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東:台灣作家龍應台的誤區和硬傷

我很早就讀龍應台的文章,她以女性特有的犀利文筆口無遮攔地批評70年代台灣糟糕的環境衛生和社會道德,贏得巨大名聲,我個人也從她的文風中受益匪淺。但是,我的思想愈趨成熟就對龍應台愈加失望。幾十年過來,似乎她仍停留在70年代批評人們在台灣海邊亂扔垃圾和台灣百姓暴戾無禮的水平上,而她評論時政的文章卻常帶硬傷。難怪有朋友告訴我,龍應台在政治上很糊塗,她不大理解權力的問題,也不大懂得一個獨立知識分子應該獨立於權力,只是一味給馬英九總統站台。

龍應台的兩篇文章使我對朋友的話有了同感。文章《給我一個政治家》發表於2008年台灣大選之際,馬英九後來勝出。此文題目和內容均給人強烈感覺:政治家總統比公民社會的作用更大。此文表明,龍應台把公民社會的功能和希望全部放在了政治家身上。她似乎並不知道,政治家的權力大了,公民的權利就小了。她顯然擺錯了權力和權利的關係,這個誤區導致龍應台此篇文章產生數處硬傷。

硬傷一,文中說:“所以,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一個清晰的衡量標準應該是,誰可以給我們六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誰就是最好的總統。” “總統是什麼?他就是我們將這所有機構託付的人,我們同時將自己六歲孩子的未來也托給了他。”如果像龍應台這樣,把全部機構和孩子的成長都託付給總統,總統的權力就會大無邊,公民社會的自組功能就會消失殆盡。而孩子的成長是依靠公民社會的良好社會環境的,不是依靠總統的。

硬傷二,文中說:“六歲的孩子正要脫離父母的懷抱,進入小學,開始他社會化的過程。國家,透過政府的運作,正要開始塑造他的人格、培養他的眼光、訓練他的智能、決定他的未來。我們把孩子交給學校,也同時把他交給了這個國家裡頭所有的機構:教育部決定了他將如何學習、學習什麼;文化部將影響他的人生品味;國防部會決定他離戰爭有多近多遠;……”人格、眼光、智能、人生品味這些原本是靠公民社會本身完成的社會化過程,被龍應台全部綁在了政府身上,把孩子的教育全部託付給政府各機構,由權力全方位指導,公民社會教育孩子的重要功能則被龍應台所信奉的權力擠沒了。

常識告訴我們,我們孩子的人格智能的培養不取決於教育部,我們孩子的人生品味的建立也不取決於文化部,而取決於健全的公民社會和自由民主的社會制度。看看中國就知道,腐敗透頂的中共極權制度和道德全面淪喪的中國民間社會,使孩子的人格、眼光、智能、人生品味均出現嚴重問題。

硬傷三,龍應台期待的無所不包的政府在民主社會找不到,只能在極權國家找到。大陸人對此都深有體會,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和培養都是由權力和黨說了算,大學畢業生的工作由教育部統一分配,黨教育我們“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地冷酷無情”,我們就會“仇恨入心要發芽”。如果權力無處不在地與民間社會混為一體,連結婚生子也管,連微信網絡也查,民間便無任何自由可言。

硬傷四,此文又說:“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有那個胸襟說:真的沒有藍跟綠了,讓我們為受傷的手塗上舒緩的藥膏,讓我們彌補隙縫,讓我們從此謹守公平的原則,以無限的包容尊重彼此。”龍應台的這個希望脫離了常識。常識告訴我們,兩黨制的民主制度的爭吵非常必要。如果政府沒有兩黨的爭吵和制衡,老百姓就遭殃。龍應台在2006年發表的文章《今天這一課:品格》中也對總統寄予了過大過多希望,而忽視了民間社會和民主制度的功能。

