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山皕:中国绕不过资本主义这条路

裕大华(湖北武汉的一家以生产棉纺织品与汽车装饰等的跨行业企业集团——编者注)的历史给我们留下许多的难解之谜。每当我回顾裕大华的历史时,总不禁坠入迷惘,费尽猜详,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我这里所指的是现代资产阶级,不是指宋、明时期所谓原始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此命途多舛?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诞生得很晚,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出现,不像西欧各国,几百年前即应历史的召唤脱颖而出,傲然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主宰了世界。中国的封建制度发展得太“完美”了,以致形成了一种历史的惰性,不肯再往前挪步。它不呼唤新阶级出场,新阶级也迟迟不能诞生。好容易趁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古老的中国社会不能不变革的时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终于登场了,可是它已是迟到之客,出场时早已是列强环伺,一出生就已经注定处在弱者的地位,难以有大的作为。观中国近代百多年的历史,人们常哀叹,中国的民主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那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太软弱了!它能不软弱吗?

那么中国就不需要发展资本主义吗?就不需要自己的资产阶级吗?张謇、徐荣廷、荣德生、范旭东、刘鸿生等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就说明中国是需要资产阶级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主张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要发展资本主义。还推出他的《实业计划》以为实施的张本。孙中山却同时又提出要“节制资本”,限制其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尚未发展起来,首先就想到要加以限制,孙先生是不是有点“叶公好龙”?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时,也曾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自己的阵线,列为四大革命阶级之一,还挂上了国旗。建政之后,也曾一度容许其发展,但很快就拿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总方针,“利用、限制、改造”。执政以后,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资产阶级已经成了批判打倒的对象,逐渐剥夺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利,到文革时终于完全消灭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截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那么,中国是不是不应该、也不能够发展资本主义呢?事实已作出了回答。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阶段,而发展资本主义也给中国带来进步和繁荣。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诞生,从跟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

尽管有人指责,这样的发展只是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进步。我不这么认为。两个“半”只是说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环境的险恶,道路的艰难而已。但这里面却含有发展的积极因素。当种子撒在劣质的土地上,谁能断定它就不能发芽、成长、不断壮大,成为参天大树呢?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北洋军阀的分裂割据,无休止的内战,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又停滞下来。1927年的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基本上得到统一,结束了无休止的内战。中国的资本主义再一次获得发展,拿周有光先生的话说,中国进入到自晚清以来最好的时代。工业、交通、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中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然而,中国半殖民地的弱点终于暴露出来,帝国主义容不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三十年代前期,日本开始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强占了中国的东北。1937年更是发动了对华的全面战争,强力阻断了中国的发展之路。

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在全民的奋斗中,在盟国的帮助下,赢得了最后胜利。这次战争的胜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划时代的胜利,它对中国的伟大意义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为过的。它的经验和教训也永远值得中国人铭记勿忘。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更重要的是唤醒了五万万中国人民,他们不再是昏睡的愚民,而是要融入世界民族之林,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战后的形势一片大好,似乎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无比开阔的前景。当全国人民都翘首期盼和平建设的时候,一场规模空前的全面内战爆发了,再一次阻断了资本主义发展之路,中国又一次错失了这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内战中,中共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向全民宣示这是一场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民主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所谓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质上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只有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过度到社会主义。中共这样的承诺,赢得了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革命胜利了。根据《共同纲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让私营的工商业者,还有刚分得土地的农民分享了革命的红利,尝到了甜头,并满怀大发展的期望。他们热切地希望能“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可惜这美好的时期太过短暂了。毛泽东不顾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客观现实,便迫不及待地要向社会主义革命过度。合作化把农民手中的土地重新收回来集中,对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截断了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路。以后一系列激进的政策措施,都只为一个目的,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斗争不止。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看似社会主义取得了完胜,而效果却完全出乎毛泽东们意料之外,中国已经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世界上最低的一类,大多数人连温饱都达不到,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或曰:中国不是也强大起来了吗?中国不是也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吗?中国不是也有能力大力援助亚非拉一些国家吗?中国和她的过去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都是事实。但是这只是纵向的比较,如果横向相比,对这个成绩就乐观不起来了。且不说欧美等发达国家,就说二战中战败的日本、德国,他们几乎在一片废墟之上,重新建立了繁荣的经济,名列世界前列。当然,人家原来就是发达国家,有潜在的实力,重新崛起理所当然。但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不能用这样的逻辑来解释了。他们过去都是殖民地,处境和旧中国没什么差别。他们也没有雄厚的资源,也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可是却创造了令举世瞩目的奇迹,很快都进入发达国家之列。他们和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是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后来苏东波的剧变,更证明老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已经进入死胡同。至于所谓中国的“强大”,更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是看它的综合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不是看它的体态如何庞大。一个经济实力薄弱的大国,不过是一个超重的胖子,自己几乎不能自由行动,而别人虽也动不了他,却又奈何他不得,但也并不怕他。几个小无赖偶尔也会欺侮他一下子,大胖子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的倒台,才使中国有了转机。邓小平应时代的呼唤,及时登上创造历史的舞台。他提出国家的道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发展经济为主。这实际上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路线,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它的成效大家有目共睹,无待我多言。说直白一点,所谓“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看清这一点的人很多,唯独邓小平才有魄力也有能力扭转乾坤。当然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其间跌宕起伏,波诡云谲,阻力干扰不断,但总的方向是确定下来了。此后,在他的接班人的继续贯彻之下,一直走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发展之快令举世震惊。

