠群体壮胆;即胡适所说的,不以理服人,而以势压人;尤其是得到当权者支持的“势”。在这种政治体制和文化氛围中,出现心灵强大的特立独行者,是极为困难的。

殷海光反共又批蒋,可想而知台海两岸御用文人的反应。他们蜂拥而上,争相攻击殷海光来取悦龙颜。但殷海光既没妥协,更不后退,而是左右开弓,痛批国、共两边的文人。在中国大陆时,他就曾批过上海救国会的所谓君子们(实为中共外围),也痛斥过跑到延安谄媚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斯诺,更警告民盟们将被共产党卸磨杀驴(罗隆基、章伯钧们的下场早被他说中)。

在台湾,面对国民党文人的围剿,殷海光挥笔反击:“国民党是由一班职业党棍组成的,这些人绝大部份属于老朽昏庸。”这些文人党棍“离开了党的窝子,只有成为废料”。

殷海光骂得真是过瘾!要知道,那是在报上一片国民党文人的叫骂围剿下,他的孤军奋战。对于这种孤独,他曾悲愤地说,历史上“赵高指鹿为马不过偶一为之,但今日我们在台湾所碰到的,是一群有组织的‘赵高’。颠倒黑白,罔顾是非。”

在我的阅读中,在那个时代,只看到两个知识分子,面对酸腐丑陋文人们的群起围攻而绝不后退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殷海光。他俩都是一个人单挑,用一排文字子弹回击,即使战斗到遍体鳞伤,也仍然站立!

鲁迅去世前誓言,对那些酸腐的文人们,他一个都不宽恕。殷海光则说,那些御用写手们是“蚍蜉”;是人格最低的赵高,他完全蔑视。在这一点上,殷海光更像鲁迅。中国有过这样两个心灵强大的思想者,留下这样荡气回肠、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遗产,实在是历史上迅即之光!

四,居高临下蔑视独裁者。

中华文化下的社会有“文人难过领袖关”的特色。被权力者摸头,灵魂就跪下了。在国共两党统治下,这更是常见现象。而殷海光又是个“异数”:经徐复观引荐,蒋介石召见了殷海光。一般人得到这种“恩宠”会感到受宠若惊,但殷海光却是另一种反应。

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描述,等待领袖召见的前厅已有省长、部长、集团军司令等大员,“都是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正襟危坐,毕恭毕敬。一副奴才相。卑躬折节。”“我不曾像他们那样,我是一个大丈夫。我很自然地昂然出入,全无惧色。”蒋召见时,他们谈的不愉快,因殷海光没像其他人那样诚惶诚恐、俯首帖耳,而是以平等之姿与蒋谈话。

蒋介石跟殷海光提起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然后滔滔不绝。殷海光是教哲学的,这是他的专业。他马上听出,蒋介石谈王阳明可用四字概括“不知所云”;“那他为什么要如此不藏拙呢?这就是人的权力冲昏了头,强不知以为知,就是装模作样。”

后来徐复观说,蒋再没提过殷海光。可能印象不好。殷给未婚妻的信则说,他没有在最高权力者面前屈膝折节,不仅厌恶蒋的不懂装懂,而且“我懊悔啊!我不该去的,以后逢人问起这件事,我就绝口不提。”

被最高领袖召见,是升迁和重用的机会。殷海光不趋炎、不附势,反而看透权力者,在日记中痛批。这在被毛泽东、蒋介石两大独裁者召见过的文人中,能找到第二个吗?我没听说过。

在中国文人中,渴望被最高领袖召见的,可能像蝗虫那么多。毫不自尊、主动献媚的更大有人在。仅举一例:那个被鲁迅痛斥过的酸腐文人林语堂(他在美国发表英文,大骂中国传统文化;回到中国写中文,却高歌中国文明),曾致信蒋夫人宋美龄“求委员长”给他题字“文章报国”,说“有了这四个字,我死而无憾。这也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无论我身在何处,这四个字都将高悬在我家里。”把林语堂和殷海光对“最高领袖”的态度放在一起,高低立判。殷海光可谓海光万丈,林语堂则是鱼塘之底。

殷海光实在是头脑清晰、目光犀利;只跟蒋介石见过一面,谈过一次话,就看出蒋的装模作样、不懂装懂、被权力冲昏头脑。而与蒋总裁有过多次交往、谈话的胡适怎么看不出来?还是看出来了,却屈服权势?