我們應該相信民主制度,而不相信總統和政府。一切問題都來自於政府,而健全的民主制度可以限制總統和政府的權力和腐敗。龍應台大概這方面思考不夠,所以在前天又發表一篇文章《野蠻有沒有限度》(又名:誰都不知道川普會變成什麼,2017年1月4日發表),此文一下子跳到了另一個極端,牽強附會、聳人聽聞地擔憂川普會成為發動世界大戰的希特勒。這篇文章是我要分析的第二篇文章。

常識又告訴我們,川普變成什麼也不會變成發動世界大戰的獨裁暴君希特勒。為什麼?因為,一,美國民主制度中總統的權力沒有龍應台想象和希望得那麼大;二,希特勒崛起的制度背景和社會環境與當今美國的截然不同;三,偉大的美國建國先賢們制定出的這套嚴密制衡權力的民主制度堵住了總統成為希特勒或獨裁者的路子。奧巴馬這麼糟糕的總統,執政八年,也只不過是制定些錯誤政策法案,搞亂醫保,搞亂中東局勢,搞得美國工作嚴重流失,他也沒有成為獨裁者,搞世界大戰。

讓我們看看美國總統的權限,就會知道龍應台和美國左傾教授們的擔憂脫離了常識。

美國總統只是三大分支之一的行政分支的一個“分支長”。而其它兩個分支,司法分支的最高法院和立法分支的國會則更像政府中的主人和婆婆,它們制衡着總統的權力。

不要說總統本人受到國會的限制,就是總統任命的行政分支的候選領導人也必須依法送交國會審查批准。在國會批准之前,有專門機構對由總統提名的每一位候選人進行嚴格審查,以防總統以權謀私。如果出現較大的不同意見,國會則要舉行聽證會,由產生不同意見的雙方提供證人到會作證。同時,被審查的提名人也出席作證,回答各種詢問,甚至回答令人難堪的詢問。聽證會向全國電視直播,全國人民都參與進來。除了不會引發法律訴訟外,聽證會的嚴肅和一絲不苟的程度與法庭沒有兩樣。

有先例為證:國會發現克林頓任命的司法部長女候選人雙重違法而否決其部長資格。她違法僱傭非法移民,沒有依法繳納僱主應為僱員繳納的稅款。這個候選司法部長只是為省錢雇了一個墨西哥小保姆,這在普通家庭不算什麼,卻不能逃過國會嚴格審查的法眼。

緊接着,克林頓又提出第二個司法部長候選人,也是個女的。她還沒等國會深入調查,就知道逃不過去而承認自己也雇過非法移民的墨西哥小保姆。由此可見國會制衡功能的強有力,不要說司法部長,就是捲入“水門事件”的尼克松總統,涉及性醜聞加說謊的克林頓總統也都不在話下。

除了國會審查以外,如果是議案,還有一關要經過最高法院的“司法複審”。有時一個法案參眾兩院好不容易通過了,總統也簽字了,而最高法院宣布“此法案違法”而就作廢了。

咱們只以司法部長一職為例,因為司法部是行政分支機構下面一個極為重要的部門,它管理社會治安,代表政府的執行部門向各種刑事犯罪行為提出調查要求,在法院核准之後着手調查。同理,總統出現不法行為時,司法部也出頭調查總統。所以,司法部長這樣一個重要職務,總統當然想要安排一個得心應手的親信人選。但由於國會的嚴格審查和質疑,總統在這個重要職位上安插親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總統很難找到一個既能通過國會審查而符合司法部長技術要求的又是親信的人。

這三大分支互相制衡,任何一個分支都不可能掌握絕對權力。而在美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各方面中,分權和制衡遠不止於這三權分立的三大分支權力,還有對權力具巨大制衡力的第四權力——人民的自由言論權,即媒體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另外,美國是個聯邦制國家,各州的權力很大,也起到對中央權力的制衡作用。

總統雖然對國會有否決權,但不是絕對的,否則總統權力就過大了。總統否決國會的議案後,國會還有機會以三分之二的贊成票通過議案。由此可見,從多方面多層次受到制衡和限權的美國總統不可能變成希特勒,龍應台和美國左傾教授們的這個擔憂是杞人憂天、庸人自擾。

