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误区和硬伤

我很早就读龙应台的文章,她以女性特有的犀利文笔口无遮拦地批评70年代台湾糟糕的环境卫生和社会道德,赢得巨大名声,我个人也从她的文风中受益匪浅。但是,我的思想愈趋成熟就对龙应台愈加失望。几十年过来,似乎她仍停留在70年代批评人们在台湾海边乱扔垃圾和台湾百姓暴戾无礼的水平上,而她评论时政的文章却常带硬伤。难怪有朋友告诉我,龙应台在政治上很糊涂,她不大理解权力的问题,也不大懂得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应该独立于权力,只是一味给马英九总统站台。

龙应台的两篇文章使我对朋友的话有了同感。文章《给我一个政治家》发表于2008年台湾大选之际,马英九后来胜出。此文题目和内容均给人强烈感觉:政治家总统比公民社会的作用更大。此文表明,龙应台把公民社会的功能和希望全部放在了政治家身上。她似乎并不知道,政治家的权力大了,公民的权利就小了。她显然摆错了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这个误区导致龙应台此篇文章产生数处硬伤。

硬伤一,文中说:“所以,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六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 “总统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六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如果像龙应台这样,把全部机构和孩子的成长都托付给总统,总统的权力就会大无边,公民社会的自组功能就会消失殆尽。而孩子的成长是依靠公民社会的良好社会环境的,不是依靠总统的。

硬伤二,文中说:“六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这个国家里头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人生品味;国防部会决定他离战争有多近多远;……”人格、眼光、智能、人生品味这些原本是靠公民社会本身完成的社会化过程,被龙应台全部绑在了政府身上,把孩子的教育全部托付给政府各机构,由权力全方位指导,公民社会教育孩子的重要功能则被龙应台所信奉的权力挤没了。

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孩子的人格智能的培养不取决于教育部,我们孩子的人生品味的建立也不取决于文化部,而取决于健全的公民社会和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看看中国就知道,腐败透顶的中共极权制度和道德全面沦丧的中国民间社会,使孩子的人格、眼光、智能、人生品味均出现严重问题。

硬伤三,龙应台期待的无所不包的政府在民主社会找不到,只能在极权国家找到。大陆人对此都深有体会,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和培养都是由权力和党说了算,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由教育部统一分配,党教育我们“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地冷酷无情”,我们就会“仇恨入心要发芽”。如果权力无处不在地与民间社会混为一体,连结婚生子也管,连微信网络也查,民间便无任何自由可言。

硬伤四,此文又说:“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有那个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舒缓的药膏,让我们弥补隙缝,让我们从此谨守公平的原则,以无限的包容尊重彼此。”龙应台的这个希望脱离了常识。常识告诉我们,两党制的民主制度的争吵非常必要。如果政府没有两党的争吵和制衡,老百姓就遭殃。龙应台在2006年发表的文章《今天这一课:品格》中也对总统寄予了过大过多希望,而忽视了民间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功能。

我们应该相信民主制度,而不相信总统和政府。一切问题都来自于政府,而健全的民主制度可以限制总统和政府的权力和腐败。龙应台大概这方面思考不够,所以在前天又发表一篇文章《野蛮有没有限度》(又名:谁都不知道川普会变成什么,2017年1月4日发表),此文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极端,牵强附会、耸人听闻地担忧川普会成为发动世界大战的希特勒。这篇文章是我要分析的第二篇文章。

常识又告诉我们,川普变成什么也不会变成发动世界大战的独裁暴君希特勒。为什么?因为,一,美国民主制度中总统的权力没有龙应台想象和希望得那么大;二,希特勒崛起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与当今美国的截然不同;三,伟大的美国建国先贤们制定出的这套严密制衡权力的民主制度堵住了总统成为希特勒或独裁者的路子。奥巴马这么糟糕的总统,执政八年,也只不过是制定些错误政策法案,搞乱医保,搞乱中东局势,搞得美国工作严重流失,他也没有成为独裁者,搞世界大战。

让我们看看美国总统的权限,就会知道龙应台和美国左倾教授们的担忧脱离了常识。

美国总统只是三大分支之一的行政分支的一个“分支长”。而其它两个分支,司法分支的最高法院和立法分支的国会则更像政府中的主人和婆婆,它们制衡着总统的权力。

不要说总统本人受到国会的限制,就是总统任命的行政分支的候选领导人也必须依法送交国会审查批准。在国会批准之前,有专门机构对由总统提名的每一位候选人进行严格审查,以防总统以权谋私。如果出现较大的不同意见,国会则要举行听证会,由产生不同意见的双方提供证人到会作证。同时,被审查的提名人也出席作证,回答各种询问,甚至回答令人难堪的询问。听证会向全国电视直播,全国人民都参与进来。除了不会引发法律诉讼外,听证会的严肃和一丝不苟的程度与法庭没有两样。

