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百年反思 孙中山是问题人物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近代中国(大清国)经历的主要大事,计有: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立宪运动,革命风潮等。

三方角逐,革命派胜出

太平天国以失败告终,却大伤清廷元气;洋务运动,技术上效法西方,文明上却抵制西方。这种“体制内的改革开放”,终以1894年的清日海战、清军大败为警示,而证明“此路不通”。慈禧太后死守既得利益,以宫廷政变扼杀戊戌变法,不意为社会革命奠基。狂热排外的义和团,以杀害外国传教士和攻打外国使馆的反文明行径,遭来八国联军的入侵,清廷再次被打掉国威。

此后,清廷、立宪派、革命派成为角逐中国未来的三大势力,三足鼎立。在国内外压力下,清廷被迫改革,曾派群臣出国考察宪政(群臣归国后,几乎众口一词地支持立宪);曾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先定九年,后缩短为五年;曾设立资政院(中央)和咨议局(地方),议员经由选举产生(从士大夫阶层),可谓破天荒。

客观而言,清末朝廷的政治改革,做了很多(远多于今日中共),但与当时形势相比,仍做得不够,且动作太慢。尤其立宪,能拖就拖,一再错过佳期。拖至1911年5月8日才出笼的责任内阁,却是“皇族内阁”,令立宪派大失所望。这为日后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合流,埋下伏笔。一拖再拖的结果,就是拖出了一个辛亥革命。

反观当时的革命派和改良派(即立宪派),为各自的目标,都十分尽心尽力,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有事业心,各自全力以赴,马不停蹄,颇有声势。立宪派办报、上书、公示立宪步骤,交通于体制内外,奔走于国内国际,更积极参加咨议局选举。革命派则不断制造起义、暴动、甚至暗杀;渗透满清“新军”,无孔不入,广泛传播革命思想。

立宪派与革命派,方向并无不同,都是要建立宪政中国。立宪派若要成功,需要清廷的配合,但清廷的拖延,使立宪派功亏一篑;革命派若要成功,只要社会土壤具备,只要民众大体支持。三方角力,革命派胜出。革命爆发,革命成功,或者说,阶段性成功。这便是辛亥革命。

温和革命,可贵的和解精神

这一史实,对今日中国,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对比清廷,今天的中共,毫无政改意愿,精神上的闭关锁国,更甚于清廷。中南海自恃一党独大,傲视天下,残民以惩;又自恃“崛起”,叫板文明世界,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按理,今日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中国,都更具有革命的需要。只是,改良派不成气候,革命派也不成气候,各自力量薄弱,且一盘散沙,痛使中国变局难产,而僵局持久。

辛亥革命,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它是一场温和革命。立宪派与革命派捐弃前嫌,迅速携手,合力打造地方新政权;南北议和,避免了大规模内战;清廷以体面形式退位,国家实现和平转型。南北方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第一条曰:“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足见承国礼数。也同时印证,满清是外来政权,辛亥革命,使亡国长达二百六十七年的中国,终得复国。

温和的辛亥革命,与日后血腥的共产革命形成对照。苏共建政后,列宁亲自下令,残忍杀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并及全家老幼。中共上台后,大规模屠杀地主和资本家,随后,又大规模屠杀先前已经归顺的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以数百万计,包括众多抗日将领、辛亥革命元勋。共产革命的腥风血雨,把辛亥革命的和解精神冲刷殆尽。

孙革命有功,但不该拆台南北议和

作为革命元老的孙中山,早年积极鼓吹革命,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同盟会等,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对辛亥革命的早期奠基,功不可没。辛亥革命,由民变而兵变,即由四川保路运动而至武昌新军起义,孙完全不知情,正落魄于美国夏威夷。武昌首义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也并非孙的同盟会,而是另外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半月后,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才由法国马赛回到中国上海。那时,革命已经成功,十五省已经独立(于清廷),南北议和进展顺利,南方各省达成共识:只要袁世凯(时任内阁总理大臣)促成清室退位,就由袁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也是立宪派,曾于1905年,在直隶总督任上,上书清廷,“奏请实行立宪政体”。

而早在12月11日,十七省代表汇集南京,筹组临时政府,计划在袁世凯正式接任大总统前,推举一位临时大总统。当时,黄兴与黎元洪各受拥戴,呼声最高,黄兴派略占上风。但以黄兴为正、黎元洪为副的推举结果,不为黎所接受(因在武昌时,黎为正,黄为副),已经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黄兴,则谦让不受。各省代表于是决定虚位以待袁。但到了12月下旬,孙中山返国后,情势丕变。孙积极活动,各省代表又重新酝酿推举临时大总统,在黄、黎两派相持不下和黄的一再谦让之下,孙得以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孙就任后,即对南北和谈从中作梗,提出“五条要约”,包括“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孙电邀南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入宁面商”,但遭拒绝。在南边,伍廷芳因不满孙反复修改要约,背离原先和谈宗旨,愤而辞职。在北边,袁世凯认为孙所提条件与已经达成的和谈协议不符,拒绝接受,并召回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此在1912年1月间。

