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淇昆:应该彻底否定“文革”吗?

文革五十周年,中国大陆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海外的中文媒体评论文革的文章颇多,绝大部分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下面的一段评论或许颇具代表性:

“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疯狂:这个民族将一个有严重人格缺陷的领袖捧上神龛,并任其支配自己的命运;这个民族的多数成员都曾争先恐后地参与或者协助作恶,压迫社会少数;这个民族的成员既对他人进行诛心迫害,也厚颜无耻地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

这个评论不能说不对,但是并不全面。它只道出了文革丑恶的一面,但是“丑恶”并非文革的全貌。文革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浩刼,但同时也是奴役人民的中共官僚集团的刧难。文革中,整个官僚集团(除了最高层的“毛主席的司令部”)被奋起造反的民众打翻在地,斗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甚至于家破人亡。中共官僚集团对文革的仇恨,实际上远胜于普通民众。从官僚集团对文革的刻骨仇恨中,我们难道看不到文革的可取之处吗?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两个文革”之说,即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造反派)的文革同步进行,互相利用。

谈一点个人经历。文革时,我家住在北京的一个大学校园里。我的父母亲都是右派。但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早已经是死老虎,群众对批斗他们并沒有真正的兴趣。况且,“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人民群众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共产党干部的,特别是“领导干部”。一次,大学的师生员工游斗(那个对我父母亲凌辱备至的)“校领导”。我年幼的小弟弟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当鞭子,兴高彩烈、蹦蹦跳跳地跟在游街队伍的后面。第二天,支持那个校领导的“保皇派”组织即贴出大字报,质疑“为什么大右派的儿子如此高兴?”是的,奴隶主遭难,奴隶当然心欢。

文革中,广大民众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打着毛泽东思想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号,造了共产党各级当权派的反。平时骑在人民头上专横霸道、作威作福、骄奢淫逸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被群众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掛牌、批斗、游街、抄家、上刑,共产党官员终于尝到了人民群众的铁拳,奴隶造了奴隶主阶级的反。为了争取合法性,造反的奴隶打的是捍卫那个鸟瞰人寰的“红太阳”(实际上是最高奴隶主)的旗号。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10月下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坦言:“我闯了一个禍,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嗚乎哀哉’”。毛泽东的“我闯了一个禍”、“我也没料到”,说的是大实话。文革号角一吹,全国一轰而起,共产党各级官员立刻陷入人民群众“炮轰”、“火烧”、“油炸”、“砸烂狗头”的汪洋大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全部瘫痪,中共各级党棍被民众打成“走资派”、“黑帮”,押上审判台。这种天下大乱绝非什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一斗二批三改”的文革最初预计只有几个月,这是毛泽东绝无天下大乱的思想准备、绝不打算瘫痪全国各级党组织的铁证。后来发生的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夺权”,在文革初期制定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连影子都找不到;这是毛泽东绝不准备打碎现存官僚架构、整肃整个官僚集团的铁证。文革一起,全国如此民怨沸腾,共产党如此不得人心,远出乎毛的意料之外。毛只能因势利导,凭着手中的暴力镇压机器(主要是军队)和强大的宣传机器,逐步將文革导向他的目标,纳入他臆想的轨道。

由于文革一发动,人民群众就在全国范围内造了共产党当权派的反,瘫痪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因而极大地改变了文革的进程,导致了后来的“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文革原来预期只进行几个月,“十六条”明确规定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和文革真实的历史进程——十年天下动乱,不是天差地别吗?有鉴于此,说文革中有一个毛泽东并不能驾驭的“人民文革”,即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是不无道理的(不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反抗运动打的是什么旗号,其本质是反抗共产党的独裁暴政,争取人民群众的权利,包括经济权利)。无疑,“人民文革”的高潮是从“十六条”公布之后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中共新的权力机构——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

说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疯狂”也未尝不可。文革爆发犹如燎原烈火。但是烈火焚烧的不是什么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本来就是毛泽东的凭空臆造,妄加之罪。中国大地上的熊熊烈火,焚烧的是深有民怨、广集民愤的中共官僚集团。毛泽东,这个官僚集团的总头子,曾以超脱的姿态斥责他的手下“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人民文革”正是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共产党官僚们受难之日,正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时。

把文革中“民族的集体疯狂”理解成是对“红太阳”的无限崇拜,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豪情滿怀,是对中国的国民性缺乏起码的了解。在毛共的独裁暴政之下,中国人早就学会了口是心非,见风使舵。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人都是两面派,个个都在“裝孙子”。“谁不说假话谁垮台”(林彪的名言)。除了极少数年幼无知的青少年,哪里存在什么“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谁又说得清楚什么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泽东的翻云覆雨,反复无常,口蜜腹剑,卸磨杀驴,在文革中不是也有充分的表现吗?文革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旗号而已,招牌而已。人民群众(造反派)知道如何“拉大旗,作虎皮”,对“最高指示”各取所需,知道如何“打着红旗”争合法,甚至“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惩共党之官,以泄心中之愤,以争生存之权。

