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由病危的王若望所想到的

終日伏案寫作,久疏了和朋友們的聯繫,忽然得到消息說王若望病重入院,生命垂危。怎麽可能呢?聽說一個月前老頭兒還在精精神神地打網球,兩個多星期前還去機場接朋友……

趕緊給他夫人羊子打電話詢問,電話那端是羊子泣不成聲,近乎神經錯亂的講述。但她仍證實了王若望的病重。

十四日晚上和妻子一起匆匆趕到醫院,病床上瘦得脫相的老人和一年多前見到時完全判若兩人,羊子正在焦急地用斷續的英語跟醫生解釋著什麽。妻子本能地去幫羊子翻譯,我則走到病床握住王先生那骨瘦如柴的手。這世上真有骨瘦如柴的手!握住那雙手的我有點發抖,禁不住一陣難過。

“長青——”王先生吃力但卻清晰地叫到。看到老人不糊塗,我為之一振。

“王先生,你好嗎?”我大聲喊到,好像所有的老人都耳聾。

“很好!”老人試圖像我一樣喊,但明顯地沒有了底氣。旁邊羊子的妹妹提醒到,“老王的耳朵很好使。”

來之前從羊子那兒得知,王若望已經知道了他的全部病情∶肺癌晚期,擴散到全身。放療,化療都已毫無意義。醫院按常規已經放棄治療,現在只是輸液、輸氧,減少病人去世前的痛苦。向負責王先生的一位中國醫生和一位美國醫生詳細諮詢之後,得到的結果是∶王先生可能隨時離開,甚至很難說能否堅持到下星期他在上海的子女趕到紐約。

911事件後,面對那麽多正當年華的生命,在那麽正常的環境下突然消失的現實,禁不住對人生的莫測感慨萬千,極易傷感。這次在去看王先生的路上設想著人在臨終前都會想些什麽——既然王先生已經清楚他的病情,我也許不必忌諱——但從哪兒問起呢?

“王先生,想上海嗎?”我壓低了聲音問道。老人點點頭,沒有說話。

“想回去嗎?”“我這個樣子不能回去,等我病好了雄糾糾地回去。”

他的上海口音太重,又說得太吃力,讓他重複了好幾遍才在羊子的妹妹的幫助下聽明白。都病成這個樣子還嘴硬,我不禁感歎。老人似乎還有很多話要說,但氣、力不從心,他自嘲現在是“英雄氣短”。

我為王先生不像我想像的那麽傷感而高興。“還想什麽?”我有些輕鬆地問道。老人沈默了一下,閉上眼睛慢慢地吐出了“想孩子”,不再掩飾憂傷的神情,不再表現英雄氣概(他的全部七個子女都在上海)。

這個走到生命盡頭的84歲的老人,枯萎的臉上寫滿了那一代人的滄桑。作為一個喜歡舞文弄墨,寫些短文、詩歌,更嚮往自由的年輕人,王若望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加入了共產黨的左翼作家聯盟。當感覺到共產黨並不像期待的那樣民主,剛提意見就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因批評毛澤東而入獄四年。毛死後王若望得到平反,擔任了《上海文學》的副主編。1986年他在《深圳青年報》上發表了題為“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的文章,直言批評中共的獨裁,1987年和劉賓雁、方勵之一起被開除黨籍,遭全國批判。1989年和學生們一起走向街頭抗議政府屠殺,以72歲高齡再度被捕入獄。出獄後,家遭監視,和朋友們的聯繫被政府控制,1992年和妻子羊子一起來到美國。

有人認為王若望文學水準不高,思想水準有限。但是,王若望身上最難能可貴的是敢於直言、堅定反共的硬骨頭精神。對於中國共產黨這個殺害了幾千萬中國人的獨裁政權必須反,這個淺得不能再淺、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道理,數不清“有水準”、“高深”的中國“知識份子們”就根本不清楚,更沒有膽量表達。“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的確是一個太淺顯的道理,但是,在1986年的中國,敢於在官方報紙這樣直言地喊出口,就是王若望令人肅然起敬的水準。

在全世界文明社會都把和獨裁政權的鬥爭當做最基本、最簡單、最清晰的目標的今天,只有在中國人裡才有荒唐透頂的現象——“誰反共誰淺薄”。在中國人的世界裡,最不缺的就是貌似深刻的“精明人”,尤其是“精明文人”。中國人裡最少見的就是王若望這種“頭腦簡單”、敢說真話的硬骨頭。也許,在中共垮台之後,中國需要一批思想更深刻的知識份子,為民主的中國添增厚實的基礎。但是在獨裁專制被民主制度代替之前,一切都無從談起。所以,在中共沒垮台之前,沒有什麽比堅定反共更深刻、更難能可貴了!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洶湧澎湃的大潮下,在中共似乎沒有像蘇共那樣三天垮台的現實面前,許多人悄然地撤出了反共立場,也有人為了能回國去和中共政府妥協、悔過。但王若望從未從他堅定的反共立場後退一步,直到去年還寫文章抨擊共產黨。

