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東:關於劉曉波及無敵派文章三篇

文章一:劉曉波的“無敵論”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作者:劉曉東(三妹)

一.“無敵論”的由來

原本並不受人注意的“無敵論”,在劉曉波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發表後,竟引發激烈的爭論。反對者認為它是背叛民運的自供狀,擁護者認為它是大仁大愛的傑作。在試圖剖析 “無敵論”倒底是個什麼東西時,我們先要知道它最初的出處和它的主要詮釋。

劉曉波認為,共產黨不是敵人。這話最早出自二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他在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的一個呼籲書中寫道:“通過十年改革,共產黨得到了執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礎”,“共產黨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權利,‘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是非民主的。我們不要求也沒有理由要求廢除共產黨和現行政權,只要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保障每一種民間的獨立的社會力量的合法存在的權利。”不到一個月後,他的“六.二絕食宣言”又重複了這個無敵之說。

劉曉波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不應以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之說去把視人民為敵的共產黨再反過來當敵人看待。在同一個呼籲中,他這樣解釋: “中國的民主,必須以消除‘敵人意識’為前提,因為在一個民主政體,沒有敵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團的制衡。民主政治的精髓之一是:寧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一切為爭取民主而奮鬥的人士,莫讓仇恨毒化了你的智慧。”

且不論,民主制度精髓的“權力制衡”被他胡說成什麼“只有不同利益集團的制衡”,也撇開他用“魔鬼”與“天使”作為權力行使者的荒唐對比,讀者仍可看出他想表達的不外是以下三點:一,共產黨執政合法;二,在共產黨現行憲法下爭取合法權益是所謂民主的,其它都是非民主的;三,民主制度下無敵人,消除敵人意識是取得民主的前提。這就是劉曉波所謂的民主精髓和無敵智慧。

二十年後,劉曉波對“六四”屠城後的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避開不談了,卻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把“無敵論”發揮成“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儘管中共當局三次對他以言論治罪,他卻莫名其妙地說什麼“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 ,“標誌中共執政理念進步”,還不忘長篇表揚監獄的柔性化音樂、人性化管理,不忘點名表揚中共司法人員和管教,等等。

在《我沒有敵人》的通篇中,他沒有再提“沒有理由要求廢除共產黨和現行政權”,卻以宗教徒似的口氣以“大仁大愛”的終極高度來模糊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企盼執政黨自願放棄一黨專政,與其攜手合作,還是全民抗爭迫其退出極權統治,重建民主制度。這是我們與劉曉波“無敵派”的根本分歧。為此,我想就劉曉波 “無敵論”觀點作如下討論。

二.“無敵派”為什麼反對“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劉曉波說“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是非民主的”,認為“打倒”是出於“仇恨”的“敵人意識”。他這是對民主概念的偷梁換柱。這口號本身既是人民實踐民主時的自發意願,也是人民不要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治訴求。“打倒共產黨”是一個口號,不是一個民主程序,表達民意的口號不必非經民主程序通過才算是民主的。劉曉波把民意表達與民主程序相混淆,對民意表達扣“非民主”大帽子,這如同共產黨過去總是說“這是革命,那是反革命”現在又說“要維穩,不要動亂”一樣,劉曉波也用“這是民主,那是非民主”“要愛,不要仇恨”這種共產黨的兩分法來思維。

口號本身談何“非民主”?羅馬尼亞人民在廣場對暴君齊奧塞斯庫發出“噓聲”;東柏林人民走上街頭、推倒柏林牆;葉利欽在蘇共黨代會上撕毀黨證;被殘酷迫害的法輪功修鍊團體喊出“天滅中共”;凡此種種,都與“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一樣,是以不同形式自發地公開大膽地否定共產極權制度。沒有人能說這種追求民主制度的直接表達是什麼“非民主的”。

在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時,人民自發地喊出許多口號,有“反對腐敗”,“爭取民主”,“打倒貪官”,“要說真話”,“要新聞自由”等等,它們與“打倒共產黨”一樣都是人民自發意願的表達。可劉曉波唯獨說“打倒共產黨是非民主的”,說穿了,是因為他要肯定共產黨執政合法。擁劉派還把這個要共產黨下台的訴求與“以暴易暴”連起來,推論為“用一個新的獨裁製度取代一個舊的獨裁製度”,然後對這個他們自說自話的假設推想大加鞭韃。

於是乎,無敵派就用一個非此即彼的簡單公式下結論:“沒有敵人”等於“和平、理性、非暴力”;“打倒共產黨”等於“非民主、敵人意識、以暴易暴”。他們把前者說成至高無上、大智大勇、大仁大愛;把後者說成“毒化民族精神,煽動殘酷鬥爭,毀掉寬容和人性”(見劉曉波《我沒有敵人》)。其實,前者是無端的費話——對着手無寸鐵的和平有理的百姓談“和平、理性、非暴力”,後者是反對一個不存在的事兒——呵斥嚇唬老百姓不要去做共產黨才做的種種惡行。劉曉波的這些論調全是用來套住平民百姓的緊箍咒。這就是無敵派糊弄百姓的伎倆。

對於人民反抗極權政府的自由表達本無權干涉,更不該扣“非民主”的高帽。今天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直指專政獨裁政權。最近從海外返回開羅的二00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及改革人士穆罕默德.巴拉迪號召人民:“推翻專制政權,建設一個民主的埃及”。 難道這也是“非民主”嗎?

“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含義有三:
一.人民以這個有力的口號對中共政府說“不”。
二.人民以這個有力的口號否定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三.人民以這個有力的口號要中共下台。

這個口號明確到位,易於傳播,號召力強。所以,在下一次中國人民走上街頭的運動到來時, 人民首先喊出的應是“打倒共產黨”。

三.“無敵論”的用意何在?

我們知道,“我沒有敵人”一直是達賴喇嘛說的。我們也知道,一個道德高尚的宗教精神領袖說“我沒有敵人”,與一個投機的政治流氓說“我沒有敵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義。一個道德操守被普遍質疑的、反省來反省去還被他的好朋友胡平(見註一)認為有偏頗、尚未到位、還需繼續不斷地反省的劉曉波,這樣一個人說“我沒有敵人”,只能被人們認為是出於投機的不倫不類之語。

可是如今,他的不倫不類的“無敵論”卻被擁劉派修飾包裝成“大仁大愛”的金科玉律,成了他們搞花瓶民主運動的指導原則,成了他們謀圖與中共分得一杯羹的不二法門。劉曉波本人不但因此戴上“人權鬥士”的桂冠,而且還被評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被擁劉派譽為“中國人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和“精神領袖”,甚至被捧為“二0一0年諾貝爾和平獎指證了一個現代中國聖者的誕生”。

八九民運失敗後,海內外民運人士一致認為,共產黨屠城殺人民,徹底喪失其執政合法性。當年中國民主運動的目標和口號是“推翻共產暴政,建立民主共和”。胡平本人撰文分析民運,多處以敵我之說論證,指共產黨是敵,人民為我。二十年過去,共產黨非但不謝罪天下,還變本加厲堅持與人民為敵。如今,這個對人民橫徵暴斂、巧取豪奪的政府,早已腐敗透頂,更毫無改弦更張、接納民主之意。可胡平等人,卻一改初衷,放棄早年的理念和原則,為了替劉曉波的“無敵論”辯護,陷於自我前後矛盾之中。令許多讀過胡平早年和新近文章的讀者大惑不解,不知胡平怎麼會變得如此不堪。