如果我們要擔憂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否會受到危害,我們也要從常識的角度來擔憂。那麼,什麼“會使美國的民主崩潰”?答案無疑是,民間社會中的左傾思潮的極度泛濫和蔓延,是幼稚左傾的腦殘教授們對年輕一代的誤導,是媒體鋪天蓋地的左傾宣傳,是有過嚴重歷史教訓的左傾錯誤思潮仍在危害着美國民主制度。縱觀慘重歷史教訓,左傾錯誤思潮才是我們要擔憂的。

昨晚,我的在洛杉磯教中文的女友來電話跟我聊天,說她班上的一個高中女孩非常左傾,非說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富人都是壞蛋,政府就是要實行高稅收把富人的錢都收走。我的女友問她,把富人的錢都收走,使這個國家只有窮人沒有富人,對國家和窮人又有什麼好處呢?女孩回答不上來,但仍堅持她的觀點。我和女友都感到,這類左傾激進的年輕人數量很多,關鍵是他們的教授如何引導他們。遺憾的是,美國的大學充斥着同等腦殘的左派教授,他們不是以常識引導學生的政治思想,而是以美妙的錯誤高調忽悠孩子。照此以往,歷史還會重演,美國還會回到六七十年代,整個美國校園充斥着激進暴力的左傾年輕人,校園暴力呈失控態勢,誰不同意左傾思潮,誰就被打得頭破血流。照此以往,美國民間社會和民主制度還會陷於危險境地。我不禁想起五年前,朋友邀我去她家做客,她剛剛買了一個百萬豪宅。席間,她不無讚賞地拉着她的上初中的兒子對我說:“他們的老師說了,共產主義是個好東西,只是那些國家沒有搞好。”我馬上對着這個孩子說:“你的老師說錯了。”孩子聽到我的話有些吃驚,我說:“共產主義的核心價值是否定私有制,它違反人性。你願意你家大房子被政府拿走嗎?”他馬上搖頭說:“No,No。”我又說:“可為了美妙高尚的大同社會和公有制度,政府會強迫你交出私有財產,你當然會反抗,政府也不會讓步,於是就出現政府迫害甚至屠殺。正是由於共產主義的這個核心價值,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搞好共產主義。如果人類刻意要爭取不可能達到的高大美好的共產主義,就必定會走向謊言和暴力。為什麼左傾的人總是傾向暴力?就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追求的大同思想最高尚最真理。”其實這些都是簡單的道理,可那些心懷左傾大同思潮、知識豐富的美國教授們,能夠講給孩子們聽嗎?從龍應台文中所描述的美國教授們離譜的擔憂,使我再次看到,知識多少與正確的價值判斷無關。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當有人預見人工智能最終搶走人的工作和飯碗時,我更關心當前美國工作外流的問題。當川普口氣強硬地指責中國對美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重稅,而美國卻沒有向中國徵稅,誓言要對中國採取果斷措施時,我覺得川普更務實靠譜。

只有從天空回到地上,腳踏實地地依據常識去思考,才能正確地判斷和解決問題,才能正確地引導我們的孩子,才能使美國保持一流國家的偉大。

三妹於芝加哥家中
2017年1月6日星期五

附一:

龍應台:給我們一個政治家

今天是二○○八年三月十八日,距離總統選舉還有三天。兩千三百萬人在思索: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

你叫我怎麼教孩子?

