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文言文浪費生命、扼殺灵魂

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三党政治立场不同,但在对文言文的态度上却很接近。

我们先来看共产党,从2017年9月开始,中国小学课本的文言文大幅增加,较以往增幅80%,占全部课文比例 30%;初中更高,增至占 51.7%。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文言文所占比例最高的。而且中共当局强令全国统一使用教育部编写的官方课本,被称为“部编本”,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文言文比例。北京有学者说,这等于中国语文教材“有限的多样化时代”告终。

在台湾的国民党,则是一向倡导文言文。六十年代,在中研院长、思想家胡适去世当晚,蒋介石在日记写道,这是去掉了我反攻复国的心头大患。蒋认为,胡适强调“全盘西化”,信奉西方自由思想,包括提倡白话文(拒绝文言文)等,都是国民党在中国失败的原因之一,所以胡适去世,蒋介石感到庆幸(称胡适是暴卒)。在国民党时代都是倡导文言文,其在课本中比例一直很高,即使到马英九做总统时,文言文在课本最高比例仍达65%。

民进党2016年执政后,很多本土派知识分子主张减少文言文,但台湾教育部最近在所谓专家学者会议上,仍决定把文言文最高比例保持在55%,结果遭到舆论强烈反弹,才有了第二次决议,把文言文比例降至45%;但仍是必修课,仍要学生“死记硬背”。

对文言文的态度,最开明、最明智的是中国二十年代的北洋政府,当时规定,小学不设文言文,中学课本的文言文比例是22%。那是白话文刚刚兴起的时代,北洋政府就能与时共进,不再沉浸于老古董,而是响应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疾呼。

为什么北洋政府这么开明,就因为在那个时代,有众多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站在任何党派立场,而是着眼中国的未来,为了孩子们而提倡白话文。因为文言文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弊端:

第一,浪费孩子的生命。中国人很倒霉,老祖宗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拼音和方块字两套系统,孩子们学会了拼音,还要再学汉字,这两套系统浪费了太多的生命。同样是孩子,像英美等只是用字母的国家,他们的孩子们只学会一套字母就可以了。而中国的孩子们,则要学字母和汉字两套;结果只是这一项,就比西方孩子们花费了更多的时光。这种浪费一代接一代,损失无可计量。

除了有字母和汉字两套系统,后来两岸因政治分离,又有了简体和繁体两套文字系统。在如此浪费孩子生命的人为制度下,政府再强制必修文言,则更无视孩子们的时间(生命),因为文言文几乎像一门外语,需要很多时间精力。语言学家林语堂就说过,“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如果是学一门外语,例如全世界最被使用的英文,或者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到了外国等就有相当的用场。而学文言文,到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人使用;即使海峡两岸的中国和台湾,也没任何人用文言文交流,更别谈在商业职场能派上用场。这是明摆着的让孩子们花费大量时间(生命)学一门鲁迅当年就指出的“死的语言”。学一门不能用的语言,当然绝对是浪费孩子的生命。

如果孩子们都不学文言,对古籍怎么了解?这很简单,就像对外文一样,可由专门家翻译成白话文。正如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全世界各地的语言,但通过翻译作品照样可以吸取其它国家的知识。例如《资治通鉴》这部古籍,台湾作家柏杨就把它翻译成72册白话文;如果孩子们想了解它,看这种“翻译”就可以了。对今天进入21世纪的孩子们来说,应更重视和学习的是未来,是现代文明,而不是老古董。古籍就应该交给专门家。

有人强调,学会文言能增强写作能力,因为文言文精炼。这是严重误导。文言文的缺陷首先是缺乏逻辑。因信奉自由主义而同时反对国共两党的殷海光先生是教逻辑学的,他曾指出,“文言文常犯逻辑上的致命错误。”林语堂也曾感叹,“文言是死的,根本不能表达一个确切的思想,结果总是泛泛而谈、模糊不清。”所以,学习文言文,并不会增加孩子们的逻辑能力。我本人的写作经验(发表作品至今已45年)是,不会文言文,反而能增加文字的通俗、条理、不掉书袋和逻辑性。反而是学会英文,对中文写作有相当大的帮助作用,因为英文从造句语法到段落结构,其严谨性和逻辑性要求都超过中文,强调意思的清晰度,而不是中文的含蓄,什么“不着一字”“遥指天外”,要靠所谓意境去意会和猜测。在当今这个电脑手机时代,要求的是简单、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没人有时间去琢磨意境,所以诗歌已经死了。

早在整整100年前的1917年,胡适就发表了力倡白话文的《文学改良刍议》,指出文言文的弊端。隔年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也是奠定鲁迅的小说家和思想家地位的作品。鲁迅和胡适在一百年前就倡导并身体力行白话文,而一些中国知识人,过了百年还食古不化,利用文化权力(背后是政治权力)硬性要求孩子们学那些全世界哪里都行不通的中国文言文。这不明摆着是“谋杀”孩子的生命吗!

第二,除了在时间上的浪费之外,更严重的是,文言文中有大量的中国文化毒素。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中国的线装书、古书,文言文等等,字缝中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的意思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它把人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统统吃掉,它毒害人的灵魂。

中国独裁者毛泽东一辈子都热衷读《资治通鉴》,因为里面有尔虞我诈、阴险狠毒的帝王统治术;据说他临死前床边还放着《资治通鉴》等很多古书。中国的古典中浸透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观念,以及“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等对女性的歧视,整体文化核心价值是国家主义,君王至上,而鲜少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等自由价值。所以,学会了文言文,看多了文言文,即使不变成“毛泽东第二”的心态,也会被毒化成群体主义者。

正因为文言文中有太多群体主义的毒素,所以今天的中共当局推崇文言文,就是要利用那些古董中的秩序高于自由、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主义文化资源,这对独裁者的维稳统治有好处。

蒋介石们热衷文言文,也是出于这种政治统治的考虑。而今天的国民党还有另一层考虑,那就是他们要用增高文言文比例,来强化台湾孩子的大中国意识,以此来继续剥夺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所谓的反台独。今天民进党执政了,对文言文也不敢大幅削减,不仅是因为民进党政府用了很多蓝营的人,也因为他们自己是学文言文成长起来的,那种毒素已浸透思维血液。

那么文言文就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像唐诗宋词等,很多人都喜欢。从自由选择的价值出发,任何人喜欢文言文,他都有权利去琢磨。但你不能强迫别人的孩子必须学。所以,不统一规定文言文在教学中的比例,而把文言文作为选修课才是正路。

中国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很容易懂的道理: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但更高一层的道理应该是:己所“有”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这是类似英国思想家以赛亚. 伯林的“消极自由”的观点。你自己喜欢的,认为是正向的,好的,应该做的,强迫别人去做,就是“积极自由”,其结果就是变相专制。尊重他人的选择权利,这种“消极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所以,最合理的方式,就是把文言文作为选修课,让孩子们,家长们,自己做决定。怎样对待文言文的实质,是怎样看待自由的价值、怎样看待选择权利的问题。

2017年10月1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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