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古拉格肯定会再发生

美国《华盛顿邮报》女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2003年出版的专著《古拉格:一部历史》(Gulag: A History)曾获普利策奖,受到高度评价。美国《新闻周刊》称它是“出自西方作家的最权威、最全面的共产苏联记录。”英国《经济学人》说“它应成为20世纪那种最邪恶的东西的标准历史。”伦敦《金融时报》说其价值“无论在俄语或其他语言中都没有过,应被广泛阅读。”《洛杉矶时报》说该书“应放在任何读者的书架上”。

这本近700页的重要著作今年终于有了中译本(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译者戴大洪)。这是中文读者的庆幸,因为此书的作者、内容、结论等三方面都具独特性。

阿普尔鲍姆1964年出生于华盛顿,毕业于耶鲁大学。早期曾是英国《经济学人》驻波兰记者,后加盟《华盛顿邮报》,还曾成为该报“社论编委会”成员。她在1992年嫁给现任波兰外交部长的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后去华沙居住,2013年加入波兰国籍。

在美国的左右派光谱中,阿普尔鲍姆虽然长期给左翼的《华盛顿邮报》写专栏(现每月两篇),但思想倾向于保守派,这可能与她长期关注研究苏联及东欧的共产主义邪恶有关,她发现了西方左派和共产主义的内在理念连结性。

她的丈夫也是一位保守派,青年时代就支持瓦文萨领导的反抗共产主义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后在英国留学时申请政治庇护获准;在剑桥和牛津大学期间,就跟现任英国保守党首相卡梅隆、保守党伦敦市长约翰逊等成为思想的朋友,共同参与保守派学生联盟。

《古拉格》一书被译成全球20多种主要文字,是研究共产主义集中营制度的重要著作,并获得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奖“普利策奖”。虽然美国有很多“苏联问题专家”,但大报专栏作家中,像阿普尔鲍姆这样致力研究东欧和苏联,写出专著并获奖,很可能是唯一的——这是“作者的独特性”。

里程碑式的巨著

这本书的内容更有不同凡响之处。谈到古拉格,人们自然想起索尔仁尼琴的那本几乎同名的巨著。但两书有很大不同。索氏的《古拉格群岛》当然是撕开共产铁幕(集中营)的开山之作,具独特地位和作用。但当年索氏是政治犯,能接触的资料有限,而且他的书是“报告文学”方式(索氏自称“文艺性调查”),那么哪些是“调查”(真实),哪些是“文艺”(虚构)?在西方,“纪实”和“虚构”两大类界限很清楚。阿普尔鲍姆这本书则完全是纪实作品。由于苏联解体,作者接触到很多当年资料,采访了众多当事人,有翔实的引证(书尾的注释索引有91页,占全书页数13%以上),因而更真实全面。另外在文字上,索尔仁尼琴的书有很多繁杂报告,文笔也拖沓,不易阅读。而阿普尔鲍姆是写报纸专栏出身,文字通俗流畅,在资料和历史背景上也取舍精炼,因而更具可读性。

阿普尔鲍姆写出了《古拉格》的本质变迁:它设立的初衷跟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奥斯威辛是一样的,只不过列宁、斯大林把镇压对象定为“阶级敌人”。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发明一种理论,认为革命自然带来反对者,它是一种新型罪犯,这种“阶级敌人”是难以改造的,只能被“消灭”。所以在西伯利亚等寒冷偏远之地建造了集中营,让关押在那里的“阶级敌人”自然死掉。

这当然比奥斯威辛毒气室杀人过程缓慢,被认为浪费苏维埃的资源;于是犯人被强迫劳动。高潮时苏联有476个性质不同的劳改企业,从土木建筑、农牧养殖,到飞机大炮的设计。阿普尔鲍姆拿到的统计是,总共有2870万人被强制劳动,从1929到1953年的斯大林时代,囚犯死亡达275万,等于平均每月死近一万,连续24年(四分之一世纪)!

逃犯把活人当“食物”

该书很多细节惊心动魄。篇幅所限,仅举三例:一是温度。我出生在中国北部最寒冷的黑龙江,深知严寒之苦(至今恐惧和痛恨冬天)。但记忆中最冷也就是摄氏零下40多度。而在古拉格,这种温度仍要户外劳动,只有超过摄氏零下50度,才可停工。有一年停工15天,有一年只有三天,不是天气变暖,而是因为当局需要更多劳动定额,他们把温度表改了!

