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扼杀自由的两只手

在人类历史上,有两股势力的结合,一直给人类带来灾难∶一个是政教合一,一个是政经合一。

政教合一的恶果很明显∶在近二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政权和宗教两大势力的结合,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危害,它限制了科学的发展,禁锢了人的思想,造成文化专制和经济落后;因为它窒息了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工业革命前的人类贫穷、饥饿、落后、专制,都可从政教合一中找到原因;或者说是它的直接后果。

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才开始结束政教合一。虽然今天在伊朗等伊斯兰世界,毛拉们仍有巨大的权力,但政教合一这种制度,已被人们普遍认为必须扬弃。

政府不可主导宗教活动,在美国,甚至被写入宪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开宗明义,就规定政府不可把任何一种宗教列为“国教”,禁止政府主导宗教、在全国确立任何一种宗教。同时也规定,政府不可限制宗教自由。

“政教合一”已成为过时恐龙。但“政经合一”,也就是政府主导经济,不仅在西方,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至今仍没有像政教合一那样受到严峻的挑战。美国的宪法,也没有对政府和经济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

但作为美国最早、最有奠基意义的文献《独立宣言》则明文写著,人有不可剥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原意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这三大权利,奠定了美国文明,或者说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按照这“三大权利说”,政府就没有干预人们私有财产、主导经济的权力。因为人的私有财产所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就是因为它和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三大权利密切相关,或者说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个人财产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个人的私有财产都无法受到保护的话,他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全部受到威胁。所以说,个人财产,不仅是人权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人权。这个人权不受到绝对的保护,其它人权都是妄谈。

对于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在西方一直有辩论。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以马克思、凯恩斯、罗尔斯(John Rawls)这“三斯”为代表,主张政府干预市场、主导经济,理由是只有通过国家力量(包括高税收等)进行社会财产二次分配(福利制度),才能实现社会平等与正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尤其是后来的《共产党宣言》等,不仅对资本主义激烈谴责,甚至提出要砸碎现有秩序,进行一场革命,建立一个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乌托邦社会(计划经济和计划国家)。《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凯恩斯虽然没有高喊革命和消灭私有制,但基本也是在这种“计划”思路。美国三十年代经济萧条之际,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为罗斯福推行大政府的“新政”,以及后来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提供了理论和蓝图。

罗尔斯的出现,是很晚的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哈佛教授罗尔斯发表了《正义论》,提出两个领域的正义∶一在思想领域,人有政府绝不可剥夺的思想和言论等自由。二在经济领域,为实现社会正义与平等,政府应出面,利用国家权力,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等政策,劫富济贫;只要对穷人有利,即使剥夺富人、中产阶级(创造财富者)的财产,也是可以的;也就是为了全体人的平等,可以对一部分人不平等。由此为政府主导经济、干预市场、实行均贫富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比马克思、凯恩斯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理论基础。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则以《原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作者安兰德(Ayn Rand),《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作者诺奇克(Robert Nozick)等为代表,强烈主张市场经济,有限政府,个人自由。

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等都强调,只有走市场道路,才会有经济发展和“国富”。国家强大的基础是“民富”,而民富的条件是保护他们私有财产和公平交易的市场;而走国家主导经济的道路,则是《通向奴役之路》。

1982年去世的美国思想家安兰德,则从个人自由角度,痛斥国家控制经济,认为政府主导经济,就是剥夺人的私财,剥夺人的自由交易权,剥夺人的自由;就是以集体的名义,走向集权主义。因此安兰德认为,政经没有分离,就不会有纯正的资本主义,只是“混合经济”而已。

安兰德是第一个从道德的角度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哲学家。她认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不仅是可行的,更是道德的,因为它提供了自由交换产品(包括思想)的机会,体现并尊重了个人权利。而政府主导经济,以及各种剥夺个人私财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不仅是不可行的(带来贫穷和专制),更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以“人民”这种集体的名义,用高税收的手段,去追求所谓的“公共利益”;最后剥夺的则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对于政府主导经济,安兰德甚至说,“政府对企业的‘帮助’和政府的迫害一样可怕。”安兰德的追随者、前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说,兰德为资本主义确立了道德性,这点改变了他的一生。

和罗尔斯是同时代人,并是哈佛同事的诺奇克,针对罗尔斯的《正义论》,写了反驳的专著《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诺奇克同意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第一领域论述,赞同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等,政府都不可剥夺;但完全不同意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第二个领域论述。诺奇克反对以正义的名义剥夺个人私财,认为拥有私有财产等个人“权利”大于强调社会正义的所谓“善”。一旦以“善”的名义可以剥夺个人“权利”,就为一切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开了绿灯。因为人类一切的灾难,都是权力者以“善”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国家的名义等等),剥夺个人权利(生命和自由)造成的。

诺奇克的书名《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体现了他写的三个内容∶第一个,无政府是不可行的,人类必须有政府这个守夜人,来保护个人安全;第二个,主导经济、甚至包揽一切的大政府乌托邦是不可行的,因为大政府不仅导致官僚化、经济落后,并且剥夺人的权利,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第三个,政府规模应该控制在最小规模(ultra minimal state),即美国宪法强调的“有限政府”,或用建筑美学的词汇来说,就是要“极简”。“可以放进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够了”。

安兰德曾明确指出,政府的全部责任只是∶对内保护个人财产、个人权利不受损害;对外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略。其它政府都不要管,也不应该管。

起草《独立宣言》、后来做了第三任美国总统的杰佛逊早就认识到,“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在他做总统时(1800年),美国人口约三百万,现有三亿,增加了100倍;当时他领导的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总共有2120人,现已增至213万人(美国全部军队才146万),增加了1000倍!政府雇员的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的10倍。这都和热衷政府主导经济的声音在知识界占上风有直接关系。

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政府,都有严重干预经济的恶习,最后又都造成恶果。这也是人类两千多年来经济一直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历史学家注意到,在英国,只要是轮到敬业的“好国王”执政时,他什麽都管,严格制定、执行各种规章制度,于是国家总是陷入经济最滞缓的时期。而只要轮到玩忽职守的浪荡国王,什麽都不太干预,经济就随之开始繁荣。

安兰德曾在一篇专栏中引述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路易十四时代,财政总监科尔伯特(J. B. Colbert)被国王倚重,一做18年。这位财政总监看重商业,希望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他制定了很多增加税收的法令,相信通过政府主导市场,可以刺激和发展经济,但结果他完全失败了。法国的极端贫穷为后来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大革命提供了薪火。但科尔伯特当时是真心想帮助企业的,他有一次问一群企业家,他能为工业发展做些什麽,一名企业家回答说∶别管我们!

今天,科尔伯特式的“真心帮助”仍主导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左派政党和知识分子)。它表明,人类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斗争,仍在激烈地继续进行著。在“政教合一”结束后的世界,结束“政经合一”将是人类下一步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无论国家力量多麽强大,人类的全部进步,都是从“别管我们”开始的,并将朝著这个方向不屈不挠的迈进,因为自由是人的本性。

2015-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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