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法国左派红潮带来的灾难

1968年5月,法国左派掀起造反红潮,其影响波及了整个洲际大陆的政治和文化。欧洲很多左派政府的产生,就和这股红潮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有关。

对法国来说,当时简直像是一场炼狱。在全球反越战浪潮,尤其当时中国文革红卫兵的传染下,法国左翼学潮兴起,被史家称为“六八学运”。先是巴黎的大学生示威,然后演变成暴乱。接着左翼工会加入,引发全国性罢工、罢课。巴黎街头出现了像1789年大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的街垒和巷战,最高峰时,约有一千万人加入抗议行列,整个法国简直到了一场大革命的临界点。

主导这场“五月风暴”的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红色苏联的左翼乌托邦,那个蔑视法治、崇尚暴力的罗伯斯庇尔传统,在这个时刻也开始呼风唤雨。参与这场运动的法国知名左派“公共知识分子”格卢克曼(Andre Glucksmann)把这场运动定性为:“希望改造世界,就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样”。

这场“红潮”的思想旗手,就是被称为“存在主义大师”的萨特,还有他的革命情人、宣扬女权主义的西蒙波娃。这对革命伙伴五十年代曾访问苏联,回来就说苏共的好话,为共产主义辩护。萨特还被卡斯特罗、毛泽东等独裁者请去做客,回来后就称赞共产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对毛的共产中国,尤其文化大革命,更是迷恋向往,赞不绝口。

当法国的学潮兴起时,萨特异常兴奋,四处奔波演讲,提出“必要的暴力”理论,煽动说“暴力是遗留在学生手中的唯一的东西,……在我们西方国家,学生代表了反对既定统治的唯一力量。”他和西蒙波娃最喜欢的学生口号是“把禁止禁止掉”,那就是要像中国的红卫兵那样,打破一切秩序、法律和道德,要建立一个像苏联和中国那样的“新社会”。

萨特鼓励青年人造反、革命、性解放,打破一切规矩和限制。他还把自由的法国描绘成像是“巴士底狱”,煽动年轻人说,没有理由把明天的快乐建筑在今天的不公不义、压迫和痛苦之上,要改善状况,就得趁现在。萨特俨然成了法国思想界的“毛泽东”,要指点江山、激扬“暴力”,颠覆法兰西。萨特的名声和影响力也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

即使今天,当年领导这场五月风暴的狂热毛派份子、物理学家吉斯玛(Alain Geismar)还说,“这场运动是成功的革命,但不是成功的政治革命。”因为他们没有像列宁“攻打冬宫”那样摧毁了政府、拿到政治权力。仍然极左的格卢克曼今天虽已高龄,却毫无反省,仍说五月风暴是“一座巨碑,应该推崇、纪念。”

当年以反越战、反以色列出名的英国左翼领袖阿里(Tariq Ali)近年还在伦敦《卫报》上撰文“所有激情都到哪儿去了?”哀叹今天欧洲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的示威劲头,缺乏六十年代那种“毅力和共鸣”,愤愤不平地追问,“激情”都到哪儿去了?

左派们的哀鸣可想而知,因为伊拉克战争时欧洲还有德、法、俄组成被称为“旧欧洲”的同盟,反对美国领导的铲除独裁者萨达姆的伊战。但今天,德国的左派施罗德政府早就下台,保守派的梅克尔总理出生在共产东德,深知什么是邪恶,上台后就实行亲美、减税、充分市场经济的典型右派政策;并改变左派施罗德总理要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立场,坚持批评中共践踏人权,呼吁“我们要有勇气批评中国”。

随后法国的变化更令世人瞩目。法国二战后从戴高乐开始,就有一种大国的衰败感和输不起劲头,从而嫉妒和杯葛美国,戴高乐执政的法国还曾一度退出了“北约”。后来希拉克当总统后反对美国领衔的伊战,就有这种背景。而希拉克当时手下的诗人外交部长(后又任总理)德维尔潘则以反美、崇拜拿破仑、对伊斯兰主义有浪漫情怀著称。而法国的国内政策,更是偏左: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国有化,推行福利社会主义经济。结果导致法国经济多年发展滞缓,不要说远落后于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在(保守派)萨科齐当选总统之前的五年中,其经济增长率才是英国的一半。

高税收导致很多法国人不堪重负而“出逃”,像国际知名的法国摇滚乐手强尼哈莱德,则被迫移民瑞士。他说,“法国加给我的重税,让我感觉厌恶,我受够了。”而在强尼之前,则有法国的汽车巨子、香奈尔大股东、家乐福合伙人、网球天后、当红名模等很多名人富豪,都因躲避高税收而迁离法国。

“受够了!”不仅是强尼等法国富人的情绪,更反映了被重税盘剥的欧洲其它国家中产阶级的感觉。所以才出现在“英国20世纪最佳首相”的评选中,强烈主张市场经济的撒切尔夫人荣居榜首。这还是英国左翼历史学家贝克特(Francis Beckett)主持的评选,连左翼学者们今天也承认,撒切尔首相任职期间,“扭转了英国战后三十年的福利国家体制和工会强权体制”。

撒切尔夫人推行私有制、减税,并坚定反对共产主义、亲美的政策,更被今天的英国选民怀念。英国《每日电讯报》几年前做的民调,撒切尔夫人被评为“二战后最受欢迎的首相”(丘吉尔排第二)。

美国《资商日报》(IBD)当时就此发表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强调市场经济、个人权利的保守派所以获胜,“原因基本都是一个:成本高昂、骄傲自大、反应迟钝的(左派)大政府干了它最擅长的事情——失败。”

(原题“欧洲左派频频败落”,曾刊《开放》2008年6月号;在此基础上改写)

201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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