另一个是逃脱。西伯利亚没有人烟,出逃没食物就得饿死。古拉格也关押很多刑事犯,他们逃脱时总要带一个人,没食物时就吃掉他。这个将成为食品的人被称为“行走的供应”(walking supply)。被带走的人首选是厨师,因他们不那么骨瘦如柴,比较有肉。有时还带小孩,更容易被杀掉。其中最残忍的一幕,是狱中一对好友结伴出逃,他们带了个“行走的供应”。但把那个人吃完了,还没见人烟,两人都动心思杀死对方。晚上两人都不敢睡,硬挺着假装聊天。最后一方终于瞌睡,另一个就割断他的喉咙。这个逃犯被抓获时,身上还揹着几块“肉”。

再一个是洗脑。斯大林死时,古拉格有囚犯不仅悲伤,还把家里送来的一点钱捐给了当局(建纪念碑)。这场面让人想起奥威尔《1984》中那个革命者史密斯,被老大哥(当局)抓获、拷打、洗脑后,不仅真真实实地把四个指头看成了五个,被处决时竟带着感激老大哥的微笑……。古拉格简直比奥斯威辛更可怕,因为被毒死的犹太人还没有感激希特勒的。

好莱坞导演朝拜卡斯特罗

德国有学者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可是有了古拉格之后呢?但阿普尔鲍姆却给出这样的结论:古拉格肯定会再次发生!

作者的理由是:在当今俄国,没多少人愿意谈论和记忆古拉格,对她采访这个事,人们都很烦,甚至围攻她,指责西方记者总是对俄罗斯的阴暗面感兴趣。更根本的原因是普京当局不仅没有清算古拉格,并有意回避。当然了,俄国总统是前克格勃,这个国家怎么可能清理那段血腥历史?

阿普尔鲍姆还特别提到西方因素。她说,所以写这本书,最初的刺激是看到布拉格大街上有人出售苏联的军用物品:军帽,镰刀斧头勋章,还有列宁、勃列日涅夫像章等(当年我到捷克采访时也看到过),而“购买的大部分是美国人和西欧人”。阿普尔鲍姆说,如果这是纳粹徽章,美国人和西欧人就不会买,“所有人都会对佩戴卐字徽章的想法深恶痛绝。”但为什么西方对希特勒和斯大林“双重标准”?阿普尔鲍姆认为,主要因为主导西方主流媒体舆论的左派知识分子们,不少人至今仍把苏联共产主义视为“理想”。

大名鼎鼎的法国哲学家萨特当年赞美斯大林,歌颂卡斯特罗、毛泽东,但“名声却没有受到丝毫损害”(因左派媒体护着他)。在斯大林把成千上万名无辜的苏共党员关进劳改营时,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竟对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说,“越是无辜,他们越应该去死”(这可能是胡克这位纽约大学的左派教授后来转向反共的原因之一)。

即使人类进入21世纪时,伦敦的左派工党市长肯•利文斯顿还跟阿普尔鲍姆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别:不错,纳粹是“恶魔”,而苏联则是被“丑化”了。

好莱坞曾拍出《辛德勒的名单》、《索菲的抉择》等揭露纳粹邪恶的电影,也拍了日本集中营的《太阳帝国》,但对拍古拉格的片子却没有兴趣,因为这“不符合好莱坞(一路倾心共产主义)的口味”。斯皮尔伯格导演出《辛德勒的名单》之后,竟然还去共产古巴朝拜独裁者卡斯特罗,媒体报道说,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从晚上谈到凌晨,一气谈了八小时,在左翼理念上“心有灵犀不点通”。

“浅红”不愿批评“大红”

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中不仅历数苏联集中营的残酷、黑暗,并在前言中特别提出,为什么西方左派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还为苏联制度辩护?包括美国好莱坞的左倾们,为何排斥揭露共产邪恶的作品?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

也许阿普尔鲍姆“发现”了西方左派与共产主义的内在思想连结:那就是“浅红” (西方左派)不愿批评(苏联的)“大红”,因为它们的本质都是“红色”,思想根基都是群体主义(collectivism),即热衷以意识形态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公众利益等)剥夺个人权利,摧毁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均贫富和要平等的背后,是要建立消灭差异和不同的群体主义社会。

也许正由于这位美国学者看穿了这一切,她才在书的结尾写道,她“写这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这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

古拉格还会再次发生,共产主义会卷土重来!这是这位美国学者的预言和警告,因为她看到共产主义的根基仍然存在,包括在西方左派的理念之中。所以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不仅对当今仍劳改营遍布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它本身的警告,对西方和整个世界,都具有特别意义。

——原载《看》杂志2013年12月号

One comment

  1. 反人类的罪行是单方向吗?
    只有集体主义者施暴,而个体主义者不可能施暴吗?

    对此,我们不需要理论辩证了。
    事实是极端的个体主义者,必然鸡奸者婚姻全球化,人兽婚姻合法化的闹事者,以宪法的名誉,向人类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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