出身贫苦的社会学家丁学良在回忆文革的文章中,记述了一个飞扬跋扈、作恶多端的共产党基层干部——安徽省一个农场的张书记——如何在文革中受到农场工人的正义惩罰。在文革前的1960年,年仅七岁的丁学良因为无足轻重的小事,被张书记打成终生残废。悲愤的丁母无奈地对邻居说:“我孤儿寡母,张书记要你命,你也只好给他。” 文革一来,长年被张书记压迫、凌辱的农场工人造了他的反。丁学良回忆说:“造反派们对这位走资派施加了比对其他的走资派酷烈得多的惩罚:给他戴的高帽子特别高,顶着这么高的帽子游街示众,一不小心掉下来,就会挨耳刮子。有时侯给他挂的牌子是用特别厚重的木板做的,钻两个孔,细铁丝穿过去,挂在脖子上,批斗会开两、三个钟头下来,颈子的皮肉都磨破了,渗出血滴。天不冷的季节,还会罚他穿一条单裤跪在尖细石子地上,向所有受过他种种欺压——辱骂、捆绑、关押、毒打——过的农场工人和家属们请罪。张书记刚开始的时候还咀硬气傲,不主动向他往日视同农奴的下属们下跪请罪,造反派就强按着他的脑壳,一脚横踢他的内膝,便扑通一声倒地。几次下来,他就学乖了,要他怎么跪就怎么跪,要他怎么骂自己就怎么骂。据说他的血压与日俱增,人瘦得像根枯藤,可面容浮肿。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没能挨过,‘翘辫子’了。” 张书记命丧黄泉;为他“陪葬”的是他豢养的一只大狼狗。这只恶犬在书记的指挥下,咬伤过许多农场的职工和家属。

如果说张书记是基层的中共党棍,那些罪恶可以直通毛泽东的中共高干,不少人在“人民文革”中也被清算。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河南“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放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省委书记吳芝圃揣摩圣意之下的“大有作为”,使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也成了随后四千万人活活饿死的大饥荒的重災区。仅河南信阳地区,四百万人饿死,占人口的一半。息县饿死10万人,639个村子村民死絕。鄰近的固始县,400个村莊人烟灭絕。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的嵖岈山公社,三个月内饿死4000人。以吳芝圃的滔天大罪,只须作一个“左倾蛮干错误”的检查,就调离河南,到中南局任文教书记去了。可是,“人民文革”的风暴没有放过他。66年8月,郑州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郑大联委”一成立,就发出《火急呼吁书》,指出“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河南人人清楚,所謂“1958年以来”“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就是信陽事件等一系列人间惨剧,就是全省的饿孚遍野,父子相食。紧接着,“专揪吳芝圃战斗队”成立,专程去广州捉拿被称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吳芝圃。来自全省的五万人参加了“郑大联委”组织的“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缐煽风点火大会”。由于“郑大联委”坚持追究、清算(由河南省委代表的)中共制造大饥荒的滔天罪恶,获得广大群众的竭诚拥护,河南造反派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人民文革”对中共官僚集团的打击是全面而猛烈的,然而也是短暂的。毛泽东利用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和造反精神,达到了他清除异己、扶植亲信、登上神坛以建立毛氏皇朝的目的之后,反过手来,对“人民文革”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变而为“大镇压、大逮捕、大清理、大治罪”。文革初期被打翻在地的当权派,“复出”之后对造反派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共产党对人民欠下了新的血债。

造反派的‘反’白造了吗?“人民文革”的成果全部付诸东流了吗?非也。文革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了中共统治的黑暗面;这是在中共铁桶一般高压封闭的统治下,人民群众获得的唯一一次机会。这比单纯从肉体上批斗“走资派”,意义要深远得多。

