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 纽约三老——夏志清、唐德刚、董鼎山比较

华裔作家董鼎山12月19日在纽约去世(高寿93岁),这个消息我最近才看到。有人说纽约有三老,指唐德刚、夏志清、董鼎山。他们三位都是1949年前来自中国的文人,多年前常在一起,且都长寿。唐德刚2009年以89岁高龄去世,夏志清走在2013年底,享年92岁。

三老经历、履历相似,但政治立场却很不同。唐德刚可谓三人中最亲共的,去中国参加官方的什么会议。他歌颂共产中国的崛起和能耐,也写过肉麻吹捧邓小平的文章。在美国政治上,没见过唐德刚有什么论述,只读过他公开抨击老友夏志清的文章,说夏老跟他随口发泄的几句对黑人犯罪的不满是种族歧视,以此展示他自己的“政治正确”。用什么“歧视”这个伪命题来攻击政敌是左派惯用的手法。

夏志清则一生坚定反共,在纽约的反共活动中,常见夏老的身影。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夏志清也跟他那一辈的多数华人学者不同,他是清晰的右派(保守派),明确支持共和党、小政府、自由经济,对福利制度深恶痛绝。

董鼎山跟唐德刚类似,是亲共的路子,但比较低调,跟中国国内一直保持不错的关系,所以一路都能在官方报刊发文章,更在美国的亲共《侨报》等有专栏。在美国政治上,董鼎山是清晰的自由派(左派)。当然,他的左倾(反对资本主义)是他亲共(向往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在人品上,最老的唐德刚最玩世不恭,谈吐作文都有一种流里流气的调子,甚至粗话连篇,很难让人把他跟“教授”的身份连到一起(当然了,如今玩世不恭的流氓教授已经比比皆是)。说实话,唐德刚的亲共并不特别,在美国的华裔教授们,以前就没几个不亲共的;现在呢,受不了北京红地毯茅台酒诱惑的就更多了。唐德刚的最大不同,是他的痞气,这点在那一辈海外华人学者中倒是比较少见的。大概就因为有这种“气质”,唐德刚才会跟台北的流氓文人李敖“意气相投”,因为他们到一起就可以插科打诨,惺惺相“嬉”。

从学术成绩上来讲,唐德刚主要有几本“口述历史”,其中《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比较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不是因为对唐德刚的兴趣,而是对胡适。

胡适当年曾跟唐德刚有过几次谈话(唐说是做哥伦比亚大学的项目),结果就被唐德刚“卖”了一辈子。我看过他那本《胡适杂忆》,感觉很不好!主要是受不了他写胡适那种流里流气的调子(跟温文儒雅的胡适正相反),而且其中有些内容感觉不那么地道、实在,因为和其它来源中了解的胡适不吻合,以致我曾想写一篇叫做“胡适认识唐德刚倒死霉了”的文章。

胡适是中国文坛少有的绅士,被唐德刚这种痞气的人以拿到“独家资料”的权威身份写一顿实在不是好事。因为唐德刚跟胡适是两类人,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沟通和欣赏;被唐这种人写,就等于被这种人践踏和耍弄了。这里胡适本人当然有一定责任。按说,跟唐德刚这种人一接触,就应该感觉到他是哪类人。当然,也有人推断,当年那个普通留学生唐德刚在大名人胡适面前一定是毕恭毕敬,而那时期的胡适则比较寂寞,所以有人恭维、请教,也就接受了。但自胡适离开纽约回台湾任中研院长之后,再没跟唐德刚有过任何联系,也没请唐博士回台参加任何学术活动,更别说请他回台任教等。这起码可推测胡适对唐德刚并不感冒。

三老中夏志清是老顽童,常常口无遮拦,随口像孩童那样评论,某某是好人,某某是个坏人,但他不说粗话脏话(起码我没听过),品行里也没有唐德刚那种痞气和“精明”,是个真诚的性情中人,经常很幽默,如果别人听懂了他的幽默,他就会像孩子那样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欣赏有才华的人,过于偏爱能写点东西的女性,以致多次被精明的“女作家们”给利用和耍弄了。

