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从海外看陈水扁案

第一,违反程序正义、政治干预司法。扁案先被舆论审判,后押人取供、长期羁押等,都让人想到中国文革时毛泽东打倒政敌的方式,完全是意识形态压倒司法。而临时撤换(凭抽签拿到审理权的)法官,让判马英九无罪的人来审理、判决马英九的政敌,这是政治干预司法的明显标志,从而使扁案毫无公正公平可言。在三审定谳前夕,马英九总统宴请司法界高层主要人物,对扁案下指导棋,说什么“国民的期待”。最基本的司法常识是按事实审理,简直不可想像,一个哈佛毕业、做过法务部长的现任总统,居然要求司法界按所谓人群的“期待”判案。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如此明火执仗地用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实令人瞠目。

第二,没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陈水扁最早是因总统特别费案被起诉,随后立刻被戴上手铐。但马英九也因首长特别费案被起诉,司法机关为什么没有按照同等原则,给马英九戴上手铐?这本身就是司法双重标准!陈水扁被起诉后,就被羁押,在三审定谳前,被羁押两年多,理由是担心他“逃跑”。但马英九特别费案被起诉后,怎么不被羁押?为什么不担心马会“逃跑”?而且马英九还有美国绿卡,他妻子也不残障,更有“逃跑”条件。这样两种对待,完全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三,利用制度漏洞打击政敌。无论是特别费案,还是政治献金等,都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时代留下的后遗症,有严重的制度问题,应从政治层面进行改革,而不应用它作手段打击政敌。在马英九特别费案遭起诉时,我曾撰文,马英九不应因此被定罪,因这是制度漏洞的政治问题,不宜司法审理。任何政党拿司法做工具,损害的都是民主制度。扁案的主要症结,是如何看待政治献金问题。如认定陈接受政治献金是“受贿”,那为什么送钱的人不算“行贿”?实情是,如法律追究“送钱者”,势必牵扯出:他们也给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送了钱”,而且数额可能更高。送钱者不是行贿,拿钱者却是受贿,如此缺乏逻辑的判案,哪有最起码的司法公正?更有甚者,马英九拿到的那些政治献金为什么就不是“受贿”?根据媒体报导引述的李远哲和柯建铭的披露,马英九在选总统时,就有科技界等大老,给了他约十六亿台币。而马英九夫妇按规定公布的他们个人的十多个帐号中,根本就没有这十六亿。那这些钱都在哪里?当然马夫妇不用把钱汇到海外或把现金藏到银行金库,因为没有人敢查他们的账,国民党从来都是清算别人。

第四,政权滥用司法远比贪腐可怕。我在评论陈水扁案时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即使、假设陈水扁有贪腐,它造成的损害,只是毁掉个人;而马政府和国民党利用司法做打击政敌的工具,践踏司法而造成的损害,毁掉的是台湾的司法机制,毁掉的是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推崇“先圣后王”,过于强调人的道德性,什么圣人、完人等。而西方则是追求制度的完善,相信制度的保障,而不是什么圣人。相信“圣人”是制造和保护腐败的最大温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千苍百孔的制度,是远比清算陈水扁更严峻、更当务之急的问题。在野党对此议题不仅鲜有抗争的声音,甚至近乎成为顺应国民党宣传的牺牲品。

第五,扁案处理强化蓝绿对立,有损族群和解。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台湾蓝绿的对立,带有强烈的族群分裂色彩。马政府在扁案过程中的肆无忌惮,不仅表现了强权的霸道,也彰显了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毫不在意。陈水扁没被定罪前,被非法羁押七百多天;送进监狱后,还被和其他犯人关进一个房间。这实在过分!在南韩,全斗焕总统不仅被控贪污两亿美元,更有光州血案责任(下令镇压,导致近两百平民丧生)等叛乱罪,但被判处死刑后不久就被减刑,一年后就被特赦;在关押期间,他也没有受到任何羞辱和虐待。陈水扁执政八年,没有任何血债,所谓贪腐,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制度使然、历史共业。马政府这种做法,不是更刺激蓝绿对立的挑衅行为吗?

只是上述五点,就清楚地表明,陈水扁案不是一个司法案,而是一个政治清算案。但整个华人社会对这个严重违反司法程序正义的操作,远没有对所谓的贪腐愤怒,这个现状是华人社会习惯“人治”而漠视“法治”的最典型一例。

在整个扁案审理过程中,民进党始终没有对司法机关的违反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原则作出强有力的抗议;在五都竞选中甚至对这么重要的议题完全回避,对国民党狂热煽动扁案,以此转移它自己是最大的腐败、利益集团这个事实,既没有警觉,更没有勇气挑战。这不仅是绿营的悲哀,更令人对台湾的民主制度能否保住而忐忑不安。(作者曹长青为独立评论员)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10年12月12日“星期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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