有敵無敵本來是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在民主法治制度下,既不存在執政黨可以隨意定人民為敵的問題,也不存在人民因反對執政黨而視其為敵的問題。可今天為什麼胡平們在有敵無敵上為劉曉波如此辯護?還用查建國等二十三個國內被共產黨迫害入獄的民主人士的《非暴力講真話呼籲書》來為劉曉波的“無敵論”撐腰。

胡平挑戰說,你們為什麼不批查建國,只批劉曉波?意思是反對“無敵論”者有雙重標準。細看查建國等人的呼籲書,對他們苦苦尋求與強權鬥爭的有效可行方法的努力,我深感敬佩。字裡行間他們毫無妥協屈服之意,唯選擇非暴力講真話作為國內殘酷條件下可行的抗爭手段,我理解查建國等民主人士的艱難處境和選擇。

不錯,查建國等人這份呼籲書也說非暴力、沒有仇恨、沒有敵人,但他們與劉曉波的“無敵論”有三個根本不同:一,查建國等人沒有像劉曉波那樣說中共執政合法;二,查建國等人沒有像劉曉波那樣美言中共惡劣人權。三,查建國等人——即所有這些住過中共監獄的呼籲書聯署者——都沒說中共監獄人性化、柔性化。對此,胡平是明知故問,還是裝聾作啞?

最關鍵的不同之處是,查建國等人所說的非暴力、沒有仇恨、沒有敵人含有不讓共產黨再次找到非法鎮壓的借口之意,而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則是公然向中共示意:他是敢於承認中共執政合法的“反對派”,是中共的最佳合作人選,能幫中共免於政權的崩塌和被人民的清算。因為劉曉波說出了胡平們一直想說而沒敢直說的這些話——共產黨合法,走與共產黨合作之路,所以早就打此算盤的胡平們才如此力挺劉曉波。

胡平們拼力為劉曉波辯護不僅僅單為“無敵論”而來,而是向共產黨表示,他們今天和劉曉波站在一起,同樣也承認中共執政合法性,同樣也是中共的最佳合作人選,同樣也可幫中共免於政權的崩塌和被人民的清算。因此這些無敵擁劉派們才會如此出爾反爾,昨天信誓旦旦,今天改腔換調,卻依然振振有詞,表面上還是個民運人士,骨子裡卻是個出賣了良知的無恥之徒。這些當年積極投身民運的人,如今為了自己的算盤,已淪為追捧劉曉波的可憐蟲。

實際上,劉曉波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運人士,他只是一個假借中共反對派面貌出現的投機分子。雖然他戴上了“具上帝般權威”的桂冠,卻治不了他的軟骨病,到頭來,劉曉波難免舊病複發,無敵擁劉派卻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四.“無敵派”都是些什麼人?

除了對劉曉波不了解的一般擁護者外,無敵派大體有以下幾類人:

一類是曾經堅決反共,而今天卻變為無敵派。其原因複雜,有的經不住中共的軟硬兼施、威逼利誘,有的被中共施以小恩小惠、拉攏收買,最終改變腔調,放棄原則,企盼招安。

一類是急盼招安的流亡人士,一心想早日回國在體制內撈個一官半職,一展自以為的 “雄才大略”。

一類是兩面通吃者,一面吃着民運,在海外依附民運組織領取津貼;一面吃着共產黨,在國內享有退休金和住房。

一類是小罵大幫忙之徒,明面上高喊民運口號,背地裡暗通款曲,被中共網開一面,可以兩邊常來常往,如履平地。

一類是面目不清、來路不明者,其中有起草零八憲章而從不受中共打壓的起草人,還有在劉曉波獲和平獎後,準備回國當官、彈冠相慶的人。

一類是明裡混跡於民運隊伍之中,暗中是中領館的常客和線人。

一類是國內體制內外的“知識精英”,他們既想在中國大變革中作弄潮兒,又無意與共產極權決裂,只把向中共規勸諫言當作政治資本。

一類是舞文弄墨的臭酸文人,自以為能縱論天下,實際上對民主政治一竅不通;對中共暴政萎萎縮縮,對民眾抗暴橫加指責,生怕壞了他們日後與中共平分天下的美夢。

這幾類人現在匯作一處,都成了“無敵擁劉派”,儼然一副衛道士嘴臉,爭先恐後,一哄而上,把劉曉波捧上頂峰:有說他“大仁大愛”的;有說他的最後陳述和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一樣的;有說“他在思想品格上超越自己的高度是無人能及的” ;有說他獲得的和平獎是‘具有上帝般權威’的;還說“之於中國人權進步與民主進程,其重大影響和深遠意義,非言辭所能估量”的;更有把他說成是“當今聖人”的……。這些吹捧猶如當年共產黨造神,荒唐至極。豈知劉曉波自己卻說 “和這個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無敵擁劉派對此又作何感想?聖人乎?流氓乎?

五.“無敵派”走的是死胡同

劉曉波是共產極權社會行將滅亡前的一個畸形產物,是幫助共產極權苟延殘喘的偽民運人士。他公然在以和平和人權為主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大會上,以《我沒有敵人》作為頒獎詞,無恥地表揚中共惡劣的人權紀錄,具體地點名表揚中共的法官和管教,卻隻字不提任何一個正遭迫害的中國人權鬥士的名字。這種行為不但公開玷污諾貝爾和平獎,還公開侮辱中國人民,尤其侮辱正在獄中的良心犯和政治犯,特別是最近被中共監獄迫害致死的詩人力虹和二十年前被中共黨軍殺害的六四亡靈。劉曉波的“無敵論”對中國人的維權運動有百害而無一利,他的所作所為早已證明,他是中國民運的敗類。

既然“無敵派”選擇了與共產黨合作的無敵路,你們就不要再閃爍其辭(見註二),掩蓋你們的真實用意;也不要強詞奪理,為你們的出爾反爾辯解。你們乾脆摘下面具,脫下馬甲,亮出底牌。從此以後,橋歸橋路歸路,你們去走你們的無敵路去吧。

三妹於芝加哥
二0一一年二月五日

文章二:點評《 開放雜誌 》專刊, 再論原則性分歧——對劉曉波們諸多觀點的討論

作者:劉曉東(三妹)

《開放》雜誌二0一0年十一月號收集了二十個作者回憶劉曉波的文章並彙編成專刊,九十幾頁的雜誌有七十多頁是專門推捧劉曉波的,可謂達到頂峰。這些作者的一些觀點值得討論,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受到巨大爭議的最令人關注時期,討論這些觀點更具現實意義。

(一)

首先,《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寫的《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開放雜誌聲明》中把劉曉波說成“不愧為中國人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 。金鐘的這個評價完全無視劉曉波粉飾中共人權記錄的事實,也無視劉曉波處於中國重要人權運動之外的事實:二00四年到二00六年中國發生前所未有的最重要的維權運動,劉曉波始終站在這場運動之外。這場重要的人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是高智晟,劉曉波只是個旁觀者。

此外,金鐘把劉曉波參與的《零八憲章》說成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文件,是構建未來民主中國的藍圖” 。在我們看來,《零八憲章》毫無新意,脫離中國民主運動的實際,且起到緩和中國人民對中共政權的抗爭力度,使中共政權更加背離它曾對世界所做的人權承諾。