夏志清以中国文学评论出名,但对他的捧张爱玲、贬鲁迅,我完全认同。因为这两个人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张爱玲是写小市民的小说家(写得阴暗到令人无法忍受),而鲁迅是思考中国文化整体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两者的份量天壤之别!把两者对等,都属荒唐,再褒张贬鲁,那就不可思议了。夏教授在对中国文学评论的其它方面似乎头头是道,但到了张爱玲和鲁迅,我个人认为,是错得一塌糊涂

和唐老、夏老相比,董鼎山可谓谦谦君子。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起码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正经人。他的左倾是随西方知识分子的大流。他那些给中国人介绍的西方的东西,当然基本都是从左倾立场出发,左派欣赏和推崇的,而且也只局限于对一些作品的皮毛介绍,没有任何框架性的东西,也严重缺乏他个人的独立评析。但无论如何,他的勤于笔耕,从14岁开始发表作品,写到93岁,前后近80年,去世前三天还在报上发专栏,可谓写到最后一口气,这点是颇令人钦佩的。

但董鼎山走后,他的追思会是由纽约的共产党《侨报》办的,侨报副刊主编主持,中共领馆文化官员亲临。他去世前,中共领事已专程去探望,等于盖棺论定,你是我们的人。由共产党的报纸给董鼎山办追思会,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绝不是光荣。

对纽约“三老”,我只跟董鼎山没见过面,却只跟他打过两次笔仗,每次都是他先“发难”,我是防守回应,都是针对董鼎山和他的弟弟、翻译了《1984》的董乐山反目为仇的事。在董鼎山去世之际,我翻出这两篇文章重读一遍,觉得两场笔仗都是该打的。纽约三老去世,代表着在美华文作家一个时代的结束,但董家兄弟之争,代表的是人类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的争论。所以在此附上这两篇跟董鼎山笔仗的文章,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2016年1月18日于美国


曹长青:董乐山为何不原谅董鼎山

按照西方新闻界的一个不成文的默契,为同一家报刊撰稿的专栏作者,一般不会公开撰文相互批评。但在西方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对西方媒体似并不陌生的董鼎山先生,在《开放》9月号上(2003年),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指责我在上期《开放》上发表的“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水星”一文中指出“西方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是中国文革式的做法。他认为我的观点“非黑即白”是“文革陋习”。

什么叫文革做法?首先,它最关键之处在于,只允许一种观点存在,而用行政手段剥夺别人回应、挑战的权利。今天董鼎山可以在任何报刊上发表挑战、抨击我的观点的文章,我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怎么施行文革做法?

其次,关于语言。文革语言的明显之处在于没有事实根据的大话、空话,侮辱、谩骂,和乱扣抽象帽子。但是,无论多么恶劣的语言都并不可怕,只要允许被挑战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坛照样有相互非常刻薄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但没有人会以为然,因为谁都无法阻止别人的挑战。那些不以事实说话,而只有空话和谩骂的,只能自取其辱。

● 为什么左派恨美国

我来美国这十多年来,一直很注重自己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在批评文章中,力求准确辛辣,但绝不用空话和谩骂。这主要还不是担心“文革语言”,而是因为空话和谩骂没有力量。我已经不止一次见过董鼎山这种讲理讲不过别人,就给扣“文革”帽子的做法,但我不会反过来指责那些乱扣帽子的人才更“文革”,因为我完全可以回应,让读者判断谁更有道理。

现在回到我的文章“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水星”。首先,西方左派(尤其是极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这种结论根本不是我的发明,这在西方是常见的现象,常识般地为人所知。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有太多的文章了,随便去Google就可以查到一大堆。近年更有畅销专著《为什么左派恨美国》(《Why the Left Hates America》by Dan Flynn),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常识”。中东问题专家、《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家派普斯(Daniel Pipes)曾在去年11月12日的《纽约邮报》发表题为“仇恨美国的教授们”(Profs Who Hate America)的文章,点了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首的几个左派大学教授的名字,指出他们是仇恨美国。

美国最坚定反对共产主义、最热烈推崇资本主义的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安.蓝德(Ayn Rand)曾说,左派知识份子是为虎作伥的爪牙。美国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说得更彻底: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难道他们这种“非黑即白”的、对西方左派的痛斥都是中国的“文革做法”吗?