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时代,殷海光就最喜欢李白。大概是与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尊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气节有共鸣,才有“两岸国共骂不住,海光已过万重山”的豪迈境地!

五,为说真话的吴国桢主持正义。

1954年的吴国桢事件,不仅导致国民党内部纷争,也引起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分歧,尤其是在殷海光与胡适之间。这场分歧更展示出:殷海光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力量都超过胡适。

吴国桢曾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后因跟太子蒋经国不合而辞职去了美国,而且一直住到死。吴在美国英文《Look》杂志发文“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说你们美国人“每年提供福尔摩沙预算4亿美元中,有3亿被唬弄地用在了建立极权国家上”;并直指蒋经国是特务头子,蒋介石要传位给儿子。蒋政府组织反击,请当时在美国的胡适撰文反驳,胡适照办了。

殷海光读到吴国桢文章的反应则欣赏到“如喝泉水一般”;所以他对胡适撰文反驳相当不满。胡适文章标题是“福尔摩沙有多自由?”强调在蒋介石统治下,台湾的自由在扩大,并直接歌颂太子蒋经国“很勤勉、诚实、礼貌、爱国和坚决反共”;甚至信誓旦旦说,蒋经国绝不会成为接班人。

殷海光批评胡适的做法是“书生误天下”。因胡适对台湾情况很了解,在吴国桢到美国之后,胡还与吴深谈了8小时,其中吴国桢说他离台时估计,蒋经国的秘密警察已逮捕1万人,胡适则说现已超过10万人。吴感吃惊。胡适说,蒋经国曾给他看过一份秘密警察机构运作报告,下辖7分支;而吴只知道4个。这说明胡适对蒋家的特务统治很知情,但他却能在随后出面批吴,且是在蒋政府要求下做的。

不少评论者推断,这可能与蒋对胡的金援有关。胡适在美期间得到蒋介石9次拨款(每次5千美金)。在胡适撰文反驳吴国桢那一年最多,有4笔(每次5千)。1944年蒋馈赠胡适6000美元;胡适太太从泰国赴美时蒋给了1500美元。据蒋廷黻日记,蒋还给胡适一张11000美元支票。仅这几项加起来就有63500元。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图书馆长的年薪是5200(胡适说缴税后到手4500)。如此来算,胡适在美国期间,蒋介石给他的资助,相当他在普大做图书馆长14年的(税后)收入。这还是从解禁的国民党文件偶然发现的。是否还有其它没记载的呢?不得而知。胡适的18卷本日记(后出版),对蒋的金援之事一字未提,显然有忌讳。当然,对胡适这么著名的知识分子,又是前驻美大使,他被派去美国,理应有一份来自民国政府的公开的正当收入,而不是蒋介石这种个人的“红包”形式。这种形式就等于要刻意“罩住”胡适的言行。国民党最善于搞“红包”这种恶行(而不是正规发薪);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台湾。

胡适解释他反驳吴国桢的理由是:内外有别,在美国等外国面前,不能批蒋和国民党,否则中华民国失去美国支持,会丢掉联合国的席位,让中共得利。他强调“国家”的重要。而殷海光在这点上与胡适有重大分歧。殷海光认为,“国家”这个概念是错的!country应称为“国”。把“国”与“家”连到一起,蒋介石就把国变成他的家,建立家天下(蒋家王朝)。

殷海光反驳胡适说:“吴国桢批评的是‘蒋’家,哪里是我们的‘国’家;是国民党政府,哪里是‘我们的政府’”。殷海光的眼光犀利到这种程度:“今日的台湾,在表面上是一个‘国’,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

在那个年代,殷海光不仅把国民党专制、蒋介石专权、蒋家父子的家天下看到如此透彻,更大胆公开说出来!真是壮哉殷海光!