有先例为证:国会发现克林顿任命的司法部长女候选人双重违法而否决其部长资格。她违法雇佣非法移民,没有依法缴纳雇主应为雇员缴纳的税款。这个候选司法部长只是为省钱雇了一个墨西哥小保姆,这在普通家庭不算什么,却不能逃过国会严格审查的法眼。

紧接着,克林顿又提出第二个司法部长候选人,也是个女的。她还没等国会深入调查,就知道逃不过去而承认自己也雇过非法移民的墨西哥小保姆。由此可见国会制衡功能的强有力,不要说司法部长,就是卷入“水门事件”的尼克松总统,涉及性丑闻加说谎的克林顿总统也都不在话下。

除了国会审查以外,如果是议案,还有一关要经过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有时一个法案参众两院好不容易通过了,总统也签字了,而最高法院宣布“此法案违法”而就作废了。

咱们只以司法部长一职为例,因为司法部是行政分支机构下面一个极为重要的部门,它管理社会治安,代表政府的执行部门向各种刑事犯罪行为提出调查要求,在法院核准之后着手调查。同理,总统出现不法行为时,司法部也出头调查总统。所以,司法部长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总统当然想要安排一个得心应手的亲信人选。但由于国会的严格审查和质疑,总统在这个重要职位上安插亲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总统很难找到一个既能通过国会审查而符合司法部长技术要求的又是亲信的人。

这三大分支互相制衡,任何一个分支都不可能掌握绝对权力。而在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中,分权和制衡远不止于这三权分立的三大分支权力,还有对权力具巨大制衡力的第四权力——人民的自由言论权,即媒体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另外,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各州的权力很大,也起到对中央权力的制衡作用。

总统虽然对国会有否决权,但不是绝对的,否则总统权力就过大了。总统否决国会的议案后,国会还有机会以三分之二的赞成票通过议案。由此可见,从多方面多层次受到制衡和限权的美国总统不可能变成希特勒,龙应台和美国左倾教授们的这个担忧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

如果我们要担忧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会受到危害,我们也要从常识的角度来担忧。那么,什么“会使美国的民主崩溃”?答案无疑是,民间社会中的左倾思潮的极度泛滥和蔓延,是幼稚左倾的脑残教授们对年轻一代的误导,是媒体铺天盖地的左倾宣传,是有过严重历史教训的左倾错误思潮仍在危害着美国民主制度。纵观惨重历史教训,左倾错误思潮才是我们要担忧的。

昨晚,我的在洛杉矶教中文的女友来电话跟我聊天,说她班上的一个高中女孩非常左倾,非说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富人都是坏蛋,政府就是要实行高税收把富人的钱都收走。我的女友问她,把富人的钱都收走,使这个国家只有穷人没有富人,对国家和穷人又有什么好处呢?女孩回答不上来,但仍坚持她的观点。我和女友都感到,这类左倾激进的年轻人数量很多,关键是他们的教授如何引导他们。遗憾的是,美国的大学充斥着同等脑残的左派教授,他们不是以常识引导学生的政治思想,而是以美妙的错误高调忽悠孩子。照此以往,历史还会重演,美国还会回到六七十年代,整个美国校园充斥着激进暴力的左倾年轻人,校园暴力呈失控态势,谁不同意左倾思潮,谁就被打得头破血流。照此以往,美国民间社会和民主制度还会陷于危险境地。我不禁想起五年前,朋友邀我去她家做客,她刚刚买了一个百万豪宅。席间,她不无赞赏地拉着她的上初中的儿子对我说:“他们的老师说了,共产主义是个好东西,只是那些国家没有搞好。”我马上对着这个孩子说:“你的老师说错了。”孩子听到我的话有些吃惊,我说:“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否定私有制,它违反人性。你愿意你家大房子被政府拿走吗?”他马上摇头说:“No,No。”我又说:“可为了美妙高尚的大同社会和公有制度,政府会强迫你交出私有财产,你当然会反抗,政府也不会让步,于是就出现政府迫害甚至屠杀。正是由于共产主义的这个核心价值,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搞好共产主义。如果人类刻意要争取不可能达到的高大美好的共产主义,就必定会走向谎言和暴力。为什么左倾的人总是倾向暴力?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追求的大同思想最高尚最真理。”其实这些都是简单的道理,可那些心怀左倾大同思潮、知识丰富的美国教授们,能够讲给孩子们听吗?从龙应台文中所描述的美国教授们离谱的担忧,使我再次看到,知识多少与正确的价值判断无关。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有人预见人工智能最终抢走人的工作和饭碗时,我更关心当前美国工作外流的问题。当川普口气强硬地指责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重税,而美国却没有向中国征税,誓言要对中国采取果断措施时,我觉得川普更务实靠谱。