就以吳芝圃而言,“专揪吳芝圃战斗队”去广州,并没有揪回这个民愤滔天的前省委书记,因为有中央的庇护。但是,以吳为代表的河南省委,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授意、支持、纵容下,对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经造反派的彻底追查、全面深挖、公开批判,大白于天下。吳芝圃们肆意编造谎言,大放高产“卫星”(如水稻亩产四万八千九百二十五斤),虚报粮食产量(吳宣称,河南小麦单产增长七十倍,玉米、高梁、谷子平均亩产增长近百倍。五九年河南粮食实际产量281亿斤,省委竟然上报902亿斤),牛皮吹破了天。虚报粮食产量的直接后果是政府的高征购、高调拨。征购、调拨那些并不存在的粮食,农民如何能无中生有?适逢中共中央庐山会议闭幕,“反右倾”的指示下达河南省委。在吳芝圃指挥下,信阳地委发动了“批右倾、反瞒产、反私分、追余粮”运动,一场逐县、逐公社、逐队、逐户、逐人的,以追逼粮食为中心的“反右倾”开始了,河南农民的灭顶之災就这样降临了。为了搜括粮食,中共干部对农民搜查、关押、批斗、游街、欧打,无所不用其极。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动手对农民用刑的占93%。一个公社团委书记亲自动手拷打农民92人,当场打死4人,打成重伤致死9人。在这场用极端野蛮的暴力从农民手中抢走最后一粒粮食的“反右倾”运动中,中共的专政机器自然不会缺席。信阳公安机关自59年11月至60年7月,逮捕1774人,36人在狱中被折磨至死;拘留10720人,667人死于拘留所。就这样,农民赖以过冬和活命的最后一粒粮食都被抢走了,包括来年的种子粮,河南农民陷入绝境。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公安条例,严禁农民外出逃荒讨饭。政府派出军队和地方武装封锁重災区。充盈的国家粮庫中的887亿斤粮食,半颗也不拿出来救济饥民。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只有坐以待斃。

“伴随着绝粮和饥饿,浮肿病象瘟疫一样不可遏制地蔓延。由于大人把仅有的一点能果腹的东西让给小孩吃了,所以先是大人肿;等到小孩也没吃的了,小孩也跟着肿;先是双脚肿,接着两腿肿,渐渐肿到上身,直至肿到皮肤发亮,头如柳斗,两眼如缝;再肿下去,不消一天,人就彻底断气……然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仍然宣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1959年11月路宪文从潢川县返回地委,沿途只见‘死倒’(倒毙在路旁的饿殍)横陈,被父母遗弃的小孩奄奄一息,他视而不见、扬长而去;反而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封锁村庄,不准饥民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于是,善良的农民们一切活命的希望和可能性全都被彻底剥夺和取缔了,留给他们的唯一选择是死亡。”

饿殍遍野,大量的村庄人口灭绝,人吃人的事件普遍发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书记偷着吃牛肉,公社的农民饿殍盈野。在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把这些人类历史上未曾见过的人间悲剧、把这些亘古未闻的统治阶级的狼心狗肺、残民以逞揭露出来,公诸于众,还有什么教育比这种教育更生动,更能剥下共产党的画皮?

“人民文革”的另一个战果是打掉了中共官僚集团神圣不可侵犯的威风。官僚集团东山再起后,掌握的仍然是独裁权力,但是他们在文革前“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淫威,再也无法完全恢复了。

中共各级官吏的神圣不可侵犯,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运动”树立起来的。在这场运动中,百分之四十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仅仅因为给本单位的领导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反右”的官方逻辑是:反对本单位的党领导,就是反党。如果有人申辩说,我拥护共产党,只是对本单位的党领导有意见,会被批判为:这是对共产党“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反党罪名是逃不脱的。但是,文革中全国范围内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特别是“人民文革”对中共官僚集团祸国殃民罪恶和腐朽堕落生活方式的大揭露,使得“反对(某个)党员干部就是反党”的强盗逻辑,无论如何也端不到台面上来了。中共各级官吏失去了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一道护身符。

“人民文革”在与中共官僚集团的殊死搏斗中,在令人咋舌的“新社会”的黑暗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际,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天下大乱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完成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启蒙。遇罗克的《出身论》横空出世,是当代中国的“人权宣言”。他以非凡的才华、生花的妙笔、严谨的逻辑、天才的雄辩、浩然的正气,直击中共统治的基石:等级制和血统论。杨小凱的《中国向何处去》石破天惊,明确提出“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为此,遇罗克付出生命的代价,杨小凯蒙受十年牢狱之災)。

“人民文革”的最后一次搏击是1976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自发的、公开抗议毛泽东独裁暴政的运动。垂死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指邓小平——引者注),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四五运动”敲响了“毛文革”的丧钟,也敲响了毛泽东时代的丧钟。

文革五十年了。文革中闻风而动、呼啸而起的中国广大民众,文革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一直是专制者挥之不去的梦魇。今天,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普世价值势不可挡。昔日“人民文革”的震天呼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是同样会激励在中共权贵资产阶级奴役下的中国人民,砸碎身上的锁链,推翻共产党的独裁暴政,迎接光辉灿烂、宪政民主的明天。

2016年5月30日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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