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希腊拒走博茨瓦纳之路

人类进入21世纪不久,世界经济就被希腊拖累。希腊人口才1078万(不到台湾一半),排世界第76位,其生产总值(GDP)只占欧洲的2%,放在世界天平更是微乎其微。如此小国影响世界经济,按逻辑是不能成立的。但因为希腊是欧元区成员,它欠债三千亿美元,到期不还,还扬言要退出欧元区,导致欧元区主要大国(德国法国等)恐惧,担心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欧元区崩溃。

希腊虽是小国,名声却很大,因人类民主的第一站就在雅典,然后是罗马的元老院(议会政治雏形) ,再就是伦敦(《大宪章》和洛克的个人三大权利说),一直走到费城,以《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确立了以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价值的宪政民主。

希腊不仅是典型的欧洲国家(几乎都是白人),而且是基督教国家,信奉东正教者占人口98%。那么它的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

如果留心美国知名智库《传统基金会》(HF)每年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至今已发布了25年),包括刚发布的2015年报告,就能明白问题所在。

过去每年的传统基金会报告都展示:全球国家,只要有经济自由的,都会蓬勃发展、民富国强。而缺乏或没有经济自由的,一定落后、人民贫穷。

2015年的《传统基金会》报告中(列出186国),希腊这个欧洲国家,却与美洲的委内瑞拉(那个热衷社会主义的反美小霸王查韦斯曾当权的国家)、共产古巴、左派掌权的巴西,以及亚洲的穆斯林国家印尼等,被列为“缺乏经济自由或没有自由的国家”。因为希腊热衷福利社会主义:大政府、高赤字、高福利,结果巨额欠债,多年陷入经济困境。在如此现状下,在最近的大选中,却是更左的前共产党人当选总理,使希腊的经济前景更加黯淡。

但同样是小国,非洲的博茨瓦纳(Botswana)却展示了完全不同于希腊的经济景观:

1966年才从英国属地独立出来的博茨瓦纳,却走了一条跟希腊这个所谓文明古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实行了充分的市场经济政策:低税收,限制福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限制,平衡预算,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吸引外资。更不要说民主选举,法治等。

传统基金会的报告说,在博茨瓦纳的邻国(南面是南非,左边是纳米比亚,右边是津巴布韦,北部是赞比亚)等整个非洲大陆都陷入贫穷和腐败之际,这个走自由经济的新兴国家却经济蓬勃而健康地发展,过去三十年来,不仅成为非洲大陆,而且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华尔街日报》文章引述说,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博罗内,外国直接投资和正在兴起的新建筑物等到处可见。外国游客蜂拥而至。1966年博茨瓦纳独立时,人均收入只有70美元,是当时全球排名第三的最贫穷国家。而现在博茨瓦纳的人均收入是16377美元,增加了235倍!早在2004年博茨瓦纳就被权威的穆迪(Moody)评估信用为A级,成为非洲信用风险最低的国家。2013年博茨瓦纳被“国际透明组织”列为全非洲最不腐败的国家,全世界排名第30位,高过很多欧洲及亚洲国家。把希腊和博茨瓦纳比较,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第一,肤色不是问题。希腊基本都是白人(黑人少到没有统计数字),博茨瓦纳基本都是黑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加起来只占其人口的0.5%)。这说明,在经济自由问题上,种族肤色,甚至文化,都不是障碍,黑人照样可以自我管理,甚至完全超过白人的希腊。

第二,信仰也不是问题。因为两国民众多数都信奉基督教。在希腊,信奉东正教(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的占人口98%,是绝对多数。在博茨瓦纳,信奉基督教的,占人口71%,不信教者占21%。

第三,国家历史的长短更不是问题。希腊有近五千年的历史,而博茨瓦纳则是全球最年轻的国家之一,至今独立才49年。

那是什么导致了两国经济景观完全不同?很简单:博茨瓦纳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希腊热衷社会主义(政府垄断)。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是:博茨瓦纳走的是英国思想家洛克理论上奠定的、美国建国先贤具体法律化的“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真正自由主义的方向。其根本分界线在于:个体自由。

导致两个国家选择两种不同经济政策的背后,当然是有原因的。比如,虽然两国民众多数都信奉基督教,但博茨瓦纳的人民多是信奉新教(美国也是如此),而希腊的98%人民信奉的是东正教。而东正教可谓“原教旨基督教”,比天主教更加守旧、形式化,历史以来都是跟权力者合作的。这点在俄国更是如此。俄国的专制传统跟东正教是俄国的国教有重要的连结关系,因两者在强调群体主义这个旋律上非常合拍。

另一点重要的不同是,博茨瓦纳的人民多数说英语。这种语言(背后是文化和其推崇的思想价值)连结,更可能促使该国人民,尤其知识精英,更多接受英美的理性主义文明。

而希腊的多数人则能说法语(虽然希腊语是官方语言),所以更多潜移默化地受法兰西的那种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这一点在非洲大陆的表现是很清晰的:那些曾是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国家,其精英们多会法语,独立后就基本热衷法国式社会主义,有的甚至向往更社会主义的红色苏联等。

无论是宗教因素,还是语言因素,都影响到思想价值的取向,最后都体现在政策(制度)的制定上。其分界线也很简单:选择英美的主体思想价值,就是走保护个人自由、保护个体权利的资本主义道路;选择法俄的主体思想价值,就是走强调国家和群体的社会主义道路。

两种价值选项导致的不同结果,在“传统基金会”2015年的报告中清楚地体现出来:是否尊重和保护个体自由,是否给经济自由更多的空间,直接导致贫穷或富有的不同结果。

例如美国人均收入超过五万美元,而共产古巴才11610美元;民主的以色列的人均收入是34770美元,而其邻国黎巴嫩只是14845美元。这当然是因为以色列的经济自由度远远超过黎巴嫩。而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目前人均收入才是美国人的12%。

传统基金会的报告说,以全球190多个国家来统计,经济自由的国家的人均收入(购买力调整后)是经济不自由国家的六倍!

但人类不可思议的悲剧是,面对如此清晰明确的现实,仍有无数人热衷希腊式的社会主义。而今天面对希腊左翼政府这种类似无赖的赖帐、耍赖,整个欧洲好像束手无策,这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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