更有甚者,《零八憲章》把中共當前惡劣的人權狀況說成有了根本性進步。它把中共統治分成毛澤東時代和經濟改革時代,它狠批毛澤東時代踐踏人權,同時肯定經濟改革後中共的“人權進步”,認為中共從毛澤東時代的拒絕人權到改革開放後的接受人權,人權達到改善。它的這個判斷與中國人權現狀完全不符,因為,達十年之久的中共對法輪功群體的迫害和屠殺仍在繼續,《零八憲章》對此故意視而不見。《零八憲章》還無視現今腐敗透頂的中共利益集團與人民尖銳對立的實際狀況,迴避中共執政六十年犯下的反人類罪行和帶給中國人民的史無前例的災難。它以諫言規勸的方式企圖使中共自行轉變為民主政黨,寄希望於中共極權的自我改良。

劉曉波們一直把《零八憲章》說成是中國版本的《七七憲章》。事實上,《七七憲章》直指捷克共產黨政府踐踏人權,明確要求政府履行它對1975年所簽署的歐安會協議所承擔的義務:改善國內人權狀況,保障公民基本人權。《七七憲章》形成了捷克社會以及東歐共產黨國家集團中旗幟鮮明的反對運動。而《零八憲章》則不顧事實地肯定中國人權狀況改善,以大量篇幅重複中國現有憲法中已有的條文,希望中共自我改良去履行它在人權問題上對國際社會的承諾。《零八憲章》對中國人民的反對運動起到誤導作用,而金鐘說的:“《零八憲章》啟動的公民運動,必將滾滾向前……”,只不過是黨文化式的煽情而已。

金鐘的這個聲明結尾刻意強調了合作派對中共的期望,他說:“我們願藉此機會,呼籲中共體制內人士,切莫錯過中國歷史性民主轉型的大好時機,作出你們特有的貢獻。深刻反省六十年誤國害民的教訓,看到 ‘非改不可’的形勢,也看到改革的客觀條件已經完全成熟。”

金鐘熱切地期盼現體制內像彭德懷、劉少奇、胡耀邦和趙紫陽式的“智者” “挺身而出”去改造腐敗透頂的共產黨。他說:“共產黨依然有脫胎換骨、幡然自新的空間。建立在小農意識上的中共,並非沒有可供效法的先例,彭德懷和劉少奇,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在關鍵時刻,擺脫黨性束縛,挺身而出的智者。請記住捷克《七七憲章》成員杜布切克的名言‘你可以摧毀花朵,卻無法阻止春天。”

遺憾的是,金鐘提到的這四個人沒有一個是擺脫黨性束縛的。彭德懷的萬言書和劉少奇七千人大會的講話只是共產黨內的不同意見而已;胡耀邦被黨內老人用非正常手段趕下台後痛哭流涕,傷心病倒不幸去世,連為自己申辯都還沒來得及,更不要說表達不同意見;趙紫陽是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個拒絕寫檢討承認錯誤的共產黨員,但他也只是到晚年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中共的極權制度有所認識,並認為民主制度才是世界大潮,可是他並沒有表示與黨公開決裂。金鐘、辛子陵、劉曉波們,以投機方式把賭注押在所謂黨內“智者”身上,認為唯有此,共產黨才能得救,才能由得救的共產黨搞民主。這就是“合作派”和“救黨派”對中國民主的“追求”和“奮鬥”之路。

(二)

萬潤南在此專刊文章中的第四節“率君子絕食,功德無量”對劉曉波二十年前的絕食行動給以高度評價;此專刊發表的《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對吾爾開希的專訪,也對此給以正面評價,吾爾開希也說到“劉曉波發起絕食是為了取得廣場發言權,……他取得發言資格後,再動員學生撤離現場。”此專刊中的另一位作者梁慕嫻也對劉曉波的絕食給以同樣的新解釋。

我們不妨回頭去看一看歷史,看看劉曉波絕食是為了取得發言權說服學生撤離現場呢?還是為了掀起以他為中心的學運高潮?其實只要稍微參考一下劉曉波自己的描述就足以證實他絕食的真實想法。

劉曉波發起絕食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僅在中共屠殺的兩天前,北京實行戒嚴的十二天後。六月二日前廣場的真實情況是:五月十三日發起的絕食在五月十九日晚改為靜坐。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那天激起學生異常激烈的情緒,但是一些知識分子和大學教師紛紛到廣場去勸說學生退出廣場,勸說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到五月二十五日時,家在北京的學生基本上都退出了廣場。這個情況在劉曉波寫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有所描述,他寫到:“從五月二十五日開始,我基本上離開了廣場,只是偶爾去看看,呆幾個小時就走。廣場上的氣氛日漸冷清,圍觀的人已經寥寥,每個帳篷中只有一、兩個人。”(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75頁)“大概是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去過廣場,只有紀念碑附近還有些人。(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84頁)”這才是劉曉波絕食的真實歷史背景,即,大部分學生已經撤出廣場,根本不需要“劉曉波絕食取得發言權說服學生撤離現場”。

劉曉波絕食的真實心愿也在此書中有幾頁紙的詳細描述。其中最能說明他絕食心愿的是這兩句:“我知道我將為不景氣的學運注入新的刺激,我們的絕食肯定會引起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關注,成為戒嚴令發布後的頭號新聞。絕食也許真能重新激起人們對學運的熱情,再一次掀起高潮。(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97頁)”同時,絕食四君子在絕食前一天接受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採訪,四個人的採訪談話都沒有講到吾爾開希現在所說的絕食理由。當天,劉曉波又向學生髮表演說宣布第二天絕食,他也沒有提到這個理由,更沒有發表要學生撤出廣場的任何言論。

在此書的“發起絕食”一章中,劉曉波提到了“通過絕食獲得發言權”的幾個想法,一是想告訴政府白色恐怖是嚇不住人的,二是想結束知識分子只動口不動手的傳統,三是想把自己從芸芸眾生中分離出來,但他壓根兒沒說吾爾開希現在替他說的“他取得發言資格後,再動員學生撤離現場。”

真實的歷史是,在那種嚴峻形勢下,劉曉波沒有像其他的大學教師那樣去說服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避免流血。相反,他卻發起絕食,吸引媒體的聚焦,把學生吸引回廣場,再一次掀起以他為中心的運動高潮。而且劉曉波發起的絕食引發的高潮竟高得出乎他的意料,他寫到:“在我和周舵討論絕食的細節時,在我與侯德健商量絕食宣言時,在我們四人接受記者的採訪時,在我們剛剛來到紀念碑上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次絕食會產生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會掀起如此廣泛而狂熱的社會動員。”

更能證明吾爾開希的話不是歷史事實的是,到六月四日凌晨兩點時,絕食四君子之一周舵感到了局勢的危機、“下決心組織留在廣場的人和平撤離”,其他兩位侯德健和高新也都同意撤離,四君子中唯有劉曉波提出了三個不撤的理由,堅決反對撤離廣場,儘管他最後不得不以少數服從多數同意其他三人的撤離意見(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223頁)。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撤離的王蓉芬女士在聽到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氣憤地說:“劉曉波絕食是作秀,…… 劉曉波是歷史罪人。”

歷史不是隨人擺布的棋子,也不是個人投機的砝碼。顛覆共產黨的統治和文化,就要從這裡做起:正本清源,恢復歷史真相,重建道德。所以理清劉曉波絕食的歷史真相很有必要。

(三)

此刊中梁慕嫻女士的文章《劉曉波的內省歷程》認為“劉曉波先生的自我反省的能力是驚人的,難能可貴的。他在思想品格上超越自己的高度是無人能及的。”

