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从我四次被“告密”谈起

从网上读到北京作家章诒和揭露老画家黄苗子文革时“告密”,导致他的诗人朋友聂绀弩被政治迫害的文章,随后也读到对章文的质疑声音,更有支持叫好的文章。对于黄苗子到底是不是告密者,毕竟读到的资料有限,还难以定论。但对以李锐和于浩成为代表的一些人,强调不要纠缠历史旧账的观点,我认为很值得讨论。

曾给毛泽东做过秘书,后来追求民主,被认为是“党内民主派”的李锐强调,不要纠缠过去,要算历史大账;说如果打小报告这种“小账”算起来,“冤冤相报何时了!”另一位前中共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滞留美国多年后又返回北京的于浩成还为此写了专文,也强调“不必要纠缠过去是非”,说在恐怖时代的告密远非个人善恶问题,“是制度逼人为鬼”。

政治告密当然首先是专制制度导致的恶,但却绝对和个人的善恶有关。因为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告密,还是有很多没泯灭最基本做人道德底线的人,或者说不那么“恶”的人。在中国那种政治环境下,谁都知道,告密会给被告者带来政治后果;同时也清楚,告密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政治好处。这是对告密行为必须追究个是非的关键。

对于告密曾很普遍,现在仍存在的国度,如果人们不是群起谴责这种缺德、害人的行为,不强调是非、善恶等基本人类道德准则,还主张“不要纠缠过去”等等,这几乎等于是默许告密;更是对成千上万因被告密,个人的青春、前途、甚至自由和生命都被剥夺的受害者的亵渎。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没有经过反右,文革时也才小学六年级,连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没有聂绀弩那种因被政治告密而几乎致死的体验。但仅从毛死后第二年中国恢复高考后考入黑龙江大学,到1988年离开中国(抵美),这短短的十年期间,我就曾四次被人告密。这还是在政治环境远不像反右、文革时那么严酷的年代。

第一次是在考入黑大中文系之后,那时邓小平刚复出。暑假时,牡丹江市林业局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刘树德邀请我到他那游览(当时我热衷写诗,牡丹江有个镜泊湖,风景优美)。中午我住进林业局的招待所,房间有两张床,另一张已有人住,他正脸朝墙睡午觉。当时我热衷政治话题,朋友相见,胡“侃”了一顿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第二天,刘树德来找我,有点紧张地说,“出事了,咱们昨天的谈话,被那个房客向保卫科检举了。”原来那个人是假睡,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刘树德说,他被保卫科叫去,交代、解释了老半天。后因他是党员,又是宣传干事,而且他家是林业局老户,和领导的关系还不错,最后总算疏通、摆平了这件事,躲过一劫。否则,我可能会被那个保卫科扣留,或把材料转到我们学校,麻烦就大了。

那个房客也是外地来的,他跟我既不相识,更无怨仇,为什么告密?是革命警惕性太高,还是因为我和朋友高谈阔论,影响了他睡觉,就“报复”一下?反正中国是“八分钱查半年”(只要寄封八分邮票的检举信,就会被查半年,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不管这个房客什么动机,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清楚地知道,这会让我们遭罪或倒霉。在没有任何人逼迫的情况下,他这种行为难道不是个人善恶的问题吗?

第二次也是大学期间。有次从北京回哈尔滨,路过长春时停了一晚。当时全国各种文学社团兴起,我在黑大主持“大路社”,徐敬亚在吉大主持“赤子心”诗社。大家互通信息,一派踌躇满志。当时写诗和政治气氛是有密切关系的,又正值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期间,大家都对《今天》呵《探索》等很感兴趣。我们东北是偏远地区,大家都想听听北京的消息。而我那次去北京,除了和《今天》那帮诗人见面,还去了民主墙主角之一的徐文立家,以及《探索》编辑路林家,拿到一些该刊,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自我辩护词等。于是当晚就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跟大家聊了起来。

