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從評價卡斯特羅看西方左右派

卡斯特羅死了,古巴有了改變可能。但社會主義那種烏托邦理想,卻仍活在無數西方左派的心裡,不會隨着全球最長的獨裁者而死亡。也許這世界上永遠會有一類人,不親自被投入古拉格絕不回頭。當然,中國人里不也有在“古拉格”轉了幾圈的劉賓雁們,仍然至死嚮往社會主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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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兆豐銀醜聞和私有化出路

台灣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是繼續走向官商最容易結合的半資本主義道路,還是更進一步的市場經濟道路,這是新政府面臨的一個重要選擇。即使在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也不乏國營導致的慘痛教訓:美國最糟糕、最賠錢、最受非議的兩個企業就是美國國家鐵路(Amtrak, 簡稱美鐵)和國營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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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怎樣看待軍事政變

當今世界,最反動、最頑固的,一是政教合一;二是共產國家。其實兩者的本質都是政教合一。共產主義雖不信天上的神,卻把人間的暴君當神來拜,其宣傳洗腦的手段、做法跟宗教政權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在這兩種國家,軍事政變是能促進、推動世俗的憲政民主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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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奧巴馬謀殺黑人!

在迄今為止的共和黨代表大會上,最受聽眾歡迎的,不是川普的模特妻子講話,也不是他的兒女們,而是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因他口無遮攔、針鋒相對地痛批政治正確,清晰、明確地高聲喊出:“黑人的命重要”運動(black live matters)是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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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電視:曹長青談英國脫離歐盟:英美個體主義 vs 德法群體主義

曹長青:英國脫離歐盟的公投,第一,體現自由選擇的價值;第二,體現人民決定的權利。背後的深層意義是:英美所代表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和法國德國代表的群體主義(collectivism),這兩種價值的一種對立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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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從“政教合一”到“政經合一”

安蘭德是第一個從道德的角度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哲學家。她認為,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不僅是可行的,更是道德的,因為它提供了自由交換產品(包括思想)的機會,體現並尊重了個人權利。而政府主導經濟,以及各種剝奪個人私財的集體主義,不僅是不可行的(帶來貧窮和專制),更是不道德的,因為他們以“人民”這種集體的名義,用高稅收的手段,去追求所謂的“公共利益”。最後剝奪的則是個人的權利,個人的自由。對於政府主導經濟,安蘭德甚至說,“政府對企業的‘幫助’和政府的迫害一樣可怕。”安蘭德的追隨者、前美國聯儲會主席格林斯潘說,蘭德為資本主義確立了道德性,這點改變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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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克勞斯與哈維爾的分歧體現什麼

哈維爾雖然強烈地反對共產主義,也堅定地支持美國領導的伊拉克戰爭等,政治傾向明顯“親美”;但其經濟政策,卻仍沒有脫離共產主義的思路,或者說根本沒有明白西方左、右派到底在爭什麼,沒有懂得右派(保守派)強調和信守的“自由經濟”理念到底對人的自由具有何等意義。因此哈維爾執政時,仍是熱衷“平等”、重視“分配”、結果是增稅,擴大福利,強化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效能。當時任總理的克勞斯,則堅定主張市場經濟,強調自由競爭等原本資本主義價值。兩個人可以說典型體現了西方左、右派的針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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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 兩個西方,你選擇哪個?

一個是傳統的西方:那個產生了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彌爾頓、狄更斯、亞里士多德、亞當.史密斯、華盛頓、林肯的西方;那個人們捧著《聖經》上教堂、唱著鈴兒響叮噹歡度聖誕節的西方;那個贏了二戰、冷戰,正在和恐怖主義作戰、承擔人類道義責任的西方┅┅那個被稱為保守派的、右派的西方。

而另一個則是當代時髦的西方:那個產生了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薩特們的西方;那個給共產世界和伊斯蘭世界提供了最好的攻擊把柄的西方——腐敗墮落、玩世不恭的西方;那個當年推崇共產主義、今天懼怕恐怖主義的西方┅┅那個被稱為自由派的、左派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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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希臘拒走博茨瓦納之路

人類進入21世紀不久,世界經濟就被希臘拖累。希臘人口才1078萬(不到台灣一半),排世界第76位,其生產總值(GDP)只佔歐洲的2%,放在世界天平更是微乎其微。如此小國影響世界經濟,按邏輯是不能成立的。但因為希臘是歐元區成員,它欠債三千億美元,到期不還,還揚言要退出歐元區,導致歐元區主要大國(德國法國等)恐懼,擔心多米諾骨牌效應,而導致歐元區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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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價值分歧

美國四年一度總統大選,從兩黨參選人的競選口號等,可以看出美國兩黨的主要不同,而這種不同,不僅體現美國歷史以來兩大政黨理念的根本區別,也反映了當今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國家兩大政黨的基本分歧。

在民主制度比較成熟的美、英、法、德等國家,基本都是兩大政黨輪流執政。美國是民主黨和共和黨;英國是工黨和保守黨;法國是社會黨和共和聯盟;德國是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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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奧巴馬和希特勒

很可能會有讀者瞪眼,怎麼可以把奧巴馬和希特勒相提並論?希特勒的德國是納粹,曾用武力征伐世界,對猶太人種族屠殺。美國是自由世界旗手,民主聯盟的大本營。兩個國家的領導人有可比之處嗎?當然太有了。而且不僅今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德兩國領袖就有相像、可比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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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法國左派紅潮帶來的災難

高稅收導致很多法國人不堪重負而“出逃”,像國際知名的法國搖滾樂手強尼哈萊德,則被迫移民瑞士。他說,“法國加給我的重稅,讓我感覺厭惡,我受夠了。”而在強尼之前,則有法國的汽車巨子、香奈爾大股東、家樂福合伙人、網球天后、當紅名模等很多名人富豪,都因躲避高稅收而遷離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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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為什麽美國人高舉安蘭德的畫像

西方左右派之爭在美國最為典型,在三十年代左翼羅斯福總統上台推行“新政”後更為明顯。羅斯福利用美國出現“大蕭條”經濟危機,全力推行社會主義政策——大政府,高福利,高稅收,國有化,擴大政府權力。新政獲得左翼主導的知識界歡迎,因為它的旗幟是均貧富、社會平等。這種口號本身就佔據道德高地,符合知識份子要建立“理想國”的烏托邦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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