只有从天空回到地上,脚踏实地地依据常识去思考,才能正确地判断和解决问题,才能正确地引导我们的孩子,才能使美国保持一流国家的伟大。

三妹于芝加哥家中
2017年1月6日星期五

附一:

龙应台:给我们一个政治家

今天是二○○八年三月十八日,距离总统选举还有三天。两千三百万人在思索: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你叫我怎么教孩子?

初到欧洲时,一个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稍张望一下就抢着冲过了红灯街口。

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大人牵着幼儿,急躁的人们就忍着、忍着,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冲出去。那牵着手的大人可能在滚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你看咯,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我村有五十三个孩子,所以请慢下来。」这是村民和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什么国家都紧紧抓着不放的;有一种东西,是不管蓝营绿营,都真正在乎的,那个东西,叫作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型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所以,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六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

六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这个国家里头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人生品味;国防部会决定他离战争有多近多远;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十八岁时有没有能力去面对工作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国家机构所制订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征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总统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六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

当我们为六岁的台湾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四年或八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四年或八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十二年和十六年?十六年后,六岁的孩子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素质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准备去面对全世界?

以这样稍长的线来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眼前吵翻天的许多问题,譬如市场是中还是台,譬如开放几个港口来三通、每年赚几个观光客,都显得「短」,而比赛谁更爱台湾,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真正的自由开放

六岁孩子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如果我是那个牵着孩子的手要过红绿灯的人,面对局势不明的十字路口,我会选这样的人做总统: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好了。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偷窃,所以总统与他组成的政府必须廉洁自持,一介不取;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对人粗鲁,所以总统以及他所挑选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恶言;小学老师说,「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所以总统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须知道,权力与谦卑就是要成正比。有这样的总统,我就不必担心六岁的孩子会以凌弱为神气,以粗暴为威风,以斗争为成就。

第二,他有无限大的包容力。我希望我们的六岁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开放空气中长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论是帝国主义的荷兰城堡、封建时代的大清炮台、反清复明的抗清遗址、代表殖民的日本神社、象征威权的蒋公行馆,应该拆除或立碑,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

不论地图是站着看还是躺着看,不论历史要从这头写还是那头写,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

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要急着把我们的党立场用权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结论强迫灌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首先学会包容歧见,聆听异议,让台湾的孩子首先学会文明而深刻地思辨吧!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有那个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舒缓的药膏,让我们弥补隙缝,让我们从此谨守公平的原则,以无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爱台湾」的定义转换成「爱台湾的民主自由」。

打开所有的窗吧!

第三,他有宽阔的全球视野。今天台湾的孩子,打开电视看不见全球新闻,翻开报纸读不到国际分析,坐在教室里,公民老师教的是「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当他和父母坐下来吃晚餐,电视上的执政者用激情的声音吼着「爱台湾」;反对者用激情的声音吼着「我也爱台湾」。群众则狂喊「台湾优先」。

我希望台湾六岁的孩子,能够在从容不迫、理性而开阔的气氛中长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台湾太小,自我封锁是致命的,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会说,让我们停止对中国大陆「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让我们把巨人似的大陆和小小的台湾都放到一个「全球的地图」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战略的思惟、未来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

新加坡在庞大的穆斯林环围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术?卡达夹在强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强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湾,要怎样挣脱捆了六十年之久的「两岸」思惟,开始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陆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选出的总统会要求他的部长说:台湾的孩子需要培养全球公民素养。我们要努力教会未来的公民三件事:一、让他深刻地认识国际历史和复杂的全球议题;二、锻炼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辨,懂得如何与国际社会合作;三、培养台湾孩子的宽阔胸襟。他所关怀的人权、公平、正义等价值,不仅只限于台湾,而可以扩及全球。非洲的战争难民、中国大陆的爱滋孤儿、柬埔寨的贫穷失学儿童,都可以是他关怀奉献的对象。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会说,以台湾的经济力量和公民社会的「软力量」,未来的台湾对于全球人类小区是可以有更大的贡献的。
所以,我们要培养胸襟开阔、眼光远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为这样的贡献,有所准备。有这样的总统,我才可以想象,台湾今天六岁的孩子,将来可能可以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政治家,不是政客