● 做思想坦诚的知识人

自三、四十年代至整个冷战期间,西方左派同情、向往共产主义,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不仅不是奇事,而是知识界的普遍现象。在美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董鼎山先生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实吗?还是由于他本人多年来一直持左倾观点,所以对我强烈抨击西方左派的文章无法不敏感?

董鼎山先生指责说“非黑即白的态度要不得”。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灰色地带!在恐怖主义和反击战之间“非黑即白”;在极权专制和民主体制之间“非黑即白”。作为一个思想上坦诚(intellectually honest)的知识人,我从来不回避自己属于右翼,因为我从来不想讨好所有人群。

而董鼎山先生有胆量承认他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吗?说自己不左、不右、不黑、不白的人,不是头脑不清楚,就是gong利城府太深。为《开放》撰稿的作者,大都在国内无法发出文章,而董鼎山先生则是极少数的可以在极权的中国仍有发表文章特权的作者之一,还有能上《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殊荣”。能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人,自然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人。

尽管多年来我对董鼎山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发表的许多明显左倾(甚至亲共)观点,都持反对态度,尤其由于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中国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的哥哥,而他们兄弟之间的对共产社会认识的巨大差异,曾多次令我欲撰文评论。但碍于同是《开放》专栏作者的原因,一直未提笔。现在董鼎山先生率先打破规矩,那我就不会客气。

● 骨灰不留在专制的土地上

在西方华裔中,类似董鼎山这种多年左倾、却从不反省的文人大有人在,但我认为这里面董鼎山是最不可原谅的一个,就因为他是董乐山的哥哥。在中国所有的翻译家中,董乐山是最令我敬佩和感动的,因为他翻译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和《奥威尔散文集》等这些深刻揭示极权社会黑暗的作品。只有对极权社会彻骨痛恨的人,才有可能用心血翻译这些作品。在他那一代中国知识人中,有翻译能力的大有人在,但明显地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作品价值的人屈指可数,否则怎么这仅有的几本关于极权专制的书,竟然都是董乐山先生翻译的! 

董乐山先生能选择翻译这些作品,绝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出于他对极权社会的清晰的认识。生活在专制下的董乐山先生,在专制和自由的选择之间是非常“黑白分明”的。据国内作者的回忆文章,由于他的某篇文章无法通过审查,他曾宁可撤稿,也不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改变观点,他尊严地说“我不会写遵命文学!”一个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宣言!在那个制度下!董乐山先生去世后,连骨灰都不留在专制独裁的土地上,让亲人带到美国;其对专制和自由的黑白真是太分明了!

● 自由人不能为监狱辩护

相比之下,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董鼎山先生,却曾用许多文字在中共的报刊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热嘲冷讽。在七、八十年代,董鼎山是少有的几个能在中共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海外华人作者,其观点多附合中共意识形态(当然,否则怎么发得出来!)。西方当然有许多可抨击之处,但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其迎合中共宣传的意义一目了然。鼎山、乐山两兄弟不和,是董鼎山本人也承认的事实,而这种不和主要是在对中共的观点上。直到1997年,董乐山还指责董鼎山“为中共讲话”。据2001年《开放》杂志对董鼎山的采访,他表示由于董乐山至死都没有向哥哥说句道歉,所以他很伤心。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我很吃惊,怎么应该是董乐山给董鼎山道歉?完全应该是董鼎山给董乐山道歉才对!

在我上大学的年代,通向海外的窗口是极为有限的,在那少得可怜的信息中,董鼎山那些对西方社会的偏见文字就占了相当的份量,所以很扎眼。他的那些关于美国的介绍,基本没有超出中共意识形态的轨道,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附合共产主义思维的麻醉剂。而董乐山的作品给人的是,启迪灵魂、认清共产主义邪恶的清醒剂。1986年我在深圳第一次读到董乐山翻译的《一九八四》时,那种巨大的震憾至今难忘。当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官僚化、极权化使世界变得黑暗”的书评,急切地希望更多的读者去看这部著作,该文最后一句话是:“请君一读,定会感慨万千!”