同月16日,北京东华门发生刺袁事件。同盟会京津分会放置炸弹,当场炸死袁的卫队长等十人,但袁世凯本人幸免于难。此事是否为孙中山所指使,历史存疑。

同期,即1912年1、2月间,孙频繁联络日本政、商两界,请求提供一千五百万元,以维持革命军,不至解散,并“即可与袁中止和议”。孙承诺,事成后,租借满洲于日本(孙卖国嫌疑,由此而来;类例还有更多,本文不赘述)。得此承诺,日方汉治萍公司提供孙五百万元;日方更为孙提供大批武器,包括:步枪一万二千枝,机关枪六挺,子弹二千万发,山炮六门,于1月7日由日本轮船秘密运抵南京。

孙竭力拆台南北和谈,但却改变不了当时的大势所趋,南北主流力量,都一致坚持,只要清室退位,就由袁出任大总统。清室于2月12日正式退位后,孙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袁于3月10日,接任临时大总统;翌年10月10日,经国会(国民党占多数)选举,正式出任大总统。

孙是谋刺宋教仁嫌疑,意在搅乱天下

清室退位,民国诞生,举国上下,气象一新,各国纷纷承认中华民国。应该说,辛亥革命,大功告成。唯独孙中山,心下不服,随时准备滋事。1913年2月,多党制下,首届国会选举正常展开。由同盟会、共进会、统一共和党等联合组成的国民党,赢得国会大选,将由声望极高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然而,赴任前夕,宋却于3月20日在上海北站遇刺身亡。

历史上,袁世凯被指为刺宋主使(国共两党党史);但实际上,孙中山更可能是刺宋嫌疑。当时,从中央政府方面,孙获职中国铁路总公司总裁,属于“靠边站”的角色;从国民党方面,孙获职理事长,但被党内主流派架空。宋若出任总理,对袁并无威胁,孙却被边缘化(如果孙中山能为“中国华盛顿”,则何须计较?)。在此之前,孙、宋已决裂;面对如日中天的宋,孙深怀嫉恨。宋临死,留遗嘱给袁,对孙则无片言只语,更绝无所托。

其实,孙一生精于暗杀谋划,曾组“支那暗杀团”;暗杀对象,包括各类政敌,而不论敌方、己方(如杨衢云、邓铿、陶成章等)。孙借口宋案,发檄讨袁,于同年7月,发动“二次革命”,被袁击败后,逃亡日本。实际上,从1911年底归国起,孙就一心倒袁自立,不达目的誓不休,而罔顾国家大局大势。孙想当大总统,依当时条件,大可循宪政之路、选举之路,惟须等待数年而已,何不为?原来,孙深知自己在党内已失人望、在国内已失人心,难以赢得选票,故铤而走险,假借“二次革命”旗号,搅乱天下,图谋趁乱东山再起。“天下为公”乎?天下为私矣!

经宋遇刺、孙作乱,民国乱象初现。到1915年,在杨度、袁克定等复辟派的鼓捣下,袁世凯称帝(此为袁最大败笔),以为帝制“符合中国国情”,可以稳定中国

。但,所谓“君主立宪制”,已经过时。蔡锷等地方都督,起兵讨袁,是为护国战争。在全国的反对声浪中,袁取消帝制,恢复共和。次年6月,袁气病身亡。强人一倒,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当初南北议和的大好局面,又变成南北对峙的刀枪并举。

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面临质疑

此后,孙中山再到广州起事,病急乱投医,最终把目光投向苏联,推行“联俄容共”政策。孙获得苏联援助,引进苏联顾问,不仅以“列宁式”政党模式,重建国民党,更将共产党引进国民党内,埋下中国巨祸。

辛亥革命是必须的,况且,辛亥革命是清廷拒绝或拖延政改的必然结果,孙中山长年推动革命,值得肯定。然而,过于强烈的权力欲和个人野心,往往导致某些革命者异化,沉迷于夺权手段,而扭曲了革命目的;或曰,目的与手段相颠倒,革命成了手段,夺权倒成了目的。一个革命的促进者,蜕化为革命的绊脚石,这便是孙中山的道路。

之前多年,笔者曾对孙中山赞誉有加,但在深入挖掘、研读和对比更多史料之后,霍然发现,孙中山是问题人物。引用宋教仁的评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功成身退,本应是从政者的美德。中国没有华盛顿,袁世凯不是,孙中山也不是。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这一悲剧和教训,至今值得国人记取。

孙中山被国民党奉为“国父”,被共产党奉为“先行者”,概在于,国民党重起于广州,要推翻“北洋政府”,必奉孙中山(而非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的正宗;共产党感恩于孙的引纳,又要与国民党争夺“大革命”的正统,故而要打孙中山的旗帜,以对抗蒋介石。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作为国共两党“继父”的孙中山(国民党党父本为宋教仁,共产党党父本为陈独秀),就这样被国共两党抬上神坛,百年供奉。然而,那种先立论、再选择性收罗历史事实的“写史”手法,需要质疑。一元化的历史观,必让位于多元化的历史观。围绕孙中山的争议,可在相当程度上,正本清源,让后人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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