其實,劉曉波公開的反省猶如 “雷鋒日記”,都是寫下來給人看的。“雷鋒日記”是共產黨造假,投機和虛偽的劉曉波是有樣學樣。胡平並不像梁慕嫻那樣高度評價劉曉波的反省,他在其最新文章《閱讀劉曉波》中為劉曉波反省不盡人意的地方解釋道:“反省並不可能擔保一下就達到正確,反省有可能導致偏頗,甚至導致荒謬。但反省的可貴在於它是一種不斷的過程,反省導致的偏頗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反省來糾正。惟有通過不斷的反省,才能達到相對的全面和正確。”依照胡平的邏輯,劉曉波的擁護者當下對劉曉波不顧事實和令人肉麻的頂峰吹捧,只能對劉曉波下次的反省、懺悔和剖析幫倒忙,使他失去下一個自我反省“達到相對的全面和正確”的機會。

(四)

蘇曉康在為此專刊寫的《把激進煎熬成溫和》一開篇就問道:“從‘中國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劉曉波從‘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

蘇曉康的問題引發下面一連串的問題和思索:劉曉波期望共產黨自我改良的政治溫和觀點難道是二十年來到現在才“煎熬成”的嗎?他的無敵意識是現在才有的嗎?他二十年前全盤否定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激烈,現在變溫和了嗎?他的“文化激進”和“政治溫和”是一回事嗎?

我們可以在劉曉波自己寫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找到頭兩個結論。其一,一九八九年六四運動前,劉曉波對中共漸進式改良的期盼與他現在的對中共的幻想一模一樣,他這樣寫了六四前的思考:“通過十年改革,共產黨得到了執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礎,儘管它有種種致命的弱點,需要根本改造,但這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中國的民主化和現在的改革還離不開共產黨自身的漸進式的改良,改革之舉就是改良。(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069頁)”其二,他二十年前對共產黨的無敵意識也和現在的一模一樣,他當初這樣寫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我有感於對學生‘五四’大遊行的失望,寫了一個呼籲, …… 共產黨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權利,‘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是非民主的。我們不要求也沒有理由要求廢除共產黨和現行政權,只要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保障每一個民間獨立的社會力量的合法存在的權利。…… 中國的民主必須以消除‘敵人意識’為前提,因為在一個民主政體,沒有敵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團的制衡。(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096頁)”

由此看來,劉曉波認為經過十年改革共產黨已經改惡從善了,於是乎,共產黨便“具有執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礎”了。他的“政治溫和”觀點並不是“煎熬”到今天才有的,《零八憲章》和《我沒有敵人》只是他二十年來錯誤判斷的繼續。而劉曉波當初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全盤否定的激烈觀點,直到現在也沒有任何溫和的改變。更何況,劉曉波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的激進和對共產黨的溫和是兩個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議題,而蘇曉康卻把它們混為一談,是不知所云。

(五)

沙葉新先生在此專刊中發表了一篇題為《諾獎有眼曉波中狀元》的和稀泥文章。他認為中共對高智晟的酷刑和對劉曉波的優待,“原因多種多樣,不能一概而論”。還說: “我相信,劉曉波並沒有撒謊,更沒有為中共監獄的黑暗塗脂抹粉。他說的是他本人在獄中所遇到的真實情況。”

高智晟和劉曉波受到的不同待遇的原因再簡單不過,那是上面的指示。為什麼上面這樣指示,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高智晟是抗爭派的領軍人物,而劉曉波是合作派的代表人物。

至於 “真實情況”,共產黨為什麼不讓別的政治犯良心犯也說說他們“在獄中所遇到的真實情況”?為什麼只給劉曉波這種說“真實情況”的機會?而且我們也不難看出,劉曉波說這些“實話”既安全又實惠,因為這是他對中共給他特殊待遇的回報機會。當國人都對中共以言治罪抓捕劉曉波感到氣憤不平時,劉曉波不是着重抨擊中共人權和司法以言治罪的黑暗,也不是像昂山素姬那樣呼籲對其他政治犯同樣的善待,而是大篇幅地談 “他本人在獄中所遇到的真實情況”。對他這種投機的做法,我們倒底應該批評還是應該認同?

二十年前他在全國電視講話說他沒看見天安門廣場殺人也是“他本人所遇到的真實情況”。他知道中共當局安排他對全國說話的用意,他也知道中共把所有的見證人都排除在外的用意。中共把屠城的官兵,醫院當天值班搶救的醫護人員,木樨地、六部口運送死難者的目擊者,天安門廣場最後撤離的學生,六四難屬……全部排除在外,唯獨刻意採訪劉曉波一人達四十多分鐘之久,並在全國電視播放。在這種刻意安排下說的“實話”反映了真相嗎?劉曉波的這種“實話”難道不是中共騙局的一個重要部分嗎?誰都知道這個常識,只有在其他具代表性的證人都能夠像劉曉波一樣公開說“實話”時,劉曉波的“實話”才是描述真相的一個部分。否則,就是誤導視聽。

沙葉新先生在文中還說:“兩位上海朋友認為憲章的目的不是對抗,而是對話……,因此在內容上不應該針對權力機構太多,而應該着重針對公民社會,我同意兩位上海朋友的意見,……”

憲法是制衡政府權力和保障人民權利的法。只有先制定好制衡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法,民法才能順理成章,因為一個國家的主要問題出在政府(民主政府也不例外)。《零八憲章》主要是討論制定憲法的憲章,它應該是站在人民立場針對政府,重心應放在如何限制政府的權力和保障人民的權利上。但是,《零八憲章》卻是站在中共的立場,正如劉曉波的摯友余傑所言,“它給當權者、甚至是雙手沾滿獻血的屠夫們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許多段落幾乎就是設身處地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考量問題。”從余傑到沙葉新和他的上海朋友的“意見”,我們就能看到《零八憲章》的出發點和動機出了問題。

(六)

被專刊稱為文化學者和思想家王康的文章《一位東方聖者的桂冠》以堆砌十幾句經典古句和類比多位世界聖賢的手法來吹捧劉曉波,可以和林彪的頂峰之言相比。《開放》編輯特別以黑體字黑框突出了他的一段最為迴腸盪氣的節選:“這是利瑪竇來華四百二十八年後,基督教世界向儒家世界的特别致意;是鴉片戰爭以來,歐洲對亞洲的由衷表彰;也是美蘇冷戰、國共內戰、六四悲劇後,一九九一柏林牆倒塌二十餘年後,人類共識在中國的嘹亮的回聲。”王康還在文章末尾說“二0一0年諾貝爾和平獎指證了一個現代中國聖者的誕生”。

如果把話說過頭就成了笑話。諾貝爾和平獎沒那麼神,諾委會曾把和平獎授給貪污巨款達數億美元的恐怖主義頭子阿拉法特,還授給伊朗獨裁政權合作派代表人物希爾琳.艾芭迪(Shirin Ebadi),還授給剛上台執政尚無政績的美國總統奧巴馬,還授給平庸的美國前總統卡特,這些和平獎都備受非議。再說,劉曉波也不是聖人,他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多面人物。我們對他的人品如何,道德如何,不感興趣。我們僅對他,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在中國近代民主運動中的所作所為表示關注,並有義務向世人指出他曾對中國的民主運動起到的負面作用。既便他 “剖析”、“反省”自己,但他和中共合作的行為已經給中國的民主事業投下陰影。且不談諾委會授予他和平獎是一個錯誤,且說王康把劉曉波說成聖人,恕我直言,實在是在詛咒他。

(七)