近年来,董鼎山的文字有了一定的转变,对中共有了几分含蓄的批评,但他不仅从来没有反省过当年那些附合中共意识形态的文字,也没有改变其左倾观点。当然,那些观点从根本上是来自一个源头的。

其实,简单清楚地归纳一句话: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功夫,抵消著董乐山用血和泪所做的努力

——原载香港《开放》2003年10月号


曹长青:再谈董乐山不原谅董鼎山

在我自己的思想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来自中国作家的影响很有限;在这有限的几个人中,翻译家董乐山先生是一个。不是被他本人的作品,而是被他的翻译作品。几本有限的关于极权社会的英文著作,如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竟然都是董乐山先生翻译的。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读到《一九八四》,由那本书所产生的对极权社会的理解和痛恨,远超过我本人由于在共产社会的生活体验而带来的对独裁专制的认识。所以对翻译介绍这些作品的人,一直心存感激,更有一份和译者的无言的共鸣。

今年1月16日是董乐山先生去世十周年。他的哥哥董鼎山先生在上期《开放》撰文,再次提到他和弟弟因思想差异而产生的争执和隔阂,而且董乐山到死都没有原谅董鼎山的“为中共张目”(董鼎山引董乐山语) 。董鼎山为弟弟没有原谅他而伤心,同时耿耿于怀地再次指责董乐山是“在极权社会中成长的知识人士,往往养成一种看事物很极端的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是“非黑即白”,然后给扣“文革陋习”的帽子。

董鼎山自己“帮中共讲话”(董乐山语),除了董乐山会把他“厉声大骂一顿”之外,别人也并没和他过不去(那种左倾、反美的东西,当今亲共海龟写得比董鼎山更“有质量”);可是他自己却一再撰文批评别人反共、亲美的观点是“非黑即白”,并给扣文革帽子。就此,我曾在2003年写了题为“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灰色地带”的文章,指出“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功夫,抵消著董乐山用血和泪所作的努力。”怎么应该是董乐山给董鼎山道歉?完全应该是董鼎山给董乐山道歉才对!”

五年过去,董鼎山不仅仍然相当左倾,也依旧不解董乐山对他的愤怒,更对我的批评无法释怀。不过他在上期《开放》文中贬义地指我“对中共嫉恶如仇,犹如乐山”反倒让我颇感褒奖。本无意再撰文,但由于董鼎山再次提到董乐山的不原谅他,使我联想到美国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对她妹妹的绝不原谅。因尚未看到中文世界有人提及这一段,所以觉得值得一叙。

● 安.兰德为何跟重聚的妹妹反目

安.兰德在21岁(1926年)时离开苏联来到美国,从此用英文写作,成为二十世纪最影响美国人思维的小说家(不是“之一”)。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全美最大读书俱乐部1991年联合举办的“最影响你人生的一本书”的问卷中,排名仅次于《圣经》。她对极权世界对人类的践踏,痛恨到没有一毫米可原谅的余地。由于她对西方左派的毫不妥协的、黑白分明的痛斥(称西方左派是为虎作伥的爪牙),所以从来都被以亲共、亲左、反美为压倒多数的西方知识份子们严重排斥。这是中国人直到近年才听说这个名字的原因。

安.兰德离开苏联后,前十多年还和家人保持通信联系,二战后则音信断绝;后来听说家人全部在战争中被炸死。但事实上,她最疼爱的、和她最趣味相投的小妹妹诺拉还活着。七十年代中期,诺拉在一本美国杂志关于当代名人的介绍中发现了姐姐安。她马上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寄到那家美国杂志社,请他们帮助转寄。安在接到编辑部打来的电话、听说她的小妹妹还活着并寄了信来的时候,喜极而泣。她随后设法把47年没见面的妹妹(和妹夫)接到了纽约,在自己住的楼里给他们租了带高级家俱的公寓,并准备在新泽西的俄国人社区给他们买房子,让他们永远留在美国。 