初到歐洲時,一個街頭小細節被我看在眼裡。過十字路口時,人們不耐煩地等候紅燈轉綠,總有一半的人,兩邊稍張望一下就搶着衝過了紅燈街口。

但是,如果在等候過街的一群人里有大人牽着幼兒,急躁的人們就忍着、忍着,忍到綠燈真的亮起,才衝出去。那牽着手的大人可能在滾動的人群里低頭跟孩子說,「你看咯,紅燈不能走,要等綠燈。」

同樣的默契,也有別的表達方式。開車經過美國的鄉野,經過一片一片漫無邊際的玉米田,突然出現一個小村。進村的第一個牌子,寫的不是什麼偉大的標語,而是這麼一句話:「我村有五十三個孩子,所以請慢下來。」這是村民和過客的默契:為了孩子,請以身作則。

有一種東西,是不管什麼國家都緊緊抓着不放的;有一種東西,是不管藍營綠營,都真正在乎的,那個東西,叫作核心價值。核心價值,可以因階級、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導、因意識型態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給孩子一個最好的未來,卻是最大的公約數,它絕對超越政治,無關立場。

所以,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一個清晰的衡量標準應該是,誰可以給我們六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誰就是最好的總統。

六歲的孩子正要脫離父母的懷抱,進入小學,開始他社會化的過程。國家,透過政府的運作,正要開始塑造他的人格、培養他的眼光、訓練他的智能、決定他的未來。我們把孩子交給學校,也同時把他交給了這個國家裡頭所有的機構:教育部決定了他將如何學習、學習什麼;文化部將影響他的人生品味;國防部會決定他離戰爭有多近多遠;經濟政策會影響到他十八歲時有沒有能力去面對工作競爭;環境政策會影響他的健康;媒體政策會影響他的判斷力和見解;外交政策會影響到他作為一個國民的自尊或自卑。

這些國家機構所制訂的規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會的風氣。為政者不廉,社會就貪;為政者不公,社會就爭;為政者亂法犯禁,社會就上下交征利;為政者挾私好鬥,社會就黨同伐異。

總統是什麼?他就是我們將這所有機構託付的人,我們同時將自己六歲孩子的未來也托給了他。

當我們為六歲的台灣孩子着想時,我們的思索就不再局限於四年或八年這一個小方格里了。我們會深思:這四年或八年會直接造成怎樣的十二年和十六年?十六年後,六歲的孩子大學畢業,他會變成一個什麼素質的人?他會有什麼樣的教育準備去面對全世界?

以這樣稍長的線來思索,我們可能就會發現眼前吵翻天的許多問題,譬如市場是中還是台,譬如開放幾個港口來三通、每年賺幾個觀光客,都顯得「短」,而比賽誰更愛台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真正的自由開放

六歲孩子的未來就是這個社會的未來。如果我是那個牽着孩子的手要過紅綠燈的人,面對局勢不明的十字路口,我會選這樣的人做總統: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不必是聖人,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學老師都會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好了。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偷竊,所以總統與他組成的政府必須廉潔自持,一介不取;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對人粗魯,所以總統以及他所挑選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惡言;小學老師說,「溫良恭儉讓」是傳統美德,所以總統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須知道,權力與謙卑就是要成正比。有這樣的總統,我就不必擔心六歲的孩子會以凌弱為神氣,以粗暴為威風,以鬥爭為成就。

第二,他有無限大的包容力。我希望我們的六歲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開放空氣中長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論是帝國主義的荷蘭城堡、封建時代的大清炮台、反清復明的抗清遺址、代表殖民的日本神社、象徵威權的蔣公行館,應該拆除或立碑,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

不論地圖是站着看還是躺着看,不論歷史要從這頭寫還是那頭寫,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

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要急着把我們的黨立場用權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們自以為是的結論強迫灌給我們的孩子,讓我們的孩子首先學會包容歧見,聆聽異議,讓台灣的孩子首先學會文明而深刻地思辨吧!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有那個胸襟說:真的沒有藍跟綠了,讓我們為受傷的手塗上舒緩的藥膏,讓我們彌補隙縫,讓我們從此謹守公平的原則,以無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愛台灣」的定義轉換成「愛台灣的民主自由」。

打開所有的窗吧!

