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拒绝俄国知识分子的毒药方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提升,“超美”,开始成为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的梦。提出“超过美国”的目标和理想并不错,但关键在于,要明白美国的标准是什么,它的根本价值在哪里;然后才谈得上怎样“超过”。否则像五十年代以全民大炼钢铁、群体主义的方式“超英赶美”,不仅是笑料,更可能给中国带来灾难。

一般中国人说“超美”,主要因为美国是大国,是强国;因此强调中国也要富国强兵,大国崛起,要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礼。不错,美国是强国,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强,其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十倍以上,年度军事预算七千亿美元,比全球其他十大国的总和还多。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或者说是美国价值的结果。如果中国人不能了解和实践美国的根本价值,那所谓“超美”还会是毛式大炼钢铁的幻想,甚至灾难一场。

美国的根本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文件,一是独立宣言,一是美国宪法。前者确立了个体最重要(而不是国家)的价值: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三大权利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力量都不可剥夺。而美国宪法的全部条款,则都是强调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美国文化:“小河有水大河满”

美国人在政治辩论中,动不动就强调“建国先贤”怎么说,就是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确立的这些根本价值和立国之本。而美国的一切繁荣、富有、强大,都是由于保护了个人权利。道理很简单,只有个人权利被保障,人,才会有自由,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成为强大的个人。而众多强大的个人,才能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是美国文化、美国价值、美国文明的核心。

中国文化强调“大河无水小河干”,注重的是朝廷、国家、政府的力量。那意思,没有了国家(更具体为是指政府)和社会,个人就什么都不是。群体主义(collectivism)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所谓中国文明的核心。

被称为“紫禁城红色文艺教头”的张艺谋,就把北京奥运开幕式导演成群体主义意识形态的经典。那种千万人的整齐划一,那种机器人般的震天呐喊,把国家民族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使那些具体的个人,在庞大群阵中,只是一个个的小黑点。按张艺谋的逻辑,群体是伟大的,天下是重要的,那自然就是掌管天下的皇帝决定一切;没有了群阵,没有了群体,没有了国家这个大河,你们这些个小黑点般的“小河”,就会干涸,就会板结。

而美国文化认为“小河有水大河满”,重视的是个人、个体主义、个人自由的能量。美国强调个体主义的哲学家、哈佛教授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他那本《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专著中,就明确指出,“个人是唯一的实体,个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绝对的价值;而社会和国家既非实体,也无生命。”

把这种哲学语言转成大白话就是: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人类的历史,国家都是虚的,社会也是虚的;只有个人,才是实体的存在。

因为个人是实体,而且是唯一的实体,那当然就有“绝对的价值”。在价值分量和顺序上,自然超越“既不是实体,也没有生命”的社会和国家。所以,个体是第一位的,而国家社会是第二位的。所以美国的文化是个人至上,个体权利要绝对保护,个人自由要绝对捍卫。事实上自然界也如此,没有众多分岔、支流的“小河”的汇集,哪有“大河”的波涛滚滚?

而如果不了解美国这种建立在个体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根本价值,只是一味做强国梦,甚至强调和美国价值相反的群体主义,中国不仅无法超美,还会“超”到岔路上。

随着中国国力提升,不要说官方学者多强调民族主义(而不是重个人自由)的富国强兵,有些自视自由派的学者,甚至所谓“民间思想家”,近年强调“俄罗斯精神、俄罗斯道路、俄罗斯启示”,也是一个危险方向。因为俄国历史已展示,所谓俄罗斯精神,就是用群体主义扼杀个人的精神;俄罗斯道路,就是东正教加马克思主义;而俄罗斯的启示:恰恰是人类应怎样避免俄罗斯式的灾难。

用棍棒“把人们赶向天堂”

和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甚至不关心政治不同,俄国在历史转型期的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则是大知识分子们特别关心国事,纷纷开出“救国药方”之际。这种对“大事”的关注当然没错,也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但几乎所有俄国知识分子开的“药方”都错了,不仅没把“俄国病”治好,却是把俄罗斯带入“癌病房”,其“思想梅毒”扩散到世界,给中国也带来巨大灾难。

当年俄国思想界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以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怎么办》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无神论的革新派,另一派是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包括后来的索尔仁尼琴)等信奉东正教的复古派。

革新派也被称为“亲西方派”,但他们“亲”的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而复古派,则“亲”的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两者虽势不两立,但其思想根基是一样的,都是群体主义、国家民族至上;是一条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强调的个人权利相反的道路。

激进的革命者别林斯基、巴枯宁,包括被美国评论家称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人”的赫尔岑等的错误更加明显,因为他们致力传播的要平等、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群体主义等,为后来列宁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暴政,铺设了道路。两者的思路,没有本质区别。

例如别林斯基曾主张,“俄国是婴儿,需要保姆;幼儿顽皮,就要处罚。让孩子完全自由,会毁了他;给俄国人一部宪法,会毁掉俄国。在我们俄国,自由,只是为所欲为的意思。”