以及,他有悲悯心。我不知道今天台湾六岁的孩子怎么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是否会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为人家说,那小伙伴的妈是个越南人、印度尼西亚人、大陆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否会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或粗暴来对待家中那肤色较深的看护或女佣?

如果六岁孩子看见的成人,都是这样以强凌弱的,而且以种族、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来做分野,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孩子「人权」这个概念。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是个有悲悯心的人。有悲悯心的他,会把保护弱者看作施政的重点,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劳、外籍新娘、遭歧视的同性恋者、经济受剥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碍者等等。有悲悯心的总统,才可能是个真实的人权总统。而整个社会都是关切人权的,我们六岁的孩子才可能在将来长成一个把人权看作核心价值的公民。

给我们一个政治家,不是政客。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广场上摇旗吶喊的大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

附二:

龙应台:野蛮有没有限度(又名:谁都不知道川普会变成什么)

2017-01-04

终其一生茨威格无法释怀的是,习惯了善良的和平盛世的人,面对清清楚楚在眼前浮现的恐怖黑云,会因为完全不相信邪恶的可能性而让自己轻易地成为牺牲品。

谁都不知道川普会变成什么,可以知道的是,美国人中对川普戒慎恐惧而为青年学生无比认真地写《民主教战手册》的那些教授,心里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警告了什么。

不要相信晴空

川普当选之后,很多大学教授写文章,告诉大学生“今后必须做的几件事”,基本上就是一篇又一篇的《抵抗暴君青年守则》或说《保护民主教战手册》。这些不同版本的“青年守则”有几个共同的核心重点,譬如:

一,你绝对不能以为专制政权在美国不会发生或者以为美国的民主不会崩溃。二,你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力气去关心政治,从今天起密切观察川普所做的每一个政策。三,你一定要无比活跃地参与政治组织,不论是学校里的讨论小组或者乡镇、城市的各种政治关切组合。四,你一定要有行动,不论是地区的政策辩论或是议员的听证会,或是对某一个议题的示威抗议;你一定要对公共事务比从前更积极介入……

美国知识界,包括媒体,对于川普的当选,第一个立即的反应是不可置信的震惊,但是震惊大概只有几天时间,紧接着出现的就是高度的戒慎恐惧。在很多《民主教战手册》中,纳粹的历史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黑影,悄悄埋伏在字里行间。教授们几乎像村子里的巫师,在晴空万里时忧心忡忡地警告村民:“不要相信晴空,海啸一定会来”。

这些文章充满危机意识,同时又充满力气,呼吁年轻人对于“国家权力”扩张可能出现的“海啸”要用最大的决心去防止。

这么高的危机意识,如此生猛的力气,来自哪里?

政治小混混,没人太在意

仔细分析的话,也许有非常多元的来由,但是,纳粹的历史教训在发挥作用,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读这些紧张的、戒备的《教战手册》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叙述的“希特勒的崛起”。

茨威格是奥地利的犹太人,纳粹上台时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作家,眼见纳粹的恐怖兴起,开始颠沛流离,流亡到巴西,最后决定和妻子双双自杀,放弃这个被疯狂暴力控制的世界。写回忆录时,茨威格很关心一个问题:奥地利这个繁华而文明的帝国大城究竟是怎么从太平世界掉进深渊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于时局的突变,有没有危机意识?