鄭恩寵律師在此專刊中的文章沒有像王康那樣把劉曉波捧為東方聖者,像許多為劉曉波說話的人一樣,他說 “人無完人,劉曉波更不是聖人”。我理解說這話人的為難——他們知道劉曉波的毛病,又想推捧他,於是就用“人無完人”來搪塞。我們不是因為劉曉波有毛病才批評他,我們沒有興趣去討論劉曉波是不是完人和聖人的問題,我們討論的是與劉曉波的原則性分歧。

鄭恩寵律師還把民主制度下的多黨競爭與我們和劉曉波的原則性分歧混為一談,說什麼“當兩人在競選總統,落選者在第一時間用電話等方式向勝選者表示祝賀,這才是一個民主人士最基本的素養。”說這話的人沒有看到我們與劉曉波不是民主制度下的競選之爭,而是對中共認識的原則之爭,是要和中共和解共生還是要結束地球上最後一個共產極權制度之爭。用“競選”之說, “賽球”之說和“內鬥”之說去比喻這些原則之爭,都是不得要領。我們不與劉曉波們競爭,也不與劉曉波們同路,談何“競爭”、“賽球”和“內鬥”?我們當然不會對諾委會的這個錯誤決定表示祝賀,不管劉曉波是否被推捧成“完人”還是“聖人”。

另外,鄭恩寵律師為劉曉波的“無敵論”進行辯護。他說:“成立一個黨就必須有敵人,沒有敵人也要製造一批敵人,政治就是分清敵我——這是中共黨文化的特徵。”鄭恩寵的意思是,共產黨把一批又一批無辜的人民當成敵人,共產黨這樣做是錯的,所以反對共產黨的人不能學共產黨這種錯誤做法,也把共產黨當敵人。蔡詠梅的解釋與鄭恩寵大同小異。而胡平將其解釋成,劉曉波的“無敵論”是出於大仁大愛之心,不把整他的個人當私敵。還有人解釋說,這才是劉曉波精神升華的結果,儘管他沒有經歷宗教徒的修鍊過程,等等。

作為政治異見份子的政治人物劉曉波,說他沒有敵人並不是出於像宗教徒那樣的理念,他只不過是在利用宗教。他把宗教觀念帶進政治領域,就如同在刑事案件中,把個人的宗教理念與罪行辯證攪在一起,用饒恕宗教意義上的罪人的仁愛之心去取代司法的實施,取代對公正的捍衛。

而在中共眼裡,不管你是否“和平理性非暴力”,不管你是溫和的還是激進的,不管你是合作派還是抗爭派,不管你是無敵派還是有敵派,統統都被它視為敵對勢力,加以打壓。這跟你是否把共產黨當敵人毫不相干。說自己沒有敵人無非是想說自己是最為溫和的反對派,希望共產黨把自己視為在野派中的最佳合作人選。這就是劉曉波們自以為在玩政治的“高招”,這就是他們“合作派”和“無敵派”想說而不好意思說出來的用意,也就是說,他們比宋江還宋江。

(八)

天安門絕食四君子之一周舵在專刊文章中,對共產黨的派別有了新的劃分,他說:“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據我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至少包括四個派別——狗屎派,餓狼派,庸人派和君子派。…… 他們(君子派)是想要用社會民主主義挽救共產黨,讓共產黨獲得新生;而狗屎派和餓狼派恰恰相反,是在聯手搞垮中共。” 周舵胡謅一把地列出這麼多派,卻對共產黨的基本特性一無所知:共產黨整體利益是一致的,他們在分享權力、瓜分利益、鎮壓人民、維護一黨專政和既得利益上從來都是抱成一團,不把矛盾外露,六十年來這塊鐵板從未破裂過。

我們認為,歷史從沒有發生過“合作派”幻想的先例——共產極權制度自我改良和平過渡到民主制度。腐敗邪惡到這般地步的中國共產黨更不可能自我改良。蘇聯和東歐的先例已經告訴我們:只有共產黨先垮台,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

周舵則自有一番高論:“……整個社會腐敗到了骨髓。可是還有人大談什麼‘只要推翻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民主馬上就能實現’——簡直就是痴人說夢!當今中國,一旦政權失效、社會失序,迅速崛起的很可能是各種極端主義勢力……,這不是什麼民主福音,只能是一場民族災難。…… 要想避免未來的社會大動蕩,各界精英,君子必須儘早達成自由民主的目標及路徑的共識,儘力讓精英君子而不是痞子或庸人處在各個領域的關鍵位置上,大家共同奮鬥,舍此別無出路!”

周舵幻想共產黨不下台民主就能實現,他還要趕緊把“各界精英君子”放到“各個領域的關鍵位置上”,“共同奮鬥”。要不然,一旦共產黨政權被人民推翻或被狗屎派和餓狼派聯手搞垮,則壞人當道,就會有一場“民族災難”。好一派政治謀略家的氣派!試問,是你周舵把好人精英放到“各個領域的關鍵位置上”,還是你請黨內“君子派”幫你實現這種安排,以避免你所擔心的那個“民族災難”的出現?說實在的,當今中國是壞人當道好人受氣的世道,完全不具備實現周舵政治藍圖的條件。周舵如此這般的想一招是一招,難道不是“痴人說夢”?

(九)

這二十個作者中,最反常變態雷人的當屬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她說她“為了窮踞錦州的曉波獲得殊榮,快樂得靈魂出竅,飄飄欲仙”。真不愧為筆會會長,用詞就是與眾不同。如果她像“思想家”王康那樣思想高遠到 “偉大民族三千年的囑託,百餘年的夙願……匯入這顆在宇宙中孤獨運行的藍色星球上千萬年的性靈之光”,她表現的一定是身負重任的肅穆莊嚴,而不是民運既得利益者的得意膚淺。

另外,這位多年混跡於大陸民運的廖天琪與劉曉波的其他捧將不同的是,她用罵對方來捍衛劉曉波的形象。她罵那些批評劉曉波的人是“人格分裂症”、“紅着眼睛,四處告洋狀”、“牛蛙鼓噪”。這位混吃民運飯的會長,混得連自由社會的自由聲音也不能接受,不愧為老會長劉曉波排斥異己之傳人。這位拿着美國納稅人 “洋錢” 的會長應該懂得一個起碼的道理:不要只對給錢的“洋”上司俯首貼耳,也要禁得起納稅人的批評。

(十)

蔡詠梅文章《浪子回頭金不換》用“浪子回頭”來美化劉曉波的自省,令人捧腹。誰都知道,浪子回頭是指浪蕩墮落的敗家子回頭了。真不知劉曉波會對蔡詠梅的恭維作何感想。

蔡詠梅還在文章中借蘇俄式暴力革命的濫殺無辜來否定暴力革命,卻隻字不提美國獨立戰爭這個以暴力革命取得民主制度的典型案例的正義性和合法性。美國“獨立宣言”早就清楚地闡明,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權利,包括以暴力的手段。
雖然中國人民也有暴力反抗的權利,但是中共國家機器極為龐大,中共政府極為無恥殘酷,致使中國人民完全處於被施暴的處境。在這種情況下,既沒有人不顧現實地鼓動人民用暴力去和中共較量,也不存在人民“以暴易暴”的可能性。可笑的是,“合作派”明知道共產黨掌握着暴力機器並不斷地用暴力手段對付人民,他們卻一個勁兒地要老百姓不要用暴力。同樣可笑的是,共產黨一次次把人民當敵人整肅和迫害,“合作派”卻一個勁兒的說不要把共產黨當敵人。這種邏輯上的混亂起始於劉曉波,如今已在“合作派”內大行其道,儼然成為他們綱領性的語句,既可用來取悅於共產黨,又可用來嚇唬老百姓,並得意地認為這是他們探索民主之路得出的精髓。