当时来了很多同学,有刘晓波、徐敬亚、吕贵品等,大家围在一起,听我讲北京的“新闻”,谈话间也穿插一些被认为是政治激进的评论。一个大晚上,非常兴奋,大家聊啊,侃啊,简直欲罢不能。今天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那些年轻的面庞,那些对未来的渴望,那些飞翔的梦想,尤其是那份热烈的青春激情,实令人难忘。几年前,刘晓波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谈到我在他们宿舍谈政治的那个晚上,还记得当时的热烈气氛。

但就这样一场年轻人的天马行空式的漫谈,立刻就被告密。我回到黑大不久,系领导就来找谈话,让我交代在吉大学生宿舍都说了些什么。我当时很纳闷,他们怎会知道我去了吉大,还知道我说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发现被人跟踪。好在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教授(周扬长子)是我们“大路社”的顾问,他思想开放,非常支持爱护我们。经了解才知道是吉大中文系宿舍有同学向吉大党委打了“小报告”,然后由吉林方面转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再转到黑大。后来跟吉大的同学见面时,他们分析,这事很可能是他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刘某干的,因为那家伙一向很左(当然这只是推测)。

但不管是谁,有人告密是确定的。在被要求“交代”谈话内容时,我根本无法记得自己都“侃”了些什么,一晚上说了太多的话,怎么知道该“交代”哪句?于是就被认为态度不好,抗衡领导。后来还是由于周老师的斡旋,加上他根据报告上的内容,暗示我,“你是不是说过这个”“是不是说过那个”,“是”“没错”。这才算“坦白交代”了。我虽然当时没被处分,但大学毕业被留校反省时,这事还是罪状之一。

第三次被告密,发生在1982年初大学毕业之际。当时学生是八个人住一个宿舍,我在门口下铺,斜对角上铺是从桦南县农村来的张少军。当时的大学生,到了晚上睡觉前,总是七嘴八舌地议论时政。我常常口无遮拦,发表一些比较出格的言论。张少军很少插话,平常他也比较蔫。到了大学毕业时,他有点神色不定,因为听说可能要被分回老家桦南。

可是我“救”了他,使他分到了北京香山的国家安全部门。因为他躲在被窝里,偷偷地记录了我在宿舍里的政治言论,写成了一本子,毕业时交到了校党委。结果他被学校认为觉悟高、思想红,北京安全机构只有一个名额,就给了他。

同学们都毕业走了,我却被留校审查。当时的黑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夏毅文很左,人也不是那么精明。有一次他跟我拍桌子,说我不交代后果会怎样怎样。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宿舍讲什么?你是瞎编的,来讹诈我。他竟脱口而出,你们宿舍的张少军同学都记下来了,这里有一本子你的错误言论!你再不交代就晚了!

本来大学毕业时,我通过写诗和诗歌理论,有了点小成绩(还入了官方作协),加上诗歌界朋友、编辑的引荐,好不容易得到北京《诗刊》一个名额,指名要我。那年头,能进入全国一类刊物,实在可谓命运转变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却因被告密(当然还有主持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路社”的原因)而葬送了。

我被视为“坏学生”要被分到边疆小镇黑河。后来由于副校长鲁刚曾是右派,有过被整经历,对我比较同情;中文系还有五位教授联名,请求把我留校。最后系主任尚鹤祥想出一个折衷办法,既不分北京,也不发配黑河,留在了哈尔滨一家宣传计划生育的健康小报。否则真的分到黑河,如果中国不发生变化,继续毛时代的情形,那么我人生的这一个巨大反差(从首都到边陲小镇,从国家级刊物到末等小报)就可能影响我一辈子。大家不要忘记,当年的时空环境对人命运的影响有多大。

我这上述三次被告密,都是告密者在毫无政治压迫的情况下,主动去做的。这里难道没有人心之恶?可以一笔都算在制度上吗?

第四次被告密,是我在广东的《深圳青年报》时。我在黑龙江那个小报困了两年之后,毛遂自荐调到了《深圳青年报》。这张报纸因发表了很多出格的文章,像王若望的“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方励之的“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刘晓波一炮打响的演讲“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等,最后以“劝邓小平退休”为爆发点,被关闭。(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报纸还不敢探讨这些问题,这到底是我们青年报的悲哀,还是中国的悲哀?!)