在这场关于“国家”的概念与价值分歧上,殷海光是对的,胡适错了!而这个对、错的背后,是两人思想基础的不同——

自早年在美国留学起,到二战期间任驻美大使,到后来以半公半私身份滞留美国,前后加起来,胡适在美国住了26年7个月。但在这四分之一多世纪中,从开始就懂英文、且没有经济和身份困境的胡适,却根本没有深入研究美国历史及其建国之父的理念,更不清楚西方的左右派之争。曾对胡适做了采访录、在纽约哥大东亚图书馆做过事的唐德刚说,当年胡适到图书馆都是看中文报刊书籍。我本人在台北参观胡适故居时颇为吃惊地看到,他的书架上主要是中文书,英文只有Will
Durant 众多关于西方哲学史著作中的一、二本,其它基本都是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可见这位全中国最著名的高声呼喊“全盘西化”者,对西方到底有什么价值、应该把哪些引进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完全没有作品)。胡适晚年专研老古董《水经注》等,是自然回归(降落到原点)。

而只是短暂在美国住过一年的殷海光(哈佛访问学者),却研究了自由经济派大师哈耶克的思想,并翻译了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还评介过哈耶克的经典《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殷海光对《自由宪章》的评介很到位:哈耶克信奉老辉格党(old
Whig),它不是杰弗逊的激进主义(指倾向法国大革命),也不是汉米尔顿的保守主义(指当时倾向更多政府权力),而是麦迪逊的(指古典自由主义)。殷海光赞同哈耶克所说的,这是美国政治制度之所本。这个“所本”,就是以人为本,个人主义。他的这个认知不仅准确,更是难得。但在台湾即使到今天都没引起知识界的足够关注和探讨。我认为这也是台湾民主之路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台北的殷海光故居(温州街18巷16弄),一进门就会看到殷先生大照片下他评介《自由宪章》的话:“自由的伦理基础有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殷海光左右开弓,批国共两党,其根本就因为他明白并看重了“以人为本”这个建立西方民主国家的重要基石。

所以,就吴国桢的争议,胡适站在了蒋介石的党国一边,而殷海光站在了真正自由主义一边。这个分歧除了他俩的性格、经历、为人等一系列不同之外,思想理论根基上的差异更是关键。

六,为逮捕入狱的雷震大声疾呼。

在吴国桢事件发生6年后的1960年,《自由中国》被停刊,主编雷震被抓。在这个事件上,殷海光和胡适的不同再次凸显出来。

雷震等被抓后,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殷海光却勇敢地与《自由中国》另两位编委夏道平、宋文明发表联合声明(殷执笔),声援雷震。随后他更不顾个人安危又连续写了三篇文章,谴责国民党抓人。同时,他与胡适的矛盾继续扩大,因胡适对雷震案的态度令他无法接受。

胡适是《自由中国》的发行人和创办人之一,曾赞美雷震“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甚至多次说过要给雷震树铜像(人活着就立铜像,很罕见)。但雷震被捕后,胡适既没参与联名声援,也没写一篇文章谴责国民党。这与殷海光的仗义勇为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胡适有去求见蒋介石为雷震说情。但蒋只用一句话(在雷震与政府之间你听信谁?实际就是“你选择哪边”)就使胡适不再吭声。后来胡适的表现,等于选择了站在蒋一边。雷震坐监10年的前两年,胡适都健在,但他一次都没去探望,明显是怕得罪蒋。

对于自己为什么不顾安危声援雷震,甚至不惜与胡适闹翻,殷海光后来给朋友信中说:“我之所以如此,就为了这一点理想,同时也为后世证明,中国知识分子不都像胡适等人那样在心灵上死光了。”

雷震事件后,殷海光对胡适非常失望,评价很低,甚至说胡适是国民党当局粉饰民主的提款机,“被当局当作一笔存款,存在‘自由银行’,榨取无穷的利息。”