(十一)

此專刊中陳破空撰文發表的幾個觀點也值得討論。他提出,對待劉曉波要像西方社會對待俘虜一樣有包容人性弱點的人道主義。

當年劉曉波在中共刻意安排下的的講話完全是他心知肚明的配合,事後他自己承認他的那次講話和認罪都未曾受到脅迫。他出獄後又寫書《末日倖存者獨白》以貌似懺悔和剖析自己的形式為自己以前與中共配合的行為辯解,堅持說自己說的是真話,並說“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針見血地道破事實”。如果說我們可以原諒他電視講話的錯誤,那麼又如何原諒他出獄後寫書為自己辯解的出爾反爾?哪個是可以原諒的真實的劉曉波?他去年居然還在法庭發出《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公開粉飾中共監獄和美言中共惡劣的人權記錄,他的這篇講話顯然不是在壓力和脅迫下而發。他還想把這個陳述作為諾委會頒獎儀式上的發言稿。由此看來,他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需要原諒的地方。陳破空的人道主義豈不是自作多情?

陳破空在文章結尾批評反對劉曉波的人幫助了共產黨。他說:“來自反對派陣營的部分批評,其尖利程度,無形間已經置劉曉波於雙向受敵的境地。否定之否定,到達另一種肯定。中共對劉曉波的否定,部分人士對中共否定的劉曉波的否定,不經意地,反倒成了對中共行徑的肯定——至少有助於中共在這一事件上轉移視線,局部脫困。”

陳破空的這個悖論說法,無異於毛澤東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陳破空沒有看到,我們反對劉曉波與中共對劉曉波的批判截然不同。我們反對劉曉波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劉曉波和他的追隨者走的是與中共和解共生的對民主運動極其有害的死路——它從根本上緩解對中共的壓力,幫助中共延長其統治地位。把我們反對劉曉波的政治行為說成是與中共兩面夾擊,何等荒唐?!再者,我們反對劉曉波,既直指劉曉波的美言中共惡劣人權紀錄的要害,也直指中共嚴重踐踏人權的要害,這是中共最害怕的死穴。如果真如陳破空所言,我們是在幫助中共,為什麼中共不敢發表我們寫的任何一篇文章和我們反對諾委會頒予劉曉波和平獎的公開信?

在劉曉波的投機行為背後是否屬於性格缺陷、心態扭曲和人性弱點,我們毫無興趣。我們對如下情況表示憂慮:劉曉波給中國民主運動立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以多變投機的不當行為搞民運,使民主成了不講道德的投機者的招牌。

(十二)

最後,把我們和劉曉波為代表的合作派的主要分歧歸納如下:

一, 中國共產黨是什麼?

劉曉波們認為中共政權具有合法性,中共有自我改造的能力,可以與民主力量聯手共建民主制度,從而成為多黨制一員。我們認為,共產黨是與人民利益完全對立的、根本沒有自我改正能力的、腐敗透頂的政治集團,它不會摒棄一黨專政、也不會轉而建立民主制度。歷史早就已經證明,中共是個犯有反人類罪行的政治集團。

二, 關於“無敵論”。

當下,劉曉波的“無敵論”已經成了“合作派”的一面大旗,成了他們掛在嘴頭的綱領性的語句。劉曉波使用這句似乎很玄的話“我沒有敵人”,其實想表達的是,他反對把共產黨定為敵人,反對用暴力手段對付共產黨。也就是說,他要那些被共產黨視為敵人的人民不要去效仿共產黨去把共產黨視為敵人。

我們認為,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的說法對中國民主運動毫無價值,因為,這只是他用彎彎繞的方式向中共表示他才是最理性的溫和派,是中共可以合作的最佳人選。

政府把人民當敵人只是在共產極權國家出現的奇怪事情。民主國家政府絕不以民為敵,只在法律準繩的衡量下把人分成有罪和無罪兩類。在民主國家,完全不存在討論誰是誰的敵人的問題。而劉曉波對共產極權政府大談沒有敵人,只起到他為自己向極權政府示好的作用。

三, 劉曉波是什麼人?

“合作派”有人認為劉曉波是“人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有人認為他是聖人,有人認為他不是聖人也不是完人,但都認為他對自己的懦弱、動搖進行了自我剖析和反省而升華為精神境界高尚、理念正確、對中國民運做出卓越貢獻的中國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實至名歸。

我們認為,劉曉波是一個多面的機會主義者。自他參與天安門運動以來,他的所作所為對中國民主運動起到的是負面作用。他不是專政制度的反對派,而是處於專制反對派運動和中共政權之間的中間狀態的合作派和投機派。既使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不能改變這一事實。因此,劉曉波完全不值得我們追求中國民主大業的人士仿效和追隨。

四, 關於通向民主之路。

劉曉波合作派們認為,中共政權有其合法性,他們寄希望於黨內民主派、改革派、君子派,認為這些“智者”終將會在沉默數十年以後,在共產黨面臨極端危機時浮出水面,聽取並採納黨外“合作派”的諫言,在政治層面上改造中共,使其改頭換面變成民主執政黨,從而變成多黨制的民主制度。這就是他們所謂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取得民主的道路。

我們認為,合作派的這種和解共生之路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只能起到延長共產黨壽命,推遲民主到來的效果。中國共產黨已經犯下許多人類史上罕見的極其嚴重的歷史罪行,背上了無比沉重的歷史包袱。現政權非但沒有悔過之心,反而變本加厲瓜分國家財產,掠奪人民私產,成為一個不間斷地滋生犯罪分子的龐大的特權利益集團。它恐懼政治轉型,恐懼取得自由的人民對它清算,所以,穩固獨裁統治成為它凌駕於一切的政治目標。

因此,我們呼籲與中共不合作 ——不為中共說話,蔑視替中共說話的人;揭露中共踐踏人權的罪行,拒絕參與中共的一切迫害行為;不參加中共組織的任何活動;退出中共的一切組織;在互聯網和茶餘飯後等聚會場所調侃中共;以一切形式拒絕與中共的任何合作。我們相信,中共政權會在人們這些廣泛和持續的不合作行動中最終喪失權威,全面崩潰。這是以人民付出最小代價,達到取得民主制度的合理可行的途徑。

中國的民主大業需要全民的參與和追求,人民認識到中共極權的邪惡之日,就是中國民主的到來之時。讓我們為中國的民主大業共同努力吧。

三妹於芝加哥
二0一0年十二月十日清晨

註一:引自胡平的《閱讀劉曉波之四》:“有不少人對曉波那本《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和那篇‘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提出批評,認為他對若干人與事的評價是不公允的,他的自我批判常常淪為自我辯護甚至自我炫耀。這不足為奇。…… 反省並不可能擔保一下就達到正確,反省有可能導致偏頗,甚至導致荒謬。但反省的可貴在於它是一種不斷的過程,反省導致的偏頗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反省來糾正。惟有通過不斷的反省,才能達到相對的全面和正確。”

注二:劉曉波獲獎當日,“民運人士和政治反對派”陳破空對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竹端直樹的感言可以說是“無敵擁劉派”閃爍其辭的真實寫照。他既要向中共一方表達盼其“改弦易轍,棄惡從善,朝野和解”,又要代表民運一方表達 “作為中國民運人士和政治反對派,我們並不寄望於中共當局,而將保持對獨裁政權的批評和壓力。”這些閃爍其辭的話實質上模糊了中國民運的目標和訴求:是要共產黨下台作為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還是寄望中共讓步與無敵派合作搞轉型?這類政治掮客的兩面話聽起來頭頭是道,面面俱到,可以永遠說下去,說一百年中共也無動於衷。只怕是,機關算盡太聰明,聰明反被聰明誤。

附節選:

原標題:劉曉波先生獲諾貝爾和平獎 陳破空感言 接受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竹端直樹訪談

問:關於劉曉波先生獲獎,你對中國政府有何呼籲?