但姐妹相见后立刻发生了冲突。倍受共产洗脑的诺拉认为所有外人,包括安请的司机、佣人、朋友等,都是监视她们的间谍。诺拉虽然也觉得苏联缺少自由,但同时又认为,“自由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也不是政治活动家。”而且诺拉迅速就开始抱怨美国,认为纽约脏乱差,还不断说列宁格勒有多好。安一开始还努力试图给她解释,但很快了解了诺拉的不可救药。尤其是会英文的诺拉竟然对姐姐那些影响了无数美国人的书毫无兴趣去读,这也让安非常伤心失望。姐妹俩关系迅速恶化到几乎无法对话。结果六个星期后,诺拉夫妇就决定回到苏联。从此姐妹俩再没联系。而且后来一提起诺拉,安就十分愤怒。安去世后,美国友人给诺拉打电话告知这一消息,诺拉也淡然无反应。

在这个真实的故事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诺拉跟谁抱怨美国,也不应该跟那个比全世界任何人都更热烈推崇美国价值的安.兰德抱怨;跟谁赞美苏联,也不应该跟那个和极权世界不共戴天、不仅对苏联,对整个俄国都绝不说一句好话的安.兰德去赞美。董鼎山、乐山的故事,也具类似讽刺:海外文人尽可撰文亲共左倾,却最不应该是那个对专制厌恶至极、中译了最多反极权著作的董乐山的哥哥。

安和诺拉姐妹俩的反目,虽然和董鼎山、乐山的反目相反,是住在自由世界的姐姐不原谅住在极权世界却为苏联辩护而不珍惜美国的妹妹,但从根本上来讲是同样的,那就是∶痛恨极权社会的一方,不能原谅对独裁社会的任何辩护;对专制政党,更没有余地。原则高于血缘和亲情。没有对极权社会的深恶痛绝,就不会有对自由像呵护生命一般的珍惜和不顾一切的追求。

● 夏志清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相当一批享受自由世界的华人,都拐弯抹角地为专制的存在辩护。在董鼎山那一辈人里,亲左、亲共是普遍,不是异数。但异数绝对有。我2003年那篇批评董鼎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在一个会议上见到夏志清先生,他马上对我说,“你骂董鼎山的文章写的好,写的好;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只是夏志清的口头禅而已,他对所有反共的人都称赞“你太伟大了,你了不起”,大概是因为他在同代人里接触到的亲共华人远超过反共的)。事实上,像夏志清这种根本没受过共产蹂躏的人,能认清专制本性,坚定反共,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和董鼎山同样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来到美国,同样是没有亲身体验过共产专制的暴虐,但夏志清始终如一的坚定、坚决、义无反顾的反共,一直令我很敬佩。夏志清和董鼎山都住在纽约,年龄也相仿(夏志清1921年出生,董鼎山1922年),两位的同样高寿和思维活跃,倒是同等令人佩服。但根本不同的是,凡是和反共有关的会议,夏志清是每请必到,而董鼎山则从不见踪影。当然,或许人家都知道他的立场,也不请他。

其实,安.兰德的妹妹,只要认真地读读自己姐姐的作品,就应该会了解为什么极权社会不可被容忍,为什么那麽多美国人推崇自己的姐姐。同样,董乐山的哥哥,只要认真读读自己弟弟的翻译作品,他也应该会明白,为什么反共是没有任何余地的,为什么会有像我一样的中国人感激董乐山的努力。

我周围的亲友,不乏如兰德姐妹和董家兄弟这种原本亲密无间的血肉之情,却因在自由和极权两个完全不同社会的生活而反目绝情。故事讲起来容易,但这背后有多少伤心、失落,多少遗憾,多少无法挽回的不了情!董鼎山先生可能比我体会更深。他那篇文章的题目“至爱兄弟不了情”颇令我感觉他那份伤感、伤心。比他年轻的弟弟却早在十年前就故去了,这难道和专制没有关系吗?盼董鼎山先生保重,好好享受你的自由世界。无论自由世界有多少人为专制辩护,为独裁添砖加瓦,我都庆幸他们能生活在自由世界。

自由是多么美好,但我从不敢忘记那些仍在专制梦魇中的兄弟。

——原载《开放》2009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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