但是,中国历来都重视名分问题,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曰:“必先正名乎”。什么是“正名”?就是在施政前必须保证“政治正确”。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强调政治正确,要政治挂帅。在中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已经被污名化了,在人们心目中,搞社会主义就是“政治正确”,搞资本主义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个观念经过几十年的宣传灌输,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已经融注于血液之中,谁也不敢偏离。所以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明明是搞的资本主义,却仍然要冠以社会主义之名。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之前加上“中国特色”,这就能够自圆其说,天衣无缝了。这个“中国特色”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下走资本主义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效是天下共睹的。这就是中国的奇迹。耗子逮着了,就不必计较猫儿的花色了。我们不能不点赞邓小平这一历史功勋。

可是,还有一个困扰人的问题,仍然百思不得其解。搞资本主义不能没有资产阶级,而今天的资产阶级都是哪些人构成的呢?他们之中的极少数人是平民百姓,靠自己的才智和勤奋,又赶上好时机,逐步发展起来的。而绝大多数的企业家,亿万富豪,都是靠身居高位的父辈直接或间接传递给他们的。有的本身就是高官显宦,转身而为巨商豪门。无不是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结果。过去我们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类,现在这两大类已经不复存在,那么现存的大企业家又该归于哪一类?他们是“资产阶级”吗?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是无产阶级政党中的一员。他们还在议会里作为人民的代表,究竟代表的是谁?其实他们正确的定位应该是官商合一的特殊人群,当聚敛财富时,他们是商人;当行使权力时,他们又是官员。总之,他们是处在一种既能发达,又保安全的位置。他们所掌控的都是国家的资源,而所聚积的巨额财富,却是他们的私产。实在是很难为他们的性质定位,有人称之为“权贵资产阶级”,或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不会成为又一次革命的对象?只好让历史来回答。

从总体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中国的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国力迅速加强,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认为,当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时,社会就向前发展,走向繁荣强盛;相反,则会停滞,衰落,甚至倒退。中国仍然需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绕不过这一历史阶段,仍然要补上这一课。尽管现在中国问题多多,困难重重,形势依然严峻,而且前途未卜,但这路依然要走下去。中国仍然在行进的路上。

编者注:徐山皕原在武汉任教,退休后回到老家哈尔滨。徐老先生笔耕不断,曾发表过“鲁迅的另一面”、“伊斯兰的暴力因子和排他性”、“中国人需了解真实的里根” 、“只馀未死一悲歌——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管见”等文章。他的老友、武汉学者李文熹在其专著《拈花美野茫茫——殷海光及其它文人旧事》自序中这样介绍:老友徐山皕先生出身名门,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后裔,满腹经纶,锦心绣口,勤于书信往返,诵读如赏水墨丹青,我曾委婉写诗相赠:“每读华章感慨深,牵人情趣一烟轻。低回可惜先生笔,不写民间疾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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