答: 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利用種種政治和經濟手段,無數次阻擾中國異議人士獲取諾貝爾和平獎,到今天,終歸於失敗。劉曉波先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共當局應該從中有所省悟,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作爲一個大國,中國無從迴避;中共應該藉助於劉曉波獲獎,改弦易轍,棄惡從善,立即無條件釋放劉曉波先生,儘快啓動中國民主進程,實現官民妥協、朝野和解,讓中國在和平轉型中,趕上人類文明的發展步伐。

當然,作爲中國民運人士和政治反對派,我們並不寄望於中共當局,而將保持對獨裁政權的批評和壓力,進一步喚醒中國民衆,爲實現中國民主化,矢志不渝,奮鬥不息。我們堅信,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不應該僅僅成爲經濟大國,也應該成爲政治大國,成爲一個真正負責任的文明大國,爲世界的和平發展,做出等額貢獻。

文章三:劉曉波的 《我沒有敵人》向世界傳播錯誤信息

三妹文 許毅教授翻譯(英文譯文在下面)

十二月十日這一天,對許多人來說意義非凡,因為這一天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去世的日子,也是國際人權日,還是諾貝爾獎的頒獎日。但是,二0一0年的這一天,挪威奧斯陸的諾貝爾頒獎大會卻沒有高舉人權大旗,而是宣讀了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這份陳述傳遞給世界的信息是讓世人忘卻中共極權制度的反人類罪行並加以無條件寬恕。

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是他被中共以言治罪非法拘留一年後在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作的法庭陳述。這個陳述一經發出,就引起海內外中國民主人士的激烈反駁和抨擊。

當人們同聲抗議中共以言治罪拘捕劉曉波的非法行為時,劉曉波自己卻沒有在他的法庭陳述中嚴詞抨擊中共正在繼續踐踏人權,而是大篇幅地描述中共監獄的“人性化管理”, 還說“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和“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這不禁令人發問:如果中共的人權果真像劉曉波所說的如此進步,為什麼中共還把無罪的劉曉波抓進監獄,重判十一年?

事實是,中國的人權嚴重惡化:中共殘酷迫害信仰團體法輪功已達十一年之久仍沒有停止,被中共視為“不穩定因素”並投入監獄的人數比任何時候都多,他們包括政治犯、良心犯、維權人士、記者、網絡寫手、民間宗教人士、為爭取和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抗爭民眾,等等,中共對“六四”運動參與者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迫害。這證明中共政府一貫無視人權,仍拒絕遵守對人權的承諾。

在十二月十日當天,就有二十年前被以“六四暴徒罪”判刑入獄多年的武文建先生在推特上傷心地寫道:

“昨夜,讓朋友即時發來頒獎實況,用手機短信告之我。我眼含淚水,心中感慨二十一年半就這麼過去了……最後宣讀劉曉波的‘最後的陳述’時,我心徹骨的涼…… 青春的代價和二十一年的坎坷,等來的卻是‘我沒有敵人、我沒有仇恨’在世界宣揚,‘最後的陳述’等同於在世界傳播中共人權進步的表揚信。”

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之說是對身陷囹圄的政治犯和良心犯的背叛,是對“六四”死難者亡靈的褻瀆,是對為中國民主運動作出巨大犧牲的人們的侮辱,是他二十年來美化中共人權的繼續,是他公開取悅中共暴政的偽君子面目的又一次暴露。這與他二十年前在全國電視台掩飾中共天安門屠殺的講話如出一轍。

早在二十年前劉曉波就提出“無敵意識”,即,不把共產黨當敵人。現在,中國的溫和合作派對此辯解說,這是劉曉波的大徹大悟之後的“大仁大愛之心”。實際上,這是把宗教觀念帶進政治領域,就如同在刑事案件中,把個人的宗教理念與罪行辯證攪在一起,用宗教意義上寬恕罪人的仁愛之心去取代司法對罪犯的審判,取代政治意義上對人權的捍衛。

我們都知道,忘記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出息的民族。曾經遭受納粹種族迫害的猶太人在全世界各地建立紀念館和紀念碑,就是要告訴世人“凡是忘掉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在中共仍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的嚴重時刻,劉曉波讓人們不要把中共當敵人,等於是讓人們忘卻中共的罪惡,忘卻億萬人在中共極權統治下遭受的深重苦難,讓人們寬恕仍在作惡的中共政權。

當今,西方世界在與中共政府打交道時,出於對自身經濟利益的優先考慮而軟化人權立場,減輕了對中共踐踏人權行為的施壓。在這種背景下,諾委會錯誤地把今年的和平獎授給備受爭議的合作派人物劉曉波,並在頒獎儀式上宣讀他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給他又一次美化中共人權的機會,這種作法不但傷害了中國民主事業和國內正在遭受壓制和迫害的反對派,也必定傷害諾貝爾和平獎本身,使其因此蒙羞。

三妹
二0一0年十二月十四日

Liu Xiaobo Conveyed the Wrong Message to the World Through “I Have No Enemies”

Text by Diane Liu , Translation by Professor Xu Yi

December 10 is an extraordinary day to many people, because it is the day Alfred Nobel passed away,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and the day the Nobel Peace Prize is awarded. However, for this day in 2010, instead of holding high the flag of human rights, the award ceremony this year read aloud “I Have No Enemies — My Final Statement”by Liu Xiaobo, this year’s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The message conveyed to the world by this statement is that people should forget th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committed by the totalitarian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forgive the regime unconditionally.

“I Have No Enemies — My Final Statement ” is a court statement made by Liu Xiaobo on December 23, 2009, after he had been illegally detained for a year. As soon as it was released, the statement was severely criticized by Chinese pro-democracy activist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of China.

At a time when people were protesting against the illegal detention of Liu Xiaobo for his speech, Liu himself elaborated on the “humane management” of the prison, claiming that“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made progress in its governing concept” and that “human right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law.” One may rightly ask,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made such progress as declared by Liu, why did it arrest him and sentence him to 11 years in prison just for his speech?

The fact is,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in China have worsen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continuously persecuting Falun Gong, a spiritual faith group, for over 11 years, and more than ever before the people have been imprisoned for being treated as “the factor causing in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As a result, those civil rights activists, journalists, blog writers, religious believers, and people who try to protect their own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become political prisoners or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The persecution of people involved in the June 4th movement in 1989 is still happening. All this show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has never stopped abusing human rights, and never honored their promise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Just on that day on December 10, 2010, Mr. Wu Wenjian, who was labeled as a “June 4th rioter” and was imprisoned for many years, wrote in Twitter:
“Last night, I asked a friend to send me through text message in real time moment by moment scenes at the Nobel Peace Prize ceremony. My eyes were wet: It has been 21 years!…… When Liu Xiaobo’s ‘My Final Statement’ was read, my heart sank to the bottom ……After paying the price of my youth and 21 years of hardship, what I have waited for is that the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I have no enemies’ and ‘I have no hatred’. The ‘My Final Statement’ is no less than a letter of compliment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ogress on human rights, which is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via the award ceremony.”