殷海光那时候就对胡适“盖棺定论”:“早年的胡适可打80分,中年的胡适可得60分,晚年的胡适只有40分。”

七,容忍与自由:纠正胡适

殷海光与胡适的另一场论战,是因为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刻意强调“宽容”。现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用这句话来批评鲁迅,说他走极端。如果他们知道殷海光的这段历史,大概也会指责殷先生是极端派。

我在《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中指出,胡适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逻辑不通、价值混乱、理论错误。“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古往今来,人类付出最惨重代价争取的,就是自由!所谓‘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完全是一句拿苹果跟鎯头相比的不伦不类、故作高深,是把人的头脑浆糊化的典型例句!”

面对蒋介石的独裁,恰恰应该强调不宽容、不容忍,要抗争!美国独立宣言说,人民有起来革命推翻暴政的权利;甚至说推翻暴政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权利可放弃,义务不能!独立宣言全文强调争自由,无一字说要“容忍”。

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要更重要”,当时主要是劝说《自由中国》的殷海光们要对蒋介石“宽容”,不要硬来(批蒋)。这引来殷海光的激烈反驳:中国“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胡)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多的向这类人士说法。”所谓“这类人士”就是指当权的蒋介石们。

胡适受不了,撰文反驳,说拿笔杆子的穷书生也属于“有权势”,因为笔头文字也是力量,所以要谨慎使用;甚至明说,对权力者(其实就是指蒋介石)说话要讲究技巧,不要直接批评,要“巧言令色”,“就是说的话令人听得进去”。

倔强的殷海光毫不退缩,他批评胡适“把‘有影响’同‘有权势’混为一谈。这一关键一错,底下跟着全错。”

毫无疑问,在这个到底应该对谁宽容的问题上,胡适是太过明显的无理辩三分。知识人写文章,产生的只是舆论影响力;它跟统治者的权力根本是两回事。文人的影响力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监督当权者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独裁国家是相当相当有限的。而统治者却可用“大权”(用并不合法的行政权力)轻者打掉你的饭碗(像殷海光被拿掉教职完全失业),重者抓起来判刑(像对雷震关10年),甚至杀头(蒋介石就可以如此司法批示:刑期不可低于十年;枪毙也可)。对文化人与权力者,哪怕是同等地要求“容忍”都已经是错误的;而胡适则是要求《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蒋介石宽容,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错上加错!

当今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又祭出胡适这句话,要求对那个比国民党更残暴的共产党政权“容忍”。这不仅是软弱者的自贱,更是对勇敢反抗者的诋毁。

胡适这句话的更严重错误,则涉及他的人品。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时说,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伯尔教授(George L. Burr)对他说的,他觉得非常重要,一直铭记。事实上,伯尔教授从没说过这句话;胡适是篡改了对方的话,拉大旗做虎皮为自己背书。

2017年10月,在台湾有一本重要著作出版:《面对独裁:胡适与殷海光的两种态度》,作者是有史学训练背景的前台湾《当代》杂志主编、政论家金恒炜先生。在这本30万字专著中,作者梳理了胡适、殷海光与蒋介石的关系,是迄今关于这个议题非常重要的研究。我上面引用的一些资料来自这本专著,因它是学术著作,引文均有出处。其中最重要的史料,是挖出了胡适日记中记载的伯尔教授原话是“容忍比反叛更重要”。胡适还特意用英文记下那两个关键词(tolerance比rebellion更重要)。伯尔去世时,胡适给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写信回忆当年与伯尔教授谈话,还特意提到:His last words were
that tolerance was more important though less spectacular than rebellion.(伯尔最后的话是:容忍比反叛更重要,尽管容忍没有反叛那么眩人耳目。)(金恒炜:《面对独裁》,允晨出版,第562页)  

