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谈莫言的“获利恐惧”心理

不是每个人在获得诺贝尔奖后都很快乐。1957年,法国作家加缪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其第一反应是呼吸困难,如同遭遇一场灾难。 因为加缪认为,马尔罗才是当之无愧的得奖者,他为自己获奖感到极度羞愧,心里充满了恐惧。

加缪是以正直高尚而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他的这种道德洁癖式的恐惧心理,对来自道德坍塌之国的作家来说,是陌生而可笑的。但是,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获奖之后,似乎也产生了另一类心理恐惧。

这种被称为“获利恐惧”的心理症状是:害怕已获得的利益消失而产生过度的反应。以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理解莫言在获诺奖后的一系列言行,例如他为何歌颂毛泽东、为何谄媚习近平。认识“获利恐惧”导致人性被驯化,导致个人被社会政治势力所钳制,这也许能帮助所有因名利双收而恐惧致病的中国人,找到一条自我治疗之途。

@ 作家被专制主义的野蛮驯化

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有一个“道德价值参照系”,很多得主都有道德承担,在获奖后成为社会正义与人权的代言人。然而,莫言却属于文学奖得主中的几个特例之一。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挪威作家汉姆生曾支持并赞美希特勒。莫言在获奖后的这几年,令人瞠目结舌地成为一个为赵家唱赞歌的“小丑”。

早在获诺奖之前,莫言就表现出他附庸当局的立场。例如,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 因为德国邀请戴晴等中国异见作家与会,莫言等官方作家一齐退出书展表示抗议。2011年,当薄熙来在重庆如日中天之时,莫言也曾亲赴重庆并赋诗:“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2012年6月,莫言参与抄写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称《讲话》对中国文艺的发展意义重大,妖魔化毛泽东是“蚍蜉撼大树” 。

在获诺奖之后,莫言除了继续颂毛,更是不同寻常地高声赞颂当今总书记了。2014年10月15日,莫言参加了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在接受中纪委网站釆访时,莫言赞美总书记“很亲切”、“出口成章”,并在该访谈中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到“习主席”、“党中央”、“十八大”和“中国梦”。莫言称:“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都更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最令舆论哗然的,是莫言在2016年12月6日在作协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谈话能够让很多文艺工作者感觉到:读到会心处想拍案而起,有心领神会之感,感觉到很多我们心里还没来得及说的话,就被他用非常精辟的话语概括出来了。我想,这都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个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的人,是一个内行。习总书记是我们的读者,也是我们的朋友,当然也是我们思想的指引者。”

此次关于“思想指引者”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网友轻蔑地指责说:莫言“马屁拍得溜“、“戴了乌纱帽,得了软骨病”,“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至此,因无底线地向赵家人献媚,并纵容赵家作恶,参与“造神”而不惜自辱,莫言被公认为继郭沫若之后最无耻的中国文人。他不但没有履行作家的职责去驯化野蛮,反而被专制主义的野蛮所驯化。

@ 穷孩子写作获利幸福爆棚

然而,莫言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种自我卑贱的歌功颂德派。原名管谟业的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县农村,因文革被迫缀学当放牛娃,曾因饥饿难忍而吞食炭灰。之所以写作,莫言说他的理想是“一日三餐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后来莫言如愿以偿成为部队作家,在八十年代因写《红高粱》成名,也曾因该作品的情色张扬而受到当局的打压。

1989年春夏之交,莫言一度热衷于街头政治,在流血之夜过后,他 “经过了短期的痛苦和徘徊”。2004年,莫言在接受法国记者哈斯基采访时说,从1989年开始,他就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信心,之所以继续保留着共产党党员证,是因为他不想增添不必要的麻烦。虽然莫言在写作中回避对政治制度的批判,但其作品还是提出过一些社会问题,例如地方官僚贪污腐败的问题。

可见,之前的莫言尚有一点反叛性和良心,还没有堕落到低声下气讨好当局的地步。那么,是什么力量逼得一个作家不知羞耻地踏上谄媚之途呢?笔者认为,莫言的转变与他的“获利恐惧”心理有关。

就因写作“获利”而言,中国作家恐怕没有人比莫言更成功的了。人的幸福感要受到心理参照系的影响,在物质生活上,莫言早就实现了当年“三餐吃饺子”的抱负,与他家乡高密的农民相比不可以道里计,也是作家同行中的翘楚。更令他幸福感高涨的是精神荣誉和名气,至今为止,莫言不但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还收获国内外大大小小的各种奖项,其中包括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当年小学没读完的乡下男孩,已获得香港某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头衔。

