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劉曉波的彌留之際

當福克納寫完《我彌留之際》,書中的結局是本德倫率全家將妻子的遺體運回家鄉安葬了。確切地說,就是人類如何守住了道德信念,丈夫甚至把準備做假牙的八美元也奉獻出來,讓死去的艾迪靜靜地落葉歸根。

但劉曉波不但不想入土為安,在彌留之際竟然開始了奧德賽式的尋鄉之旅?問題如海關每天的陳舊對話:你從哪裡來?在哪裡?到哪裡去?

這個中國出生的劉曉波,這個外號叫劉磕巴的書生,去哪裡尋找家園?不,尋找喪身之地?

但我不得不說,他其實沒有尋找的自由,是被判了11年牢獄的囚徒。只所以不準死在監獄,是他在2010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獲獎並沒有獲得自由,而是為自由失去了生存機會。他的不幸還來自這個荒誕時代:人們關注的是財經新聞,G20峰會。各國的政治家成了生意老闆,人權和商品成了交易手段。你劉磕巴尋找的民主家園已經傾塌。

劉曉波本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教師,一界書生。因為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參加了絕食抗議而被捕。在去廣場絕食之前,他和周舵還在我畫室里喝酒聊天,討論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知識份子嚴重脫節,討論絕食,來激發知識界投入到學潮中去。他骨子裡還是一個文學評論家、一個詩人、一個作家。六月四日晚上,面對圍堵的坦克群,他奪過學生手裡的步槍,使勁砸壞,力勸這幾千名學生和平撤出了廣場。之後的劉曉波和成千上萬民主追求者一樣,不斷地進出監獄,或者正走在去監獄的路上,從未有過自由的生活。哪怕在自已的家裡,也總是和警察們一起生活。當劉曉波簽署了和哈維爾發起的《七七憲章》類似的《零八憲章》之後,他又被從家裡抓走,這一次是11年刑期,而且加強了對劉曉波太太劉霞以及親屬的監外囚禁。從此這對夫妻都失去了自由,直到劉曉波肝癌末期從監獄拉進醫院。

今天,我看到這位躺在病床上的劉曉波,希望離開中國,再也不會活着踏足的那塊囚禁之地。也就是說,他希望既然不能自由地生活,就自由地死去,讓生命結束於希望。我呼籲習近平給這位和平使者解開鎖鏈,讓他死於無罪,讓所有活着的人們不感到羞愧,讓這金錢時代仍有人道主義,因為世界也需要一點尊嚴。

福克納把護送艾迪屍體回鄉作為一次唐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來描述。他需要克服的是人們的愚蠢、自私和野蠻,最終是信守諾言的實現。我想,劉曉波走向死亡之旅要克服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冷酷和中國人的麻木。這就足以使他寸步難行了。哪怕有一百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為他呼籲,為他護送也無濟於事。

當1989年全球的共產極權體制一個接一個崩潰之後,人們以為歷史的發展方向已經明確:個人的自由權利成為最受尊重的價值觀,憲政民主必然成為最受尊重的制度。人們以為冷戰結束,政治可以稀釋了,多元文化、全球化等可以在民主浪潮中越走越寬。人們,不,是政客們,竟看不見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型態不但完好無損,而且借用資本主義的紗布包好傷口,以經濟戰爭捲土重來,不但衝垮文明世界的人道主義的底線,也把各國的輕重工業甚至英國的交通核電工業也被呑食。在政治上更把極權意識用馬克思主義重新包裝,滲透文明世界。

劉曉波犯的政治罪行,就是學習西方民主,為中國進步提出了一個好建議。這本該是英國或者美國政治家們該做的事:守住人權自由民主,守住二戰後民主戰勝共產主義的成果,守住選民的幸福和安全,當然也必須守住像劉曉波這類與你們共同開拓民主價值觀的同行,使他在彌留之際能感受到自由的存在,並且能告訴我們,自由的感覺多麼真實,是任何強制力量都無法滅絕的生命力。劉曉波所付出的生命代價,只是提醒我們,民主國家的危險來自共產主義的變種,來自中國共產黨。剛落幕的G20大會期間,街頭十萬多抗議者中,走出了一群步履姍姍如殭屍般的泥人。我就看到了其中的劉曉波,這位本該有復活希望的民主實踐者,在喊出:“我沒有敵人”之後,倒在兇手旁邊,確切地說,倒在習近平、默克爾、梅姨等等一群“政治犯”腳下。

今天,我們看着唯一死在“罪犯”之名的諾貝爾獲得者,死在警察盯着的醫院囚室。這種全球直播方式的處死,遠遠超出納粹的罪惡底線。中國共產黨成功展示它可以在全世界面前慢慢地殺掉一個手無寸鐵的文人。同時,全球的政客們正在和兇手合影歡宴。

這是一個不再關注人類苦難的時代,因為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全球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放鬆了民主道德的守護,並迅速地轉向娛樂消費和文化多元,使極權政治死灰復燃。21世紀我們需要民主的最後一個理由是控制權力帶來的狂妄,因為極權一旦興起,乃是全球性民主的災難。自由民主所積累的價值與尊嚴,甚至美學與政治底線都被衝垮。劉曉波所面對的正是一個退化的人權時代,以至於他成了一位供娛樂媒體觀賞的死亡演員。

劉曉波像彌留之際的艾迪一樣:在喪鐘敲響之前面對的只有絕望。不一樣的是:艾迪的一家人最終把她送到了家園。而劉曉波的家人全被囚起,他死無喪身之地。

2017.7.13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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