“I have no enemies” is a betrayal of th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 defamation of those who perished in the June 4th massacre, and an insult to those who have sacrificed so much for the cause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It is a continuation of Liu’s whitewashing of the human rights record in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and it is yet another exposure of himself as a hypocrite who always tries to plea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This is a re-enactment of his speech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TV 20 years ago openly denying that any killing had occurred in Tiananmen Square.

Twenty years ago, Liu proposed his “no enemy” maxim, namely, not treat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s an enemy. Today, the moderate collaborationists defend him by saying that this is his “great love” after achieving thorough awakening and enlightenment. In fact, this is deliberately confusing religious and legal concepts by substituting modern legal justice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with religious forgiveness.

We all know that a nation has no future if it forgets its own history. The memorials erected by the Jewish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ell the world that “those who do 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live it.” At the moment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rampling human rights without fear, Liu Xiaobo’s call for people not to treat Communism as an enemy is to ask people to forget the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regime, to forget the unspeakable suffering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totalitarian Communist rule, and to forgive the Communist regime who is still continuing to commit crimes.

Today, in deal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the West has softened its stand on human rights due to consideration for its ow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lessened the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such a background,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Liu Xiaobo, a highly controversial figure, and the reading of his “I Have No Enemies — My Final Statement” on the awarding ceremony gives him another chance to whitewash the human rights recor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Not only does all this hurt the Chinese democracy cause and the opponents under suppression and persecution within China, but also shames the Nobel Peace Prize Award itself.
12/14/2010

Diane Xiaodong Liu
Freelance writer, Pen name: San Mei. Blacklisted by CCP for suppor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Chinese pro-democracy movements. Now living in Chicago, USA.
Tel: 312-733-8123
Email: DianeLiu28@sbcglobal.net

Xu Yi
Associate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Blacklisted by CCP for suppor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Chinese pro-democracy movements, and denied passport renewal for many years. Now living in London, UK.

Cell: +44 07910 455 428.
Tel: 020 7679 4082 (internal 24082)
Fax: 020 7679 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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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曹老師,推翻共產黨,我們需要正義原則的指導,但是我們也需要權謀,你老人家已經到美國去了,中國人如果發生民主內戰,死的人肯定不會是遠在美國的你,我們中國人要的民主,應該像台灣一樣寧靜革命,拒絕暴力,至於你們都說劉曉波私德有問題,這個問題重要嗎?美國民權鬥士馬丁路德演講完後馬上就去找妓女,這個能說明什麼呢?我們又不是要找到一個和耶穌一模一樣無罪的人;在基督徒眼裡,只有耶穌一人是無罪的;真正的美國人,他一定是一個基督徒,曹老師,不要因為政治迷惑了你的雙眼,來吧,回到上帝的懷抱,成為一個基督徒吧。

  2. 一個人/群體,但凡口號越響,越高大上,其人格越卑劣,思想越骯髒,這些人千萬不能相信,什麼“大仁大愛”,不過在掩蓋自己內心深處的髒東西罷了。

    我絕對不會相信口號喊的震天響的人,我只相信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堅定往前走的人。

  3. 中國的知識分子,相當一部分性格懦弱,缺乏勇氣,缺乏擔當,缺乏責任感,但為了掩蓋這些缺陷,就大喊口號,搞一些虛頭八腦的理論出來,力圖佔領道德制高點,關鍵時候,這些人一定壞事,甚至賣人,要警惕這些人。

  4. 提醒了我,他,劉曉波,還在獄中為我受難。願主憐憫我,不要讓劉曉波遭受更多的難了!

  5. 讀罷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我的心揪緊,背發涼。劉曉波志存高遠,要為中國人爭人權爭平等爭自由,自己卻首先向中共皇權下跪叩頭,天下還有比這更可笑的事嗎?

    劉的《我沒有敵人》力贊文革後中共“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國人得以)擠掉人性中的狼奶”,感激擁護之情溢於言表,讚美欣賞之意迴環往複。真是豈有此理!文革時中共剝奪了我們所有權利,活生生地給我們灌注狼奶,害得我們無中生有地互相揭發、批鬥(武鬥),然後上山下鄉(勞改10年)……我們都快活不下去了,要造反了,中共才稍稍退讓,把我們權利中的一小部分(生存權)還給我們,而大部分的、重要的(我們的自由權等)中共還緊緊的攥在手裡,從未許諾何時歸還,從未提及對過去罪行的賠償,劉為中共這麼點還權就高興得忘乎所以,急巴巴地讚不絕口。又瞎編什麼“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這兩句的邏輯根本經不起推敲)來教訓平民大眾。劉還大書特書“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中共從未鬆口過開放黨禁報禁,何來實質性的“政治領域的緩慢進步”!再說,六四後政治領域不知退步了多少!

    劉的種種巴結討好中共之舉,源於其意志的衰頹,既受不了中共的打壓、擠對,又抵擋不住它的拉攏、勾引,更看不透它政治上裝門面的花招伎倆,內心已松垮,中共再來那麼兩三子,劉就跪地下去,“即便為此被指控(指因言獲罪),也無怨言”。劉的《我沒有敵人》將成為他一生行狀的恥辱,也將是中國民運史上的一大敗筆。

    劉的恥辱不在於他向強權中共屈服——大家有共識,人在殘暴的中共手裡,誰能不低頭?劉自詡中國民運領袖,又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居然向死敵中共投懷送抱,極盡阿諛逢迎之能事,真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

    劉想中共之所想,急中共之所急,為它妙筆生花讚美監獄(在人權至上的美國,也沒有囚犯讚美監獄的吧)。劉馬屁拍到馬腿上,將關押時“(審問)沒有超時”“沒有逼供”拎出來表揚,不說還不提醒人!劉津津樂道管教對他“尊重和關心”,讓他感到“尊嚴與溫暖”,直如師友般親切知心,那麼劉為何不和他談談“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提出將“悔悟雜誌”換作《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連言論自由權、知情權都沒有,劉感到的是哪門子尊嚴啊?人活在高牆外尚且感到憋屈啊!再說,我們(包括劉)不正是被剝奪了人權、尊嚴,才苦苦追求自由民主嗎?劉不正為此入獄嗎?我們還遠未看到勝利的曙光,劉就軟下來,向中共拋媚眼,以民運領袖、諾獎得主的身份及巨大榮譽洗白中共暴政,為其貼金、背書!諾獎得主的作證,抵消了多少多少個李旺陽一生被摧殘仍拚死的抗爭,挫傷了多少多少個雖心有恐懼,仍堅持作戰的人權鬥士的心,誤導了多少多少個想奮起抗爭中共,又不知門路及道路的青年人(想到劉仍身陷囹圄,還是不寫下去了)……。劉曉波,你不吹捧中共會死啊?(今日政治的黑暗比劉當年濃重得多,但維權律師們在法庭上的“認罪”只是三言兩語,能不說的就不說,絕無一句諂媚之詞;央視採訪他們講述“思想轉變”,說的全是空洞無物的話,只是一味的貼標籤、打棍子——他們顯然是在背中共準備的台詞。)

    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沒錯;但不在劉這樣軟骨頭的人身上。未來自由中國在心志堅貞,行動有力,如擎天柱般不懼狂風雷暴的人們的身上!

    向為維護、推進中國人權的律師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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