茨威格最大的感触是,“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那些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德国的社会制度根基如此之深,维也纳的文化生活如此之厚,没有人相信非理性的运动或势力会有什么持久的影响。
住在萨尔斯堡,距离德国的慕尼黑只有两三小时路程,德国的八卦新闻很容易穿过边境。茨威格记得最早听见“希特勒”的名字,是有熟人从慕尼黑来,抱怨说,那边又闹起来了,有个叫“希特勒”的家伙在那儿煽风点火,像流氓一样一伙人冲进人家正在开会的会场捣乱。希特勒的名字被提及,就只是个政治小混混,没人太在意。

有一次茨威格去了德国边境小城,看见学生队伍,“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上都配戴着颜色显明的卍字形袖章。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唱着歌、齐声喊着口号穿过大街,他们把巨幅标语贴在墙上,并装饰以卐字形符号。”

那还是1923年之前,希特勒要到十年后才真正上台。但是即使希特勒上了台,也没人注意他的危险。茨威格说,评论家也真的花了精力去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去研究他的思想内容,却“只顾嘲讽他的枯燥无味的散文华而不实的风格”。报纸也没有人在做任何的警告。在一个有法律,有制度,而且“每个公民按照庄严宣布的宪法都享有自己的自由与平等的国家里,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

我不得不想起,在川普竞选的一整年里头,大多数的媒体只是把他当笑话在报导。

第一批逃难的人

可是然后呢?

然后,茨威格说,“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撒出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

茨威格这部回忆录是在1939到1940年间写的,距离他1942年的自杀只有两年。哀伤使人深沉,痛苦带来洞见。1940年欧洲还在血肉横飞的战场泥沼中,他已经可以用史学家的冷眼和文学家的热血,犀利说出暴力的形成过程。希特勒扩权的步骤,在今天的世局读来让人觉得更是惊心动魄:

纳粹份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强调“与己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

先是国会纵火,看大家反应。然后鼓动大学生烧书,再看社会反应。一件蛮横的事得逞了,再进行下一件。下一件得逞了,再继续更蛮横的事。社会内部危机意识不足,或者不够坚定,他就得寸进尺。外国,看着德国转化成暴力国家,也看着希特勒一步一步开始迫害犹太人,侵略其它国家,但是总觉得“与我无关”,纳粹在试探得逞后,就再进一步。

茨威格一再描述人们的“侥幸心理”——听见了残暴,会说,这是文明的欧洲,二十世纪,应该不可能;亲眼看见了,会说,大概只是一时的现象,不会长久。

但是,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他们在夜间越过萨尔斯堡山地或者游过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惊慌失措地盯着别人;躲避惨绝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从他们开始了,后来,那种逃亡一直蔓延到整个世界。
这是七十七年前的叙述——为什么读起来竟然像是二十一世纪的此时此刻呢?

斯蒂芬•茨威格:没有人可以幸免

名作家茨威格的书已经被烧,他和理查德德•斯特劳斯共同创作的歌剧被禁,但是直接的迫害还没有进入他的家门。他只是远远的看着这些逃亡的难民,在荒野中跋涉,在川流中浮沉;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命运其实已经上了锁。“在我看见那些被驱逐的人群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白的脸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的暴行的牺牲品。”

一直到四个秘密警察出现在他家门口,要求进门搜查,他才醒过来——灾难的洪流山崩,没有人可以幸免。当晚就收拾了行李,永远地离开了他一生最眷恋的家,也永别了他的祖国。对名满欧陆的茨威格来说,流亡的痛苦显然超过生命的承载,尤其是,他比别人都清醒。

贯穿他整个回忆录的是邪恶与善良的并存,和平与战争的对比。终其一生他无法释怀的是,习惯了善良的和平盛世的人,面对清清楚楚在眼前浮现的恐怖黑云,会因为完全不相信邪恶的可能性而让自己轻易地成为牺牲品。

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粉碎,这是很难的。我们依然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还存在,我们深信,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在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已根深蒂固。

1942年,茨威格自杀的前一个月,纳粹在柏林决定了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办法:迫迁、灭绝。“野蛮总有限度”这个信念,茨威格知道,是彻底破灭的。

谁都不知道川普会变成什么,可以知道的是,美国人中对川普戒慎恐惧而对青年学生无比认真地写《民主教战手册》的那些教授,心里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警告了什么。

【注】为《野蛮有没有限度》

3 comments

  1. 尊敬的曹老师,这次香港民主人士黄之锋去台湾一下飞机就被暴力对待,请你做一些背景调查,下次上“政经看民视”节目再做个有分量的发言。为什么共产党的打手在台湾一直被袒护?难道台湾现在就变香港了吗?现在是民进党执政还是国民党在执政?

  2. 三妹批评龙应台有道理。但是谈到共产主义有失水准:共产主义不是“你家的大房子被政府拿走”这样的概念哦!

  3. 龍應台其實只是個台灣族群政治標籤人物,她的外省背景就足以說明她所為的一切!當然認同台灣的外省第二代、第三代是迥然不同於龍應台,才是真正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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