第三,他有寬闊的全球視野。今天台灣的孩子,打開電視看不見全球新聞,翻開報紙讀不到國際分析,坐在教室里,公民老師教的是「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當他和父母坐下來吃晚餐,電視上的執政者用激情的聲音吼着「愛台灣」;反對者用激情的聲音吼着「我也愛台灣」。群眾則狂喊「台灣優先」。

我希望台灣六歲的孩子,能夠在從容不迫、理性而開闊的氣氛中長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台灣太小,自我封鎖是致命的,讓我們打開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會說,讓我們停止對中國大陸「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讓我們把巨人似的大陸和小小的台灣都放到一個「全球的地圖」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戰略的思惟、未來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

新加坡在龐大的穆斯林環圍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術?卡達夾在強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強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灣,要怎樣掙脫捆了六十年之久的「兩岸」思惟,開始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陸的關係,以及自己的處境?

我希望選出的總統會要求他的部長說:台灣的孩子需要培養全球公民素養。我們要努力教會未來的公民三件事:一、讓他深刻地認識國際歷史和複雜的全球議題;二、鍛煉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辨,懂得如何與國際社會合作;三、培養台灣孩子的寬闊胸襟。他所關懷的人權、公平、正義等價值,不僅只限於台灣,而可以擴及全球。非洲的戰爭難民、中國大陸的愛滋孤兒、柬埔寨的貧窮失學兒童,都可以是他關懷奉獻的對象。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會說,以台灣的經濟力量和公民社會的「軟力量」,未來的台灣對於全球人類小區是可以有更大的貢獻的。
所以,我們要培養胸襟開闊、眼光遠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為這樣的貢獻,有所準備。有這樣的總統,我才可以想象,台灣今天六歲的孩子,將來可能可以長成一個頂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政治家,不是政客

以及,他有悲憫心。我不知道今天台灣六歲的孩子怎麼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個教室里,他是否會瞧不起身旁的小夥伴,因為人家說,那小夥伴的媽是個越南人、印度尼西亞人、大陸人?他的父親和母親是否會以極其輕蔑的口吻或粗暴來對待家中那膚色較深的看護或女傭?

如果六歲孩子看見的成人,都是這樣以強凌弱的,而且以種族、經濟地位和政治立場來做分野,我不知道要怎麼教孩子「人權」這個概念。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是個有悲憫心的人。有悲憫心的他,會把保護弱者看作施政的重點,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勞、外籍新娘、遭歧視的同性戀者、經濟受剝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等等。有悲憫心的總統,才可能是個真實的人權總統。而整個社會都是關切人權的,我們六歲的孩子才可能在將來長成一個把人權看作核心價值的公民。

給我們一個政治家,不是政客。政治家和政客一樣,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權力的技術,但是政治家和政客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見廣場上搖旗吶喊的大人,政治家的心中,卻一定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孩子的未來,他真心在乎。

附二:

龍應台:野蠻有沒有限度(又名:誰都不知道川普會變成什麼)

2017-01-04

終其一生茨威格無法釋懷的是,習慣了善良的和平盛世的人,面對清清楚楚在眼前浮現的恐怖黑雲,會因為完全不相信邪惡的可能性而讓自己輕易地成為犧牲品。

誰都不知道川普會變成什麼,可以知道的是,美國人中對川普戒慎恐懼而為青年學生無比認真地寫《民主教戰手冊》的那些教授,心裡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了什麼,承受了什麼,警告了什麼。

不要相信晴空

川普當選之後,很多大學教授寫文章,告訴大學生“今後必須做的幾件事”,基本上就是一篇又一篇的《抵抗暴君青年守則》或說《保護民主教戰手冊》。這些不同版本的“青年守則”有幾個共同的核心重點,譬如:

一,你絕對不能以為專制政權在美國不會發生或者以為美國的民主不會崩潰。二,你必須以前所未有的力氣去關心政治,從今天起密切觀察川普所做的每一個政策。三,你一定要無比活躍地參與政治組織,不論是學校里的討論小組或者鄉鎮、城市的各種政治關切組合。四,你一定要有行動,不論是地區的政策辯論或是議員的聽證會,或是對某一個議題的示威抗議;你一定要對公共事務比從前更積極介入……