誰都知道反對共產黨是要付出代價的。王若望如果是一個“精明的”中國文人,以他的資歷(1937年就擔任中共陝西寶雞地委書記),早已是中共高官,享受優厚的待遇。這個喜歡熱鬧的老人,即使不被“恭維著”、“捧著”,起碼也能享受一個兒孫滿堂、樂呵呵的晚年。但王若望夫婦來美後就不被允許回國。九年來,他們一直和別人合住一套房子,他倆用一間十多平方米的小屋,而其他幾間房子在過去九年中已有幾十個人搬進搬出。王若望來美的時候已經70多歲,已經不可能去打工學英語,所以一直靠他的妻子給別人看孩子維持生計。

“想上海、想孩子”,鄉情、親情!沒有什麽比一個人在生命盡頭的時候所想東西更真實了。在海外,無數人指責反共的人“不愛國”,但“國”是什麽?還有什麽比鄉情、親情更充實“國”的內容嗎?我或許也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怎麽也弄不明白為什麽那麽多人就是不懂“中共獨裁政權不是中國”這個世界上最淺顯的道理。

其實,所謂愛不愛中國,誰也不必指責誰,因為這根本不是個人理智的選擇,而是命運的決定。我親身的一段體驗都令自己意想不到∶

1997年我曾換了護照的名字回國做一個調查紀實,坐在久違的京哈列車上,望著那曾無數次從眼前閃過的、曾令我那麽漠然的東北大地,一股從未有過的、對土地的溫情油然而升;當聽到“各位旅客,錦州車站就要到了,在錦州下車的旅客請做好準備”這句那麽平常、那麽熟悉的廣播時,竟然被感動得幾乎湧出淚水。

在東北一個小鎮的路邊飯店,坐在油亮的木頭長凳上吃了一頓羊肉包子就大蒜,那地道的家鄉滋味至今難以忘懷。觀望著滿臉皺紋的農民老大爺掀起一籠籠熱氣騰騰的包子,目視著梳著長辮、靦腆地微笑著倒茶的農村姑娘,真是第一次體會到什麽是“父老鄉親”。在中國那些匆忙、艱辛、搏命的日子裡,從未環顧一下、感覺一下什麽叫“父老鄉親”;眼前這純樸、簡單、再平常不過的中國場景居然那麽令人意想不到地動情。

當由於自己的失誤被當局發現遭遣送出境的時候,那股痛心疾首的懊悔至今想來都無法排除——為什麽沒有先回家看看父母,看看兄弟!前功盡棄,損失不知何時才能彌補。本想做完工作,回家好好享受一下和親人團聚的快樂、和自己熟悉的一切擁抱的愜意……

在美國居住的這些年裡,我深知自己是多麽熱愛美國的自由、美國的民主制度,但卻抹不掉對中國那片土地的記憶。儘管美國是這麽富饒、美麗,美國的天空是這麽湛藍,美國的空氣是這麽清新,但中國那風沙彌漫、一片混沌的黃土地卻是一段永遠無法甩掉的戀情。

你留戀什麽?留戀的是那份熟悉、那份親情、那份鄉情;留戀的是你自己曾經留下的一段生命。中國是你血肉的一部份,中國是你命運的一部份,人是不可能勝天的,人是不可能改變命運的。我雖然早已厭倦了“祖國”“愛國”之類的空洞概念,但命運不容你不愛那片土地,無論怨恨有多麽深重。

我來美國的時候才30多歲,已經痛感無法擺脫的、和中國永遠連在一起的命運。而王若望先生來美國時已經70多歲了,他的一生都是在中國度過的,他對中國的鄉情、親情,他對中國的依戀、思念怎麽能不勝於我。他的命運更是中國,但他就要這樣結束在美國了,再無法重溫家鄉的親切,家鄉的熟悉……那些可以隨時買張飛機票回國的人,對這些可能毫無感覺,但對於至死都不能回家的人來說,這是非常殘酷的。

在人生盡頭的時候,無論多麽“崇高、偉大”的事業都一定遠不如親情、鄉情更揪心。所以,在文明的地方,即使監獄犯、死刑犯,在生死離別的時候也是被允許和親人相見的,可是有多少在海外的中國人因為反對共產主義制度而在親人去世的時候不被允許回國。就憑這一點,這個制度怎麽能不反!

反對共產主義,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偉大的事業,但我更想簡單地說,它只不過是要一個能自由回家的權利,要一個在自己的熟悉的土地上、用自己熟悉的語言自由地說話的權利,要一個在自由說話之後不被投入監獄的權利,要一個自由選擇的權利,要一個在生命垂危的時候能和親人見一面的權利……

王若望不是一個什麽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全部“英雄行為”不過是勇敢地說了幾句共產黨不願意聽的話、致力於追求一個民主的制度。僅僅是這樣,他就被拒絕回到中國;他是第一個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都不被允許回家的中國流亡者,但願他也是最後一個……

2001年12月16日深夜於紐約(王若望三天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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