除上述这个关键词汇“反叛rebellion”被胡适改成了“自由”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讲这句话的背景,胡适从来没有解释过。伯尔教授提到“容忍比反叛更重要”,是谈论宗教问题。伯尔是康奈尔大学创校校长Andrew
White的得意门生(曾做校长秘书),并协助校长写一本强调神学不要干预科学的书,主张基督教对科学应该“宽容”,不要用战争(原文warfare)围剿异见。伯尔后来被列入美国的“无神论”学者之列。芝加哥大学1947年出版的Henry Guerlac的《伯尔传记》,也强调了伯尔关于宗教应该宽容科学的观点。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宗教文化系Matthew
Gabriele教授2017年6月6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论述伊斯兰的文章还提到伯尔,指伯尔当年谴责十字军东征等观点有误。所以,围绕伯尔,基本都是就宗教议题、神学与科学的争论。

胡适如果表明,美国教授伯尔在谈宗教问题时有“容忍比反叛更重要”一说,我把它引入政治领域,延伸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则是诚实的。而改变了原话又塞在别人口里,则是不道德的。这里胡适既不是不懂得rebellion这个词不是“自由”的意思,也不太可能是记忆错误;因他很看重这个提法,也写入日记。如记忆模糊,看看自己的日记就清楚;还有他给女友的通信也写得明明白白。所以,在这件事上,胡适是不诚实的;甚至可能有意撒谎,借外国人的口,给自己向专制妥协的说法一个理论根据。

在反驳吴国桢时,胡适就明明知道蒋介石专制、蒋经国是特务头子(还给他看过秘密警察的运作报告)、台湾的政治犯超过10万人等,但他还是选择站在了蒋家一边。这不仅是站在了强权一边,而且是清楚地站在了虚假一边,用虚假反驳了吴国桢的真实。这就是道德问题了。

从吴国桢和雷震事件上,可看出胡适的妥协、算计和圆滑,甚至帮助独裁者圆谎。而在“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上,则是曲解、篡改,如果不用撒谎这么难听的词汇的话。两项比较,更可看出殷海光的真诚、独立和坚持真理的倔强。在这几个重要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殷海光的水平远超胡适。

顺便说一句,前几年我写《鲁迅是打不倒的巨人》时,金恒炜先生的专著还没有问世,也没有看到关于这方面的其它史料,所以在那篇文章中,对胡适的评价有些过高;尤其赞美胡适“不会把个人功利放在高于原则理念的位置上”,则是大错。在此检讨并向读者致歉。 

八,《台湾自救宣言》的精神导师

在殷海光的年代,台湾的外省人与本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有很大隔阂,几乎是互不交叉。外省知识分子,即使被视为最开放的《自由中国》的编辑们,也对台湾人有戒备、甚至排斥之心。例如:1,《自由中国》编委、社评人,清一色是外省知识分子。2,他们仍以“外省菁英”的角度论述。3,他们几乎都对台湾人有戒备,甚至有怨言。例如雷震都曾抱怨说:“台湾人的心目中,总觉得大陆人都是统治阶层……因而常有忿忿不平之念。”胡适对自由派要组党警告说:“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的党。”《自由中国》编委戴杜衡更坦白:“把台湾人搞起来,大陆人将来是要受其欺压的。”意思是,如果台湾人(占人口80%以上)掌权,他们这些跟随老蒋来台的外省人会被报复清算。

1964年,台大教授彭明敏与他两名学生(谢聪敏,魏廷朝)发表了《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提出两岸关系是“一中一台”,要拒绝共产党,推翻国民党,走第三条道路——自救的道路。目标是: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这个自救宣言被视为台湾人的《独立宣言》。

宣言由彭谢魏三人筹划,谢聪敏起草。初稿5万字,在彭明敏指导下缩减为7千字,并删掉论文式注释。宣言在印制时被发现,三人被捕,成为岛内重大事件;也因彭明敏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声誉,该事件被国际媒体报导和重视。

被关押时,谢聪敏和魏廷朝都遭到刑求,魏的门牙被打落,谢留下终身后遗症。当局逼问谁是《宣言》的真正执笔者?魏廷朝回忆录说,国民党当局认为台湾人写不出这样深度见解的文章,咬定是外省知识分子写的,主要怀疑殷海光。因宣言笔调,尤其是批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谎言等内容,都与殷海光过去的文章相像。

就殷海光跟台湾人、台独和《自救宣言》的关系,去年(2018)在新北市的一个饭局上,我曾直接请教谢聪敏。他亲口向我和当时在座的一桌朋友证实:宣言确实是他起草的,但思想来源是殷海光。他说当年殷老师非常支持台湾人,甚至说,如果你们台湾人起义推翻了国民党,即使伤害到他(因他是外省人),他也情愿受害!