当时中宣部派来一个姓关的处长,带着工作组接管了报社。在审查期间,由于老关人显得很豪爽,又是我大学同学、后在《深圳特区报》做编辑的李明英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时的同学,所以很快成了哥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聊天,几乎无话不谈。报纸关闭时,由于我从东北调进报社的徐敬亚、吕贵品户口还没落下,市委坚持把他俩发回吉林,我们几个人还在一起商量怎么跟市委斗智,设法把他俩妻子的户口先落下,等等。报社关闭后,由于老关喜欢深圳,就没回北京,我们还继续是哥们。

但后来发现,对我们的行动和想法,市委好像都有了解。比如有一次我和徐敬亚、吕贵品去海南参加一个“酒文化研讨会”,人刚到海口,就被会议方面通知,不能到会场,说海南公安局接到深圳方面的消息不许我们参加会议。我们三人被窝在旅馆,很是气愤。这事没几个人知道,怎么海南公安局了解得那么清楚?后来从一位和市委书记梁湘、常委邹尔康关系都非常密切的记者朋友那里得知,老关实际上是个两面人,他把我们的想法行踪等等,都密告了市委。老关后因贪污公款被判刑,听说现在还在监狱。

我这样一个小人物,还不是在反右、文革期间,就经历多次被人告密。可想而知,在残酷的政治运动期间,又有多少人,因被政治告密而遭受更大的人生灾难!如果今天都以李锐、于浩成的观点,不要纠缠过去,把它都归罪于制度,来一“制”遮百丑,那么那些因被政治告密而造成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事业前途被毁,就都一笔勾销了?那中国人的世界还要不要谈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为什么西方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追究纳粹时代出卖犹太人(造成迫害或死亡)的德国人?他们是否也可以都归罪于制度,或说是执行公务(上级命令)?如果没有人本身的品德的善恶问题,那为什么会有德国商人、军官等冒死保护犹太人?

对于当年那些告密者,今天很难法律追究,但起码得道德谴责。这不仅可能促使当事人的良心发现,还可能对今后的告密者构成一种心理制约,不可以心安理得地告密、出卖他人。

我把和上述事件有关的人名都列了出来,一是为了证明事件的真实性;二是认为今天谈这些已经不会给任何当事人带来政治麻烦;三是期待有过告密历史的人能有一个自我反省。如果告密者能够公开反省,给大家一个明辨是非、思考做人道德底线的机会,那不仅不是耻辱,而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甚至令人感动的。

最近看到一篇介绍加拿大记者黄明珍(Jan Wong)对当年告密行为的忏悔道歉文章,相当感慨。当年才19岁的第三代加拿大华裔黄明珍因被西方左派蛊惑,热爱毛式共产主义,文革期间前往北大学习。当时她是周恩来特批的两个外国学生之一,完全被当局掌控。但有一天,在没有“特定老师”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中国女同学跟她说,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去美国。黄明珍很不解,中国那么好,怎么还要往外跑?她把这事报告了校方。

后来她当加拿大驻京记者时,目睹了六四屠杀,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她翻看以前日记,想起当年曾告发一个同学,感到后果可能严重。她带着丈夫和孩子,从加拿大到北京,打听那个同学的下落,要当面道歉。后几经寻找,终于跟那个同学电话联系上了,约在北大见面。黄的儿子很紧张,担心妈妈可能被那个同学雇人揍一顿,因为听说那个同学最后没毕业,被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多少年的岁月被葬送了。但见面时,那个同学上来就给黄明珍一个拥抱。黄不解。这个同学说,当时她把出国梦也告诉了其他同学,有24个人告密;但现在只有黄明珍一个人,还是不远万里从外国来,跟她道歉。

为什么那24个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道歉?从李锐、于浩成等不把告密当作严重的人品、人心善恶问题,而统统归给制度来看,还有相当一批中国人,不把这种严重缺德的行为看得很重,这等于不把摧残别人生命的事看得很严重。这才是严重问题!

2009年4月29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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