别林斯基甚至明说,必须用暴力把俄国人推向幸福;如果他是沙皇,他会成为一名为正义而奋斗的暴君。后来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用枪杆子“把人们赶向天堂”。很多人不情愿,于是监禁、谋杀、拷打,如昆德拉所说,在通往共产天堂的路边,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别林斯基的战友中,赫尔岑是最独特的一位,他曾重视个体自由,察觉到“巴枯宁有一种地道的非人的性质”,俄国知识分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赫尔岑仍回到斯拉夫主义。

在俄国出生,后在英国任教的以赛亚.伯林在其《俄国思想家》一书中说,“在俄国,赫尔岑几乎单枪匹马创造了有系统地鼓动革命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他是革命运动的先驱。”编辑了该书、并写了导论的英国学者艾莉.凯利(Aileen Kelly)则说,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人和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

赫尔岑这句对俄国农民的歌颂,典型地代表了整体俄罗斯知识分子(无论革新派还是复古派)那种对俄国农民的盲目崇拜,他们把俄国农民视为最纯正、最敦厚、最原始(没被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污染)的拯救俄罗斯的力量,甚至被吹捧成世界的救星(挽救腐败没落的西方文明)。正是这种对俄国农民的民粹主义的歌颂推崇,为后来列宁的高举均贫富大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所以后来列宁在“纪念赫尔岑”的专文中赞美说,赫尔岑“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期起了伟大作用,具有真正的历史地位。”并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太多得益于民粹主义。因为前者的群体主义,为后者的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

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复古派,对别林斯基等左翼极为反感。托尔斯泰把他们称为“方向错误,智力薄弱,而妄图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说,“赫尔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几乎一无是处”。

但复古派开出的药方,却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认为只有俄国的东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没落文明。在普希金铜像落成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辞说,普希金代表俄国的民族特征、俄国灵魂、俄国人最有能力实现人类一体的理想;斥责西方资本主义是“压榨”,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足取,西方社会根基脆弱,崩溃在即;只有俄罗斯才是最伟大的,“灵魂圆融、精神统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这种种族主义论调,跟后来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优秀,德国才能拯救世界,没有本质不同。

俄国另一作家果戈理,则发表反西方、反自由的小册子,说他的地主身份是不可改变的,不是他要统治,而是地主身份生来具有,改变,就受到上帝惩罚;因世上任何权威,都是上帝授予的。

果戈理的这种上帝授予的地主权威论,跟美国独立宣言确立的个人权利论,正好相反。这可以很明确看出,美国知识分子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巨大思想区别:美国先贤是用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三大权利是天赋的(造物主授予的)来确保这些权利不被任何力量侵蚀、剥夺。而果戈理等俄国知识分子,却是用上帝赋予的说法,来确保他们作为贵族(地主身份)的地位和权威,永不可改变。而这种贵族和地主的权威地位的确立、被这种理论保护,就等于自然地剥夺了其他个体的权利。可以说果戈理前后的俄国专制和威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反自由、反个体权利的思路和体制上,包括今天的普京政权。

索尔仁尼琴是“最邪门的魔鬼”

当时俄国的这两大派知识分子,互相敌视,但根本点却一致,都崇拜农民,认为俄罗斯至上,视平等高于一切,反对西方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甚至拒绝议会民主,向往社会主义,要建成以农民为代表的强大俄罗斯,拯救世界。

即使后来亲身体验共产暴政的索尔仁尼琴,也完全是这种思路。索氏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共产铁幕,并坚定反共。但他开出的药方,仍是万变不离斯拉夫,俄罗斯至上。这位狂热的东正教徒在1973年《致苏共领导人信》中,痛斥美国民主是“荒唐胡闹”,西方科技是“罪恶之源”,流行音乐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绝境”;提出俄国应该“实行比共产主义更为民主的专制政治”。

同样出生俄国,后到美国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痛斥说,索尔仁尼琴“反西方,诋毁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义回响:斯拉夫主义。”索尔仁尼琴想要的,“是用东正教取代马克思主义,把俄国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状态”。“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者”,“从意识形态角度,他比苏联的当政者还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

但即使对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安兰德,也不会想像到,一生致力反共、批判斯大林暴政的索尔仁尼琴,晚年回到俄国后,竟写小说歌颂斯大林是“伟人”,因为这位独裁者曾建立“使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与西方抗衡的“强大俄国”。

应不计代价,避免俄国覆辙

以安兰德在《致新知识分子》中的分类,别林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都是误人子弟、图人害命的“巫医”。别林斯基虽然在中国大名鼎鼎,但在西方,按以赛亚伯林的说法,别氏“默默无闻”。不要说对别林斯基,对那个时代的整体俄国知识分子,西方都“乏人留意”。伯林认为,因为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向世界提供什么价值。只有总结人类教训时,才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想要强国,甚至超美,根本之路,是应借鉴英美式的重视个人、保护个体权利的思想价值和经验,也就是信奉古典自由主义,以“个体主义”价值为核心!而最不应该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的民族主义、群体主义、甚至东正教专制的所谓“俄罗斯道路”。正如艾琳.凯利在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导论“复杂的慧见”中所说,“俄国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训,那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免其覆辙”。

2015年6月8日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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