谢聪敏曾信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很多早期台独人士都左倾),但他在台大上了殷海光的课,后多次到殷家直接聆听殷海光的教诲,尤其是读了殷海光推荐的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书主要批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后,他信奉了自由主义。谢聪敏在饭桌上说,他最佩服的是殷海光!

谢聪敏回忆说,在宣言起草过程中,他多次到殷家,把主要观点都告诉过殷海光;殷教授不仅没反对,还把他的观点强化了。但当时殷海光不知道他们要发表这个宣言。

这个宣言经魏廷朝修改而通俗大众化,例如加进“毛泽东断了我们的祖宗,蒋介石绝了我们的子孙”等军中怨言,使之更为生动。魏廷朝回忆录记载:“我敢帮谢聪敏修改《自救宣言》,受殷海光影响很大”;“彭教授在后面加了二、三百字则是‘画龙点睛’,很有煽动性。”

彭明敏教授指导修改宣言时强调,要以民主、自由、反共为原则。所以这个宣言强调本地人和外省人连手,致力结束专制,目标是在台湾“使人类的尊严和个人的自由具有实质意义”。在这个思路上,殷海光与彭明敏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不强调省籍,不强调DNA 和血缘,而是注重反专制、要自由、要人民选择权。

这个思路今天仍具重要意义:台海两岸的根本分歧不是蓝绿统独,而是民主与专制。在有了真正的自由(没有外部共军威胁,没有内部勾结中共的势力)时,台湾人民会做出自己智慧的选择。

概括来看,这个被视为《独立宣言》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其思想与文字其实来自4个人:“独”是彭明敏,“立”是殷海光,“宣”是魏廷朝,“言”是谢聪敏。

殷海光亲近台湾人,甚至与台独人士接触、给予道义支持,这点除了谢聪敏之外,还有其他重要当事人证实。在过去近二十年里,我曾多次去台湾,几乎每次都会去拜访彭明敏先生。当然也多次请教他对殷海光的了解和认知(并做了录音录像的采访)。

彭明敏在台大任教时(是该校最年轻教授和政治系主任),他的住处跟殷海光同在温州街(不同巷子),殷海光去台大经过彭教授的家。彭先生说,殷海光多次往他家的信箱塞小纸片,有时是英文,有时是中文。“我记得很清楚,他说用任何手段都可以,非打倒国民党不可!他是非常激进的。他非常信任我,好像在煽动我一样。”彭先生说,他常去看殷先生,“有一句话,他一直在讲:国民党对台湾人最大的害处,就是把台湾人的风气、纯真和朴实全部打坏了。我每一次看到他,他都这样讲。”

彭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另一台独前辈、民进党政府的吴澧培资政也补充说,当年朋友曾带他到殷海光家,“他(殷海光)第一句话就讲,将来的台湾是台湾人的,你们要做准备。”

所以说,在对台湾和台独问题上,殷海光又是一个“异数”,可谓《自救宣言》的精神导师。

在上述金恒炜先生的《面对独裁:胡适与殷海光的两种态度》这本专著里,对殷海光与《自救宣言》的思想连结有更为详细的专章论述,因为金先生也曾就此专访过彭明敏、吴澧培、谢聪敏等当事人。金先生独具慧眼,挖出这些珍贵史料,并加以提升概括,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我曾问过彭明敏和吴澧培两位,如果殷海光活到今天,会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他们都说:会!金恒炜先生也这样认为。他们这种共同的认知,基于殷海光对自由主义理念的追求、对台湾人族群的尊重、对人民选择权利的认同、对国共两党的痛恨!