美國知識界,包括媒體,對於川普的當選,第一個立即的反應是不可置信的震驚,但是震驚大概只有幾天時間,緊接着出現的就是高度的戒慎恐懼。在很多《民主教戰手冊》中,納粹的歷史像個揮之不去的幽靈黑影,悄悄埋伏在字裡行間。教授們幾乎像村子裡的巫師,在晴空萬里時憂心忡忡地警告村民:“不要相信晴空,海嘯一定會來”。

這些文章充滿危機意識,同時又充滿力氣,呼籲年輕人對於“國家權力”擴張可能出現的“海嘯”要用最大的決心去防止。

這麼高的危機意識,如此生猛的力氣,來自哪裡?

政治小混混,沒人太在意

仔細分析的話,也許有非常多元的來由,但是,納粹的歷史教訓在發揮作用,絕對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讀這些緊張的、戒備的《教戰手冊》的時候,我總是想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敘述的“希特勒的崛起”。

茨威格是奧地利的猶太人,納粹上台時已經是家喻戶曉的名作家,眼見納粹的恐怖興起,開始顛沛流離,流亡到巴西,最後決定和妻子雙雙自殺,放棄這個被瘋狂暴力控制的世界。寫回憶錄時,茨威格很關心一個問題:奧地利這個繁華而文明的帝國大城究竟是怎麼從太平世界掉進深淵的?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對於時局的突變,有沒有危機意識?

茨威格最大的感觸是,“在那些決定時代命運的巨大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恰恰是歷史本身阻礙了那些同時代人對它們的認識。”德國的社會制度根基如此之深,維也納的文化生活如此之厚,沒有人相信非理性的運動或勢力會有什麼持久的影響。
住在薩爾斯堡,距離德國的慕尼黑只有兩三小時路程,德國的八卦新聞很容易穿過邊境。茨威格記得最早聽見“希特勒”的名字,是有熟人從慕尼黑來,抱怨說,那邊又鬧起來了,有個叫“希特勒”的傢伙在那兒煽風點火,像流氓一樣一伙人衝進人家正在開會的會場搗亂。希特勒的名字被提及,就只是個政治小混混,沒人太在意。

有一次茨威格去了德國邊境小城,看見學生隊伍,“他們每個人的手臂上都配戴着顏色顯明的卍字形袖章。他們舉行集會、遊行,趾高氣揚地唱着歌、齊聲喊着口號穿過大街,他們把巨幅標語貼在牆上,並裝飾以卐字形符號。”

那還是1923年之前,希特勒要到十年後才真正上台。但是即使希特勒上了台,也沒人注意他的危險。茨威格說,評論家也真的花了精力去讀希特勒的書,可是他們不去研究他的思想內容,卻“只顧嘲諷他的枯燥無味的散文華而不實的風格”。報紙也沒有人在做任何的警告。在一個有法律,有制度,而且“每個公民按照莊嚴宣布的憲法都享有自己的自由與平等的國家裡,希特勒怎能胡作非為呢?”

我不得不想起,在川普競選的一整年裡頭,大多數的媒體只是把他當笑話在報導。

第一批逃難的人

可是然後呢?

然後,茨威格說,“國會縱火案發生了,國會消失了,戈林撒出他的暴徒,霎時間,德國所有的法律都化為烏有。”

茨威格這部回憶錄是在1939到1940年間寫的,距離他1942年的自殺只有兩年。哀傷使人深沉,痛苦帶來洞見。1940年歐洲還在血肉橫飛的戰場泥沼中,他已經可以用史學家的冷眼和文學家的熱血,犀利說出暴力的形成過程。希特勒擴權的步驟,在今天的世局讀來讓人覺得更是驚心動魄:

納粹份子小心謹慎地運用自己的手法:總是先用一定的劑量,然後便是小小的間歇。總是先單獨用一粒藥丸,然後等待一會兒,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夠強,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這個劑量。由於歐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強調“與己無關”,所以葯的劑量越來越大,直至整個歐洲最後在這種劑量中徹底完蛋。

先是國會縱火,看大家反應。然後鼓動大學生燒書,再看社會反應。一件蠻橫的事得逞了,再進行下一件。下一件得逞了,再繼續更蠻橫的事。社會內部危機意識不足,或者不夠堅定,他就得寸進尺。外國,看着德國轉化成暴力國家,也看着希特勒一步一步開始迫害猶太人,侵略其它國家,但是總覺得“與我無關”,納粹在試探得逞後,就再進一步。

茨威格一再描述人們的“僥倖心理”——聽見了殘暴,會說,這是文明的歐洲,二十世紀,應該不可能;親眼看見了,會說,大概只是一時的現象,不會長久。

但是,就在那些日子裡,我已經看到了第一批逃難的人,他們在夜間越過薩爾斯堡山地或者游過界河。他們面黃肌瘦,衣衫襤褸,驚慌失措地盯着別人;躲避慘絕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從他們開始了,後來,那種逃亡一直蔓延到整個世界。
這是七十七年前的敘述——為什麼讀起來竟然像是二十一世紀的此時此刻呢?

斯蒂芬•茨威格:沒有人可以倖免

名作家茨威格的書已經被燒,他和理查德德•斯特勞斯共同創作的歌劇被禁,但是直接的迫害還沒有進入他的家門。他只是遠遠的看着這些逃亡的難民,在荒野中跋涉,在川流中浮沉;他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的命運其實已經上了鎖。“在我看見那些被驅逐的人群時,我全然不知他們蒼白的臉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運;我們大家都會是那個人的暴行的犧牲品。”

一直到四個秘密警察出現在他家門口,要求進門搜查,他才醒過來——災難的洪流山崩,沒有人可以倖免。當晚就收拾了行李,永遠地離開了他一生最眷戀的家,也永別了他的祖國。對名滿歐陸的茨威格來說,流亡的痛苦顯然超過生命的承載,尤其是,他比別人都清醒。

貫穿他整個回憶錄的是邪惡與善良的並存,和平與戰爭的對比。終其一生他無法釋懷的是,習慣了善良的和平盛世的人,面對清清楚楚在眼前浮現的恐怖黑雲,會因為完全不相信邪惡的可能性而讓自己輕易地成為犧牲品。

一個人想在短短的幾個星期之內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養起來的對世界的信念徹底粉碎,這是很難的。我們依然相信德國的良知、歐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還存在,我們深信,野蠻總有限度,它必將在人性面前毀滅,這一切在我們的道德觀念里已根深蒂固。

1942年,茨威格自殺的前一個月,納粹在柏林決定了猶太人的最終解決辦法:迫遷、滅絕。“野蠻總有限度”這個信念,茨威格知道,是徹底破滅的。

誰都不知道川普會變成什麼,可以知道的是,美國人中對川普戒慎恐懼而對青年學生無比認真地寫《民主教戰手冊》的那些教授,心裡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了什麼,承受了什麼,警告了什麼。

【注】為《野蠻有沒有限度》

3 comments

  1. 尊敬的曹老師,這次香港民主人士黃之鋒去台灣一下飛機就被暴力對待,請你做一些背景調查,下次上“政經看民視”節目再做個有分量的發言。為什麼共產黨的打手在台灣一直被袒護?難道台灣現在就變香港了嗎?現在是民進黨執政還是國民黨在執政?

  2. 三妹批評龍應台有道理。但是談到共產主義有失水準:共產主義不是“你家的大房子被政府拿走”這樣的概念哦!

  3. 龍應台其實只是個台灣族群政治標籤人物,她的外省背景就足以說明她所為的一切!當然認同台灣的外省第二代、第三代是迥然不同於龍應台,才是真正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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