人的成就一旦超过预期,幸福感就会爆棚。但是,像挖出诺贝尔金矿这样顶峰级别的幸福感,如果某人没有足够的精神定力,很可能对其人格造成某种破坏。因为担心到手的利益突然消失,人们会因为不安全感而产生“获利恐惧”,这一心理又被称为“赢家的诅咒”。

@ 习大大不点名批评之威慑力

那么,为什么世界他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同样身为赢家却少有人这样被诅咒呢?为什么除了那位患精神病的挪威作家哈姆生之外,只有莫言在获奖后变成一个众人所不耻的“小丑”?这个问题不但与个人的精神品质有关,更涉及人们所处的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

莫言本是一个挺能在中国官场厮混的人,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适应专制政权控制的尺度。例如,那年他来瑞典领奖时,当有人问及中国很多作家政治犯被关进监狱的问题时,他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应对,说每个人进监狱都有复杂原因、作家也有杀人偷钱的。他还岔开话题,说要多谈文学少谈政治。

这样聪明油滑的人,怎么就让自己成了天下的笑柄呢?这是因为,他碰上的这位当今皇上,绝对不吃西方价值和诺贝尔奖那一套。2014年,习近平在举行文艺座谈会时,与其它作家谈笑风生,却没有理睬诺贝尔奖得主。据习家宠幸的周小平在会后透露,说习某在会上有这样的指示:“文艺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国外获奖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去创作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话被坊间解读为“不点名批评”与会的诺奖得主莫言。

这个“不点名批评”对莫言心理上的威慑力有多大?经历过中国大饥荒、文革与八九,又在这次会上受辱,莫言怎么能不感到恐慌?他曾见过长安街流血和很多同仁遭整肃,他本人也在1997年出版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后,被有来头的人揭发该小说“反动”,玷污了“我军的尊严圣洁”,从此被“请”出军界。

再看看中国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至今系狱的现实,莫言不会不明白,一顶诺贝尔桂冠不但无法保护他,反而引起当今皇上的忌恨和仇视,很可能会导致他遭整肃。怎么办呢?自小乡下父母只担心莫言吃不饱饭,没教给他“骨气节操”一类傻文人才坚守的东西。面对神色严峻的赵家皇上,压力山大的莫言不得不加倍地作贱自己。幸亏他还记得老祖宗阿Q的路数,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响头,连声说:“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 免除恐惧先诚实面对

正如恐惧心理学所分析的,已经拥有太多名利的人,其害怕损失的恐惧感也会被放大,过度的焦虑会导致恶梦。出于严重的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一心自保的莫言慌不择路,频频向赵家献媚,不惜把自己涂抹成一个大花脸。

而高高在上的赵家老爷,根本不在乎莫言的献媚吹捧是否出于真心,他们只需要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低下头来,扮演一个口口声声效忠皇上的侏儒,这就够了。从莫言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获利恐惧”心理的一些特点。

首先, 这种恐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个人后天习得的。中国的庄子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牛犊长大后有了被实质威胁的经验,才知道老虎的可怕。半个世纪来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残害,让莫言学会了害怕,这害怕似乎成了他的生存秘籍。这是中国残酷政治之下的人性悲哀。

其次,这种恐惧心理会产生夸张的想象,虚构出最坏的结果。与中共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的作家相比,当今莫言的处境远不是那么险恶。时代毕竟变了,今天有不少中国作家在互联网上顶住压力。为民主人权勇敢发声。莫言平时不谈政治,他只要继续沉默就能自保,并不需要如此放弃尊严。但是,正如心理学所分析的:“居住地离水域越远的人,越有可能害怕水。”

再次,“获利恐惧”心理具有普遍性,只是个人的利益大小与心理素质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在五十年代初任交通部长的民盟领导人章伯钧,曾享受了中共给予的包括整套四合院与小轿车的优越待遇,他在反右运动中也就认罪最早。中国在近年来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一些人有了财产,在政治上反而表现得更为保守,也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即使中国经济繁荣了,人们的心灵仍然受到精神暴政的钳制,这是一种不用刀剑的精神奴役。

因此,在嘲笑莫言自轻自贱为鼻涕虫时,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赵家人使用了什么样的惩罚手段,令莫言一类文人扭曲了心智?为什么中国文人在尚未获得批评自由时,就早早学会了赞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种政治恐惧的阴影呢?

这是一个与价值观、尊严与信念有关的问题。当人们选择了自由而有尊严的价值观,就能获得信心与能量,以诚实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心理恐惧,以振奋的精神去探索并迎击恐惧。东欧作家丹尼洛曾有一句对作家的忠告,希望莫言以及所有患政治恐惧症的作家都能读到:“不要扮演小丑:权贵们习惯于以此取乐。”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7年1月号;原文副题:专制下诺奖得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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