在殷海光已去世半个世纪的今天,台海两岸仍有众多知识分子,站在国共两党立场,假借为国家和中华民族之名,要剥夺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成群结伙的侏儒们(殷海光蔑视地称之“蚍蜉”)面前,更凸显殷先生的伟岸高大。

但这个高大的背后,其巨大的牺牲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跟胡适相比,做殷海光的艰难不仅在生前,哪怕死后都明摆在眼前:

在台湾,我曾参观过当年由中研院出资建造、后作为国家古迹保护的胡适故居,更是几度拜访过殷海光故居。除了自己想感受殷海光先生的精神,当然也期待今天的台湾能更受殷先生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也曾带《政经看民视》摄制组的一群年轻人(主持人彭文正教授也参加了)去参观,寄望他们能继承殷海光说真话的精神。却想不到这个既痛斥国共两党、也批评民进党、全台湾最敢讲真话的政论节目,居然在民主台湾,在21世纪的今天,在当局背后黑手下被关闭了!主持人彭文正像殷海光一样,也因说真话而失业!这个事件迟早会有追究,但我在本文想重申的是我曾在《政经》节目里一再呼吁过的殷海光故居问题——

作为台大宿舍房产的殷海光故居,台湾政府不管不问,一直是由殷海光的学生陈宏正等人集资维持,而且每年都要与台大签延续合同。殷海光很幸运,有陈宏正这样一个学生,不仅维持故居,而且在长达40年里援助殷的遗孀夏君璐,直到她去世。他还帮助出版了《殷海光全集》(21卷)。但今年已77岁的陈宏正先生说:我老了,身体也不好,殷海光故居将来怎么办呢?彭明敏教授想找一些知识分子联名,呼吁民进党政府把它变成“古迹”保留。可是台湾当局能听进彭先生的话吗?两年前,国民党将领俞大维的(与殷海光故居同在温州街)、当年只是临时借住过的房子都被列为“文化资产”成为“国定古迹”,由政府出资保管。而像殷海光这样的伟大人格者,为自由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者,他的故居却要朋友们出资艰难维持。仅从这件事就可看出台湾民主转型之路的艰难。

九,性格决定命运:近鲁迅,远胡适。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殷海光就是典型一例。他的性格跟很多中国文化人不同:孤傲、喜欢独处、思考写作。有回忆文章说,对有的来客,他只是靠在门口应付几句;被请进屋的,如果话不投机,他就看表,以示送客;再不走,就告诉对方自己有事,毫不迁就。殷海光不抱群,不拉团伙,不靠人多壮胆,在这一点上他更像鲁迅。

鲁迅不善应酬,也惰于书信,只有很少几个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条孤独的作家路。我以前写过:鲁迅从来就是一个人,没有组织,没有团伙,更没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后多年的事),连个教育部小职员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个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个过去百年来中国文坛最高大的个人主义者。而殷海光在性格和做派上,你看到的是第二个鲁迅,孤胆英雄!

胡适在这一点上则相反:他更善交往,喜高朋满座。在美国留学期间,仅在1916这一年,他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我原来怀疑这个数字,一年才365天,写出1千多封信,还干不干别的了?怎么有时间上课、读书?后来查到这是胡适自己统计的。据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的统计,从1911到1961年这51年间,胡适写的信多达4.3万封!这个数量真吓死人,得多少时间精力?而且当年从美国到中国的邮票也是一笔费用。胡适真是“阔”呀。

从美国回台湾做中研院长,正合胡适胃口,不仅有政府官位和资金,更有众多文人骚客的簇拥。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短期回台曾住过院长官邸,与胡适朝夕共度一周,他观察到,胡适醒着的时间,三分之二用在会客上面。他当面问胡适,胡回答“大概不太远,大概是这样”。殷海光的学生、在美国执教的林毓生教授感叹,一个人用了三分之二醒着的时间到处去会客,还怎么成为大思想家呢?

但胡适喜欢这个,他很看重在群体中得到风光。美国本来已有大学聘他做教授(他的挚友赵元任夫妇极力劝他留下任教),但胡适执意回台。他给赵夫妇的信说得很坦白,他回到台湾,在那里会更被看重,这句他是用英文写的:take me more
seriously。

都说胡适爱惜羽毛,也看重头衔和地位,这其实是虚荣的表现。他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就拿到27个荣誉博士(全部35个),而不做大使之后,找个教职都不易,可见那些博士真的只是“荣誉”而已。一个真正有学问、有思想的人,不会允许自己把那么多生命耗费在写信和会客应酬上。相比之下,殷海光是一个更实在、更为了追求理念而想研究一点学问的人,一个离群索居,在暗夜中死守真理之光的人。 

十,贫病交加,至死不渝。

这种“死守”是孤独的、悲壮的,要有强大心灵才能撑得住。殷海光夫人说,当时“特务守在我们家大门外,岁岁过着恐惧担忧的日子。”殷海光写道,我们这些渴望自由的人,“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国民党是“天无二日,地无二党”。

即使他还在台大教课时,就已感到逼近的黑手。他的学生赵天仪回忆:殷老师从校园回宿舍,“路上不停左右顾盼、走得飞快”。问为什么?殷教授说“只要不注意,就有车子会趁机撞过来,撞死人后,连凶手是谁都找不到。”

台湾学者韦政通回忆说,当时“多年的老友不敢探望他,有的甚至当面都不肯相认……”。

在去世前三年,殷海光给林毓生夫妇写信说:“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想法的人陷于孤独;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国民党曾派人来谈判,只要他妥协,不再批蒋领袖,稍微低一下头,就可安排他到政府研究机构,有一份薪水。当时殷海光患胃癌,没收入,可谓贫病交加。但他不做一丝妥协,一口回绝。殷海光夫人说,她先生几乎每天晚饭时都骂蒋介石,给家里的狗起名“领袖”。

在去世前一周,殷海光还在修改他翻译的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并写下这样的文字:“现在,我像冰山上一支微细的蜡烛。这支蜡烛在蒙古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支蜡烛在尚未被蒙古风吹灭以前,有许多支蜡烛接着点燃。这许多支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于照过东方的大地。”

知道身体挺不住了,他说“对于死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潜意识里都没有一点儿恐惧感。只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想着青年(那是未来);想着“苦难的中国”。那时正是文革第三年,整个中国被红潮淹没。殷海光的“我没有交代”,是说没推翻中共暴政,没结束蒋家王朝,苦难的中国还没有自由!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怎么能甘心呢。在坚定反共、对中国的情怀与责任这一点上,他又与胡适走到了一起。

结论:

在当年那个大时代,华人世界这三个重要的知识分子:鲁迅,胡适,殷海光,不仅影响当时,也会流传后代。如果简单比较三人:

1,在对共产党邪恶的清楚认知和反共上,殷海光远远超过鲁迅。

2,在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的勇敢反抗和批判上,殷海光远远超过胡适。

3,在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价值选择上,殷海光超过那整整一代中国文化人。

4,在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上,他孤傲,心灵强大,不走团伙路线,不靠群体壮胆,他更像鲁迅。

5,在对共产党毕生痛批和坚定上,他更接近胡适。

这样的殷海光,在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

殷海光先生长眠在台北南港深坑的《自由墓园》。那里还安息着雷震、傅正等《自由中国》的同人。站在这些为争自由而付出重大牺牲的前辈墓前,无法不感慨万千:

与国共对抗,实质是与专制对抗;是文明与野蛮的对抗。殷海光从一开始就站在文明一边,站在个人权利一边,他要做一个自由人!作为肉体的他,只存在了50年,但作为一种精神和人格力量,他是永存的。他不是蜡烛,而是一束永恒的光,不仅照耀着台湾,也辐射到整个中国,就像他临走时感叹的:对灾难的中国,我要有个交代。

我这篇短文就是想告诉殷海光先生,我们后人听到了,记住了!无论是多么艰难的羊肠小道,总会有人,越来越多的人,一直延着这束光